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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天理,灭人欲

根据朱熹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心”,也就是“仁”。那么,要如何达到“仁”,就成了朱熹要解决的课题。这个课题,孔子已经着力解决过了,他认为,我们要达到“仁”,就必须先要“孝”,这是“仁”的根本。孔子的弟子由此说:“孝”这个根本建立了,别的东西就会由此产生。譬如说,一个人懂得“孝”,却喜欢犯上,这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这是没有的——除非他是神经病。这位弟子由此进一步推导说,“孝”是“仁”的根本。

从朱熹哲学中最根本的地方说起,人之所以不是一开始就按照“理”在行动,会违背“理”,在于我们受到了“气”的影响。“理”和“气”是相互依存的,朱熹说,“理”必须要有个安顿处,而“气”便是它的安顿处。本来这很好,“理”需要安顿,“气”又可以让它安顿,只可惜“理”和“气”的结合并不一定会很合适,因此就生出了“人欲”来。而在朱熹看来,不断地去消灭“人欲”,让我们的行为完全地遵循“天理”,这样我们也就达到了“仁”。

由于朱熹认为“天理”即最恰当的准则,因此,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就是遵循最恰当的准则。在儒家眼中,最恰当的准则,就是“礼”,所以朱熹说:说复礼,即说得着实,若说作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

我们知道,孔子就是非常注重“礼”的,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在他看来,“礼”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将我们内心要表达的东西恰当地表现出来,也只有“礼”可以做到这一点。倘使一个人不学“礼”,那么他就无法恰当地表现内心的情感,就算能表现,表现出来通常也是错的。

其实说起来,孔子对于“礼”的论述并不完备。他一会儿说,不违背“礼”就是“仁”,一会儿又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仁”,“礼”对他是没用的。孔子总是把“仁”和“礼”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讲,颠来倒去,就好像是一个圆,你也搞不明白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可能连他自己也搞不明白。倒是后世的荀子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人必须要有“礼”,这源于两方面的需要。

首先是,我们人区别于禽兽,并不只是因为我们的两条腿没有毛。如果只是以两条腿有没有毛来判定这一点的话,势必引起混乱。这样一来,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得先让对方把裤脚管撩起来不可,以验证他是人还是禽兽。要命的是,不是每个人的两条腿都是光溜溜的,拿我自己来说,小腿上面的毛就特别茂盛,这样别人看到我,就准把我认成禽兽。对于我自己来说,谁要是那么讲,我就问候他奶奶,这就不太好了。所以,用腿上有没有毛来判定人与禽兽显然不对,因此我们需要“礼”,这有助于区别我们与禽兽的不同。

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有欲望就要追求。倘若我们追求的东西非常丰裕,能够让每个人都充足地得到自己所需的话,那也无所谓,可问题正在于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点。因为需要的东西是有限的,而需要的人又太多,所以难免会引起争夺,一争夺就会有混乱,一混乱就会引发灾难。

这之外荀子还提到了一点,那就是,“礼”是治国的最高准则,我们做一切事都应该根据“礼”来应变。不过,在讲这一点时,荀子只说我们应该这么做,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并没有多说。朱熹在这里做了进一步地阐发,从他的哲学中推导出去,因为“礼”即是“理”,而又因为“理”是我们的追求目的,我们要遵循“理”,所以,同样地,我们也要遵循“礼”。 7ksnFW04DFRZ+P2qNYDpJmR1iUctovp/EHbUBQx1OL7uJ75dpe02wY8r+IaKLq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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