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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在苏格兰接受了4年的教育，随即前往德国，先后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和土木工程学位。在之后的求学生涯中，辜鸿铭还相继获得了文、理、工、哲学等十几种文凭和学位。
在德国待了3年，1873年的时候，辜鸿铭又重新回到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他拜在了卡莱尔门下，即《法国革命史》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并深受其影响。在爱丁堡大学期间，辜鸿铭刻苦学习，业余时间总是泡在图书馆里面，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学识和思想。
1877年，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这时的辜鸿铭年仅19岁，但他极高的学术素养已让不少学者大师都不敢小瞧了。他开口闭口引证出一大堆名人的话，那种角落旮晃里的知识他都知道，以至于那些看书少一点儿的人，都不敢跟他交流了。
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去了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布朗安排辜鸿铭住在朋友家，邻居是一位名妓。辜鸿铭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疑惑，不知道布朗为什么要这么做。布朗向辜鸿铭解释说，他的意图是要让他看清上流社会的面目，看清社会的真实情况，看看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政客和名流，他们的面目到底是如何的。布朗这样一解释，辜鸿铭就明白了，并对此感到由衷佩服。
后来辜鸿铭和那位名妓成了很好的朋友，辜鸿铭教她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空闲的时候，他们常常聊天。辜鸿铭惊讶地发现，这位名妓不仅有学习方面的天赋，知识还十分渊博，居然连中国的唐诗她都懂，实在是太厉害了。
有一天，那名妓带了一位年老的教授来见辜鸿铭。他知道辜鸿铭是卡莱尔的学生，特地来拜访他，跟他说了很多话。教授本身是学法律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充满好感，他对辜鸿铭说，他一心想着要写一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典。
那位教授还跟辜鸿铭谈到了中国的《易经》，说到《易经》时他痛骂黑格尔，认为黑格尔是个大骗子，他的学说明明就是从《易经》中来的，他深受《易经》的影响，却不承认，反而掉过头来批评《易经》，实在是太不地道了。教授告诉辜鸿铭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易经》，这是人类文明的宝库。这话辜鸿铭听进去了，后来他非常热衷《易经》，晚年的时候更是爱不释手。
在所有的老师中，爱丁堡大学的卡莱尔是对辜鸿铭影响最大的一个。辜鸿铭进入爱丁堡大学的时候，卡莱尔已经年纪大了，讲课通常由他的大女儿代理，不过他也常常来到课堂，回答学生的一些问题，偶尔作作总结。辜鸿铭非常崇拜卡莱尔，千方百计地要接近他，甚至还跑到他家里聆听。卡莱尔确实给辜鸿铭带来了很深的影响，我们看他后来写的文章，动辄引证卡莱尔的名言。
卡莱尔受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对资本主义的鞭挞是相当严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现状，让他非常气愤。工业革命以来，社会高度发展，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念却渐渐消失了。当经济代替道德成为人们获得地位的管道时，社会的道德约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垮掉了。这是卡莱尔深深忧虑的事情，因此对资本主义，他完全没有好感，一直在批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以自由主义哲学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建制化。而自由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表现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者认为，恰当的经济制度应该是这样的：放任市场自由地调节，而不加以干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调控市场，是对自由的一种侵犯。
资本主义最初实行的正是这种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种经济政策确实有助于增加社会财富，但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一百多年发展下来，问题不断暴露，对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外趋于殖民侵略，导致军国主义。从效果上看，这很糟糕，但从自由主义的哲学上看，这虽然很惨烈，却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应该被接受的。
卡莱尔对这样的现状则十分不满，严厉批判。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彻底显露出来了，自由主义哲学所带来的不公正也让人非常抵制。就算是自由主义者，也开始逐渐放弃了彻底放任自由的观点，更注重社会的公正，渐渐融入了一些道德甚至是功利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卡莱尔的观点是深受大众欢迎的，因此在西方世界，卡莱尔的拥护者非常多。
卡莱尔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当他看到西方世界表面光鲜之下的腐败和残酷的时候，对中国社会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稳定。中国人与世无争，谦让好礼，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一直是非常强的，这些都深合卡莱尔的脾胃。有一回他甚至对辜鸿铭说，世界已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中国的民主思想才能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