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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辜鸿铭，我们最先想到的总是他对小脚的喜爱。辜鸿铭可能是近代最著名的金莲崇拜者了。
辜鸿铭还有一段对比中国缠足和西方束腰的妙语，他认为，中国的缠足无疑比西方的束腰更优胜。从视觉审美角度来看，缠足有瘦、小、尖、弯、香、软、正的优点，是束腰无法比拟的。从功能审美角度来看，比之束腰，缠足对妇女的危害也不大。这确实是事实，束腰过度，挤压内脏，对妇女身体的摧残远比缠足严重，西方妇女因束腰而死去的案例，确有不少。
辜鸿铭喜欢小脚，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对于他的这一嗜好和由此引来的趣闻，说来说去也不过就这么一点儿，由此彻底否定辜鸿铭，连他的学说都不愿意再去思考，实在是太冤枉他了。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对辜鸿铭的评价，其实是不全面的，我们延续了“五四”知识分子对缠足最浅薄的看法，只简单地从道德层面来看待这件事，没注意到缠足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缠足的起源或许是出于一种罪恶，辜鸿铭认为缠足是女性为了不过度劳动而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这并不贴切。现代对于缠足的起源有多种看法，我们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符号学等角度来探讨缠足出现的原因，这些分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女性在其中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五四”知识分子批评缠足，正源于此，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的摧残，是一种非常野蛮和不人道的习俗，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妇女自身的能动性，她们的主动选择。在“五四”知识分子眼里，妇女就好像一块任人塑造的橡皮泥，只被动地接受着社会对她们的摧残，毫无选择的余地，但我们深入探寻缠足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对妇女自身来说，当时的社会，男性以女性的脚是否够小够正来评判女性。这种评价的准则虽然不公正，但确实是当时社会的现实。这一评价的态度也影响了女性自身，她们为了获得地位和认可，缠小自己的足，并为自己拥有一双小脚而骄傲。
我们追溯缠足发展历程的复杂性，就会发现，缠足的每个阶段都与利益息息相关。男人们为缠足塑造了一种文化上的尊贵性，让女人把缠足当作一种荣耀。她们把脚缠得越小，男人们的巴掌就拍得越响，于是女人就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脚裹小。但是，在这背后更深的却是经济原因，缠与不缠，都与利益争夺纠结在了一起。
旧社会，媒婆看一位女性，并不是看她长得怎么样，而是看她的脚是否缠得好。旧社会男女双方并不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而是父母包办婚姻。结婚之前，双方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因此，男方无法通过女方的言行举止了解她，而缠足就成了了解女性的一种途径。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把自己一双脚缠好，能彰显自己的勤劳与精巧，借此获得男性的关注与认可。
清末民初，改良派和启蒙知识分子们一再要求政府废止缠足，其部分原因同样也是出于利益考量：废止缠足，以免被外国人讥笑，无法获得与之平等的地位。他们当然也从道德方面入手批判缠足了，不过真正起作用的，是经济原因。在缠足兴盛的八百多年间，道德家们对缠足一直都有批评，但之前的批评没产生多大效果，正是因为那时的缠足并没有触及经济利益。
民初时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放足运动，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措施对妇女极为有益，我们想当然地会认为，妇女一定非常欢迎，结果却不是这样，这一政策遭到了社会强烈的反对，有的地方甚至发动武装抵抗。
部分妇女因为担心放足后会被拉去打仗，反而把脚缠得更紧了。后来日本侵华，妇女发现缠了足不利于自己逃命，这才不愿意缠足了。不管是因为担心被拉去打仗而继续缠足，还是担心被日本兵抓获而实行放足，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由此我们更能看出缠足之中的利益纠葛。
清末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缠足的批判，出发点值得赞扬，但他们单单从道德方面入手去批判，其实并未抓到根本，从结果上来看，他们的做法也危害不小。当历代文人塑造起的缠足文化尊荣被他们摧毁之后，在时代审美逆转的情况下，缠足妇女所遭遇的痛苦和焦虑，是难以计量的，而这一点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相比来说，辜鸿铭喜欢缠足，尽管落后，但是把他的这一嗜好放在整个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下去看，是值得原谅的，他不过也是被历代文人塑造起来的错误文化欺骗了而已，就连苏轼和唐伯虎等文化大师都歌咏过小脚呢，辜鸿铭对缠足的喜爱实在很一般。而启蒙知识分子歧视女性，认为缠了足的妇女是废物，毒害国家，甚至一些官僚还要求男性佩戴袖章，发誓不与缠足女性结婚等等，这些极端的做法无疑也是有害的。
辜鸿铭拥护纳妾和他喜欢小脚一样出名，对于中国特有的缠足和纳妾习俗，西方人一律非常反对，中国人对此却态度不一。缠足大家都批判，对于纳妾，批判却并不严厉。关于纳妾有两则与辜鸿铭有关的著名趣闻，我们会发现，其中质问辜鸿铭纳妾言论的，都是外国人。
当别人质疑辜鸿铭，认为一个男人无法调和几个女人，辜鸿铭答道，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个茶壶可以配多个杯子，一个男人为什么不能配多个女人？还有一次，一个德国贵妇人诘问辜鸿铭，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拥有多个男人呢？辜鸿铭不慌不忙地答道，一辆汽车有四只轮胎，可我们备着的打气筒就只有一个呀。
在这些故事中，辜鸿铭都用比喻为纳妾辩护，这些比喻虽然精辟又有趣味，但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一个茶壶配四个杯子，可以证明一个男人能娶多个女人，那么，一个钥匙开一把锁，岂不是反过来就证明了，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其实，辜鸿铭说这些话只不过是出于调侃，他真正拥护纳妾，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从整体上讲，纳妾有助于增进社会的福利。
在文章中，辜鸿铭详细地阐述了他支持纳妾的理由，这些理由并不像他的茶壶理论和打气筒理论一样，认为一个男人娶多个女人是出于自然。恰恰相反，他也认为这么做有弊端，但出于社会整体的福利考虑，辜鸿铭觉得这种做法是值得原谅的，包括他看待儒家的婚姻制度也是如此，他赞同是因为那种制度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的观点。
现在我们对功利主义有着很大的误解，一般人望文生义，总认为功利主义就是指凡事都从利益方面去考量，自私自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功利主义者确实都是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衡量人们的选择，但衡量的尺度并不是金钱，最终的目的，是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功利主义者孜孜追求的，就是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在法律和政治中，这一看法对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辜鸿铭的发心值得谅解，但他的观点仍然有一个重大的弊端，那就是纳妾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个体的权利。我们遵从儒家的婚姻制度，确实可以使家庭得以稳定和持久，但个人在其中却往往得不到幸福。问题是，我们应该更注重社会整体的稳定，还是更注重个人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