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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对佛道两家的学说都有所批评，主要还是批评佛家的学说，对于道家的学说，尽管他也并不认可，但《传习录》上只提到过一次，并且批评它也没有超过批评佛家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忽略不计。本来，作为一个哲学家，对前人的观点提出批评，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大家都会这么做，可王阳明并不局限于此，除了批评之外，他还极力贬低佛家的学说，认为它比不过儒家。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佛家最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佛比儒家最伟大的圣人尧舜死得早。释迦牟尼佛只活了八十岁左右，舜活了一百岁，尧活了一百二十岁，所以还是儒家厉害——按这种观点，王阳明应该感到庆幸，还好彭祖没留下什么精微言论，否则以他八百岁的高龄，恐怕儒家的圣人也比他不过。
其实，在这一点上朱熹也是一样的，喜欢极力贬低佛家。他一直都在说，佛家的学说是从别家偷来的，真正的佛法其实鄙俗得很，只讲一些为善去恶的方法，就像《四十二章经》所讲的那样，非常肤浅。之所以其中会有一些精微言论，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剽窃了诸如道家之流的学说填充进去的。朱熹也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的，除了佛法中的诸多观点和道家相同外，朱熹还诘问道：佛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做中国样的押韵诗？由此可见，佛经所载非佛所说。
王阳明和朱熹都是当之无愧的圣人，可是为了贬低别派学说举出这样的理由，实在让人觉得脸红。王阳明所说的观点且不去管了，他的观点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站不住脚。至于朱熹的观点，也同样如此，实在不值一驳。释迦牟尼佛当然是不会中国样的押韵诗的，要会也只会印度样的押韵诗，但是经过翻译之后，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所以转化成了中国样的押韵诗。这样的转化叫做“归化翻译法”，是完全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的。
就义理方面而言，王阳明也说了很多，这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不过，他在这方面对佛法的批评，也并没有超越前人，说的仍然是一些老调子，诸如，佛家的学说不能用来治国平天下，等等。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王阳明认为是由于佛家的学说是自私自利的，“只成全他一个私己的心”，也就是说，佛家的学说只注重存养自己的本心，对于治理百姓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建议。
事实上，王阳明不仅认为佛家学说无益——无法用来治国平天下——并且还认为它有害——抛弃了人伦。儒家是注重人伦关系的，佛家认为这是执着，王阳明就反过来批评佛家说，他们才是执着的。因为害怕人伦关系的牵累，就把这些统统抛弃了，其实这才是执着。王阳明说：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说起来，王阳明对佛法的这些批评，归根结底在于他没有把佛法彻底弄明白。有的东西在佛法之中只是方便法门，非第一义，佛也认为是不究竟的，但是王阳明却把它们单独提出来，猛力攻击。好比王阳明说佛家学说自私自利，只成全自己，其实并不如此，大乘佛法所讲的全是普度众生，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华严经·净行品》就能有深切体会了，只不过相对儒家济世安邦的做法来讲，佛法所说的度众生在于开启众生心中的光明，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入手。这是不同于儒家的另一种方法，也完全可以用来提高百姓的生活，无可非议。
从王阳明或朱熹对佛法的批评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讨论问题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在没有彻底弄明白一个问题之前，急于下自己的结论。这样的情况在哲学思辨中太普遍了，我们先找出对方哲学中一个错误的观点，然后开足火力攻击它。旁观者以为这是真的，回头一看被攻击者的观点，发现攻击者完全就是理解错了。王阳明或朱熹在看待佛家学说时候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后世许多人在看待王阳明和朱熹的学说时同样也犯了这样的毛病，并且症状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