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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香港期间，辜鸿铭曾多次去往厦门和上海等地。自从上次在新加坡见到马建忠以来，辜鸿铭对他念念不忘，他去大陆，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再次会晤马建忠，很可能是想通过马建忠进入中国的政坛，但马建忠公务繁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见他。辜鸿铭四处溜达了一下，旁听了一些私塾教育，然后就坐船回香港去了。正是在这次旅途中，辜鸿铭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澍。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前夕，时任两广总督、在前线负责中法事宜的大臣张之洞派杨汝澍去福建公干。杨汝澍完成任务之后，打算经香港回广州去，结果遇到了辜鸿铭。那时候辜鸿铭正和两个德国人在交谈，虽然杨汝澍完全听不懂辜鸿铭讲的是什么，但见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偶尔还夹杂着几个拉丁文和希腊文，直说得那两个德国人把头点得跟啄木鸟似的，让杨汝澍感到非常惊讶。
船晃晃悠悠地从上海出发，一路上辜鸿铭都有点儿懒洋洋的，没有见到马建忠，他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因此路上情绪不高。后来遇到两个德国人在谈论着西方伦理学的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听了一阵子，忍不住技痒，立即加入了进去，旁征博引，侃侃而谈。那两个德国人见一个中国青年对西方文化这么熟悉，说的又是纯正的西方语言，立即被镇住了。
站在不远处的杨汝澍，也被辜鸿铭镇住了。那时候国内精通西学的人才十分缺乏，能够纯熟地使用一门外语的人，也并不多见。张之洞府中的那些德语翻译，说的德国话德国人几乎是听不懂的，如果能把辜鸿铭召到府中，一定有极大的助益。更何况，中国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好，西方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正需要精通西学的人才效力，因此杨汝澍有意要把辜鸿铭收归张之洞帐下。
在辜鸿铭和那两个德国人交流完之后，杨汝澍立即上前和辜鸿铭搭讪，旁敲侧击地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最后问他，如果有机会，他是否愿意回国效力？辜鸿铭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回国效力，事实上他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杨汝澍问辜鸿铭要了他在香港的地址，答应条件允许的话，就派人过来找他。
和杨汝澍分手之后，辜鸿铭自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就给了人家一个地址，路远迢迢，人家兴师动众来找他的概率，估计不大。杨汝澍倒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一回去就找到了张之洞府中最高级的幕僚赵凤昌，向他提到了辜鸿铭的情况。赵凤昌敏感地意识到，辜鸿铭确实是个人才，于是立即上报给张之洞。那时中法之间为了越南剑拔弩张，张之洞正缺少人才，求贤若渴，听了赵凤昌的话，当即派人去请辜鸿铭了。就这样，辜鸿铭来到了张之洞的府中。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于1837年出生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因此又称张南皮。张之洞家世代官宦，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家世已经衰落了，他父亲张镁中过举人，不过多次参加会试却考不中。张之洞在仕途方面却是一帆风顺，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乡试中解元之后，他又通过了会试，复试更是夺得一等一名的好成绩，殿试对策时，他的表现也非常良好。张之洞出生之后不久，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张之洞考中进士之前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了，国内的起义军又层出不穷，国家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可以说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张之洞很早就萌发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喜欢看兵法和经济类的书籍，就算是看儒家典籍，最终他也是以实用为主的。看得出来，他的抱负就是奔着要治理天下而去的。
1877年，张之洞在翰林院任职，成了清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在同治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做过他的老师，有威望，资历高，重名节，因此清流人士都聚集在他的身边。这些人有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邓承修等，其中以张之洞和张佩纶最为突出，被人称为“青牛角”。
清流人物以维护名教为己任，行事往往抱着一腔理想主义的热血，性格耿直，棱角分明，最为重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做事的时候，发心是否道德。他们依据的准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所推崇的“道”，其实就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李鸿藻早年母亲去世，死活要回去守丧3年，哪怕慈禧太后夺情不允，他也不管，坚持回家，恪守儒家准则。从这件事正可以看出清流的特点所在。
清流重视的是道德原则，张之洞之所以成为清流骨干，正是因为在道德方面，他的表现非常卓越。不管是在任考官还是任学政期间，他都力求在道德上做到无懈可击。到翰林院任职之后，他仍然不避嫌怨，不计祸福，敢于直言，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事实上，名节问题一直到老他都非常重视。
清流人物的做法趋于理想主义，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有时候是不适用的。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清流所重视的名教和社会所需要的富强格格不入。文明确实重要，但当国家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不得不放下文明，追求富强，这也没什么错误。清流人物见这种风气对名教产生危害，却愤懑不平，大声疾呼，这与时代的主流相违背，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后来大多数清流果然都倒霉了。虽然他们的发心是正义的，但不得不说，他们也存在着问题。
辜鸿铭后来论及清流人物，谈到了重视名教的清流和重视富强的大臣之间的区别。辜鸿铭倒并不反对重视富强，他认为，重视富强的大臣关乎国家兴亡，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指出，重视名教的大臣更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人类的存亡。清流人物都不喜欢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因为他们只关心富强而忽视了名教，用人的时候，“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
按辜鸿铭的意思，名教就算不如富强重要，至少也该是在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上。辜鸿铭心里，名教的地位其实是高于富强的。张之洞早年重视名教，辜鸿铭给予他的评价就很高，认为他是儒臣。后来张之洞在行事时加入了不少功利因素，重视富强，成了洋务派的首领，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辜鸿铭却已经感到有些失望了，认为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文明的缺失。很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在后来真的成真了。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期间，中国和法国因为越南问题爆发了一场战争。越南历来都是中国的附属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到了19世纪，中国自顾不暇，对越南更是照顾不到了。法国这时正有意往东发展，打算把越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法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力有一定恢复，清王朝决心遏制法国觊觎越南的野心。
法国有意吞并越南，清王朝内部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清流人物为主，主张和法国开战。他们的荣誉感和爱国心要求他们绝不允许与法国妥协，哪怕最后玉石俱焚，也要拿起枪冲上前线去。主战派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旦纵容法国吞并越南，对中国势必将产生威胁。另一派以恭亲王奕诉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主，主张和法国和谈。这派认为中国国力不如法国，现在正应该埋头求发展，而不是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战，开战肯定得不偿失。
朝廷最初倾向于主和派的观点，派李鸿章前去谈判，最后约定，中国撤回驻扎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法国则保证不侵略越南北部。同时，中法两国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从中国的附属国成了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这份约定避免了与法国开战，但是中国却也丧失了一些原先拥有的权力，可以说是得失参半。但是没料到，法国新上台的政府，居然不同意这份协定。
法国开始向越南增兵，中国觉得有必要和法国讲讲道理，讲道理的方法就是和他们打一仗。主战派在这时又抬头了，他们的请求获得了朝廷最高层的同意，朝廷开始派遣大量军队前往越南，与法国开战。当时朝廷足足调遣了5万军队，而在越南的法军只有1.6万人，在人数上，中国占优势，可惜最后交战的时候，中国仍旧没能打赢，朝廷因此只能去请和。
李鸿章再次受命，奔赴天津与法国人谈判，他们倒是达成了协议，可这回中国内部又不同意了，清流派反对得非常激烈，最终中法之间的战争又打了起来。正是在这时，张之洞被调任为两广总督，负责前线战事。作为一个清流派领袖，张之洞对法国的态度向来很强硬，要求与之决战。他上任之后立即筹备战事，但最后和法国的战争却打输了，福建战线更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中法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惨烈的，中国被迫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接着，中国又相继失去了对缅甸和朝鲜等国的宗主权，中国的边境地区开始面临着列强的威胁，就连京畿重地也不再安全了。这些事对张之洞刺激很大，中法战争可以说是张之洞一生的转折点，使他开始从清流派转向了洋务派，从维护名教转向了务实发展，并最终成了洋务派的领袖人物。
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时，张之洞还是一个著名的“青牛角”，战斗力极强，属于攻击型清流。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坚决主战，这种举动所透露出来的正义感，让辜鸿铭大为折服。进入张之洞幕府后，辜鸿铭成了张之洞的外文秘书，有时也帮着张之洞处理一些税务方面的督办行政工作。
张之洞对辜鸿铭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来的第一天，张之洞就带着他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向大家介绍辜鸿铭时，张之洞还极口夸赞他的外文水平，把他说得天上有地上无。就连向来高傲的辜鸿铭，听了张之洞的吹捧，也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赶紧向同僚们谦虚一番。
接着，张之洞把辜鸿铭带到了他以后办公的地方，辜鸿铭大大咧咧地往办公桌前一坐，把张之洞晾在一边。辜鸿铭常年生活在国外，养成了直来直去的性格，对中国人的礼节不太熟悉。礼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对方愉悦，能够与人打好关系，无形之中其实对自己相当有助益。
辜鸿铭不太懂礼，就算懂，出于自己清高的气节，他也不愿意过分多礼，因此别人普遍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张之洞很宽容，没和他计较，别人却不会这样。辜鸿铭其实也了解这一点，后来他就说过，自己在事业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阻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太懂礼节。
张之洞走后，差人把公文送了过来，那是一份英文订货单，辜鸿铭看了几行，就暴喝一声，嘴里立即骂骂咧咧。原来在那份订货单上，把中国货说成是土货，这让辜鸿铭大受刺激，觉得国家的尊严受到了严重践踏，登时火冒三丈，还拿起笔来，作势要改，吓得那个差人赶紧劝阻辜鸿铭，说这使不得。
差人对辜鸿铭说：“更改公文要经大帅允许，不能擅自更改的，更何况这份公文已经双方签订，擅自更改，会带来生意上的损失不说，甚至还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辜鸿铭看到差人畏缩的心态更是恼怒，口无遮拦地把张之洞都骂了，大叫说：“张南皮又怎么样？张南皮难道不同意我改？他眼睛瞎了吗？”
辜鸿铭的叫骂声把隔壁办公室的同僚都引来了，大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这件事褒贬不一，不过大多数人仍然持赞赏的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不赞同，觉得洋人会不赞同更改。对这些表示反对的人，辜鸿铭立即骂得他们狗血淋头，并表示，就算抚台不要他改，他也照样要改；非不要他改，他就不干了！
后来公文呈递到张之洞手中，张之洞没说什么，批阅通过了。这其中的曲折，别人早就报告给张之洞了，辜鸿铭骂他，他也知道，不过他淡淡一笑，就过去了。经过这件事，同僚们对辜鸿铭的傲骨和气节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一直到老，辜鸿铭都没有改变这种傲骨和气节，只要觉得别人的做法有错，立即开骂。他骂过张之洞，骂过袁世凯，骂过李鸿章，甚至还公然骂过慈禧太后。
刚进入张之洞幕府，辜鸿铭就曾向张之洞提议，订一些国外的报纸杂志，摘要一些精华内容，这样可以随时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动态，也可以知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张之洞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让辜鸿铭着手去办。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辜鸿铭放开手去办了，一口气就订了三十多种报纸、五百多种杂志，数量极其庞大，但当他把书单交给张之洞过目时，张之洞并没反对。
辜鸿铭离开后，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前来商谈公务，张之洞把辜鸿铭拟定的书单给梁鼎芬看。梁鼎芬一看吓了一跳，对张之洞说，辜鸿铭订这么多报纸杂志，就连看完都困难，要看完之后再选取精华，更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说实话，他有点担心辜鸿铭的能力。张之洞却哈哈一笑，认为梁鼎芬不必担心，辜鸿铭既然拟定这些报纸杂志，必然有他的道理，他相信他能应付得来。
梁鼎芬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嘀咕，但过了几天，他算是真正见识到辜鸿铭的能力了。那天他去找张之洞，等他好久却不见他出来，于是他索性到张之洞的书房去找他。走到门前，听到辜鸿铭的声音，他正向张之洞高谈阔论西方局势。梁鼎芬伸头往窗户中看去，只见张之洞正襟危坐地听着辜鸿铭分析，辜鸿铭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才算停止。这下梁鼎芬对辜鸿铭不得不佩服了，连张之洞也很欣赏辜鸿铭，认为他确实是个才子。
得到张之洞器重和赏识的同时，辜鸿铭也受到了同僚的一些排挤。此时的辜鸿铭还是个西化论赞成者，与受传统中国文化所影响的那些同僚不同，他们彼此之间观念不一样，当然会有一些对立和不信任。辜鸿铭因为不懂中国文化，去向同僚请教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甚至还出口不逊，把辜鸿铭给气坏了。当然，辜鸿铭求教的态度也有点儿粗野，这也是别人不愿意教他的原因。后来张之洞知道了这件事，居然主动提出，由他亲自来教他。
辜鸿铭虽然学了一点儿中国文化，毕竟限于接触时间尚短，还没能了解其中的精髓，他更为熟悉的仍是西方文化。张之洞生日那天，高朋满座，著名大儒沈曾植也在。席间辜鸿铭畅谈西方文化，几杯酒下去，他更是停不下来。他分析得确实有点儿道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赞同，唯有沈曾植埋头吃东西，这让辜鸿铭十分不满，转头有点儿挑衅地问沈曾植，怎么一句话都不讲？
沈曾植对辜鸿铭的卖弄与狂妄有点儿不满，冷冷答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你要懂我说的话，至少得再看二十年的中国书！”辜鸿铭一听这话愣了愣。通常来讲，都是他挖苦别人，还没有别人挖苦过他呢，沈曾植居然如此挖苦他，让他大受刺激。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什么来反驳沈曾植，不过这件事他记下来了。辜鸿铭是一个挺记仇的人，当众让他丢脸，这件事他肯定忘不掉。
二十年后，又是张之洞的生日，沈曾植又来庆贺。辜鸿铭还记得他，他来之后，辜鸿铭就把他拉过去，指着一堆藏书诘问他：“这些书，哪些是你懂，我不懂的？哪些是你能背，我不能背的？”沈曾植陡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件事，心里感慨辜鸿铭真是太会记仇了，嘴上说，自己老了，要退出舞台了，而他正在走上舞台，未来是他的。同时沈曾植还夸赞辜鸿铭贯通中西文化，前程似锦。辜鸿铭听了这话算是满意了，不再记恨当年的仇恨，与沈曾植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