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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对中国这样的评价，使辜鸿铭不再自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反而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尽管在那时候，他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看过的中国书，仅限于一本《聊斋志异》，但是他不再会因为西方人歧视他而感到痛苦了，反而因为那些人片面地理解中国，让辜鸿铭觉得，他们才是更应该遭到歧视的。事实上在辜鸿铭心里，他确实一直歧视着那些愚蠢的西方人。
当辜鸿铭认同了中国文化后，求学期间，他甚至还在自已的住处做了一个祭台，每逢过节祭祀他的祖先。这种异样的文化立即引起了和欧洲本土的文化的对抗，他的房东太太看他做着如此奇怪的事，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这里享受你的这些酒菜？”辜鸿铭立即反唇相讥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或者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献鲜花花香的时候。”
还有一回，辜鸿铭坐电车从爱丁堡大学到市立图书馆，在电车上他看着一份报纸。这时上来了几个英国人，坐在他面前，他们还没有向他挑衅呢，辜鸿铭就故意把报纸倒过来看，去引他们挑衅自己。那些英国人见到之后笑得前俯后仰，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辜鸿铭也不反驳，只等他们说完之后，他才用纯正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实在没意思。”
那几个英国人见辜鸿铭把英语说得这么流畅，都惊呆了，想到刚才讲的话，满脸的尴尬，而辜鸿铭则为此得意万分。他不仅以中国文化自豪，而且还试图打击西方人的气焰，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文明并不值得他们如此骄傲，更不应该以此贬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就算不比西方文明优胜，至少也不会差。
在1878年，辜鸿铭结束欧洲的求学生涯，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在辜鸿铭留学爱丁堡大学期间，辜紫云就因病去世了，但是为了不妨碍辜鸿铭在欧洲留学，临终前，他写信给布朗，让他帮忙隐瞒这个消息。辜鸿铭回到槟榔屿时，辜紫云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已经荒芜了，这让辜鸿铭感到非常伤感。
回到槟榔屿之后，辜鸿铭被委派到了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担任公职。在那里，辜鸿铭待了3年，不过并没有受到多大重用，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但在新加坡期间，辜鸿铭却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马建忠。
辜鸿铭是在1881年遇到马建忠的。马建忠，字眉叔，江苏镇江人，即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评论者在评价马建忠在此方面的功绩时，曾指出，如果没有他，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要晚一些。
和辜鸿铭一样，马建忠也去国外留过学，辜鸿铭就读于巴黎大学的时候，马建忠也在那里念书，他们算是校友，不过并没有见过面，辜鸿铭只听过马建忠的名字。马建忠在巴黎大学读了3年书，就获得了博士文凭，回国之后在李鸿章的麾下效力。1881年，马建忠从印度回国，途经新加坡，下榻在新加坡的海滨宾馆。辜鸿铭得到消息，二话不说，立即就赶过去拜见他了。
此时的辜鸿铭非常向往中国文化，但是苦于不入其门。马建忠作为一个在学问上贯通中西的人，给辜鸿铭带来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卡莱尔虽然也向辜鸿铭讲过中国文化，但是卡莱尔自己对中国文化所知也很有限。听了马建忠的阐述，辜鸿铭才真正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见到马建忠之后，他们两人谈了三天，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人对平静和谐精神的那种追求。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西方人重视进取，中国人重视的却是心灵的愉悦和宁静。当时有人用动和静来划分中西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马建忠告诉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是一个“逸”字，追求的是悠闲愉快的生活，是闲情雅致和浪漫的美感。
这些话让辜鸿铭听得如痴如醉，和马建忠畅谈三天之后，辜鸿铭回去就把新加坡的工作给辞掉了，回到了家乡槟榔屿，开始读线装书，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辜鸿铭简直着魔了，他妈妈看他一心向往中国，以为他发了精神病。辜鸿铭也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甚至脱掉了西装革履，换上了中国人的服饰，有模有样地做起了一个中国人。
和马建忠的会面对辜鸿铭影响很大，多年以后，辜鸿铭曾这样说道：“在新加坡与马建忠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会晤的时候，马建忠建议辜鸿铭回国效力，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精通西学的人实在太少了。正是因为听了马建忠的话，辜鸿铭立即辞掉了工作，并且在尚未得到答复的时候就离开了，要找机会去中国。
辜鸿铭在槟榔屿待了一段时间，终于，1881年，他得到了去中国的机会。当时有一支英国探险队，打算去缅甸的曼德勒，他们预备先去中国的广州，转赴云南，越过滇缅边境，然后进入缅甸的曼德勒。途经槟榔屿时，这支探险队四处招聘中文翻译。应聘的人倒是有一些，但这些人见探险队的路途尽是深山老林，觉得生命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所以最终还是没人愿意。
辜鸿铭听到了这个消息，二话不说就去报名，并应聘成功。辜鸿铭打算借此机会领略一番祖国的山水风情和人文习俗，至于去缅甸探险，他是没有兴趣的。后来在中国境内，辜鸿铭跟着探险队一路走，快快活活，一旦到达滇缅边境，他就辞职不干了。滇缅边境道路难行，危机四伏，探险队员负伤的事很常见，甚至有牺牲的。辜鸿铭在这里选择离开，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离开探险队之后辜鸿铭并没有回槟榔屿，而是选择去了香港。在辜鸿铭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辜紫云到中国做生意，曾带着他来过香港，他对这里依稀有些熟悉。自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城市。在此辜鸿铭既能够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动态，同时还能从这里的中国人身上，了解纯正的中国文化。
之前，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会讲一些闽南话，但不认识汉字，也不会写，要看懂中国的典籍，对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他不得不借助当地一些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力量，向他们请教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麻烦他们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然后再借助自己的英文来学习。
辜鸿铭在香港待了几年时间，在这几年里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国文化中，进步飞快。以前他只是听人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并不了解，现在他真正了解了这一点，忍不住感慨道：“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终其一生，辜鸿铭都自始至终地认为，真理就在中国的文化之中。
当辜鸿铭的国学修养飞跃之后，再看那些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他对这些人的水平就不敢恭维了。那时有一位传教士，在自己的文章上居然署名为“宿儒”，这让辜鸿铭觉得十分荒谬。他立即写了两篇《中国学》的文章，投到了《字林西报》上，并且刊登出来了，这应该是辜鸿铭刊登的最早的文章。
在文章中辜鸿铭毫不掩饰地批评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往往他们“出版了几个省市方言的些许对话或者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就被称为汉语学者了，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事实上，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相当粗浅的，不过是起步阶段而已。辜鸿铭指出，那些西方学者们不能这样自高自满。他希望他们能潜心学习中国文化，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居住在香港期间，辜鸿铭曾多次去往厦门和上海等地。自从上次在新加坡见到马建忠以来，辜鸿铭对他念念不忘，他去大陆，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再次会晤马建忠，很可能是想通过马建忠进入中国的政坛，但马建忠公务繁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见他。辜鸿铭四处溜达了一下，旁听了一些私塾教育，然后就坐船回香港去了。正是在这次旅途中，辜鸿铭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澍。
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前夕，时任两广总督、在前线负责中法事宜的大臣张之洞派杨汝澍去福建公干。杨汝澍完成任务之后，打算经香港回广州去，结果遇到了辜鸿铭。那时候辜鸿铭正和两个德国人在交谈，虽然杨汝澍完全听不懂辜鸿铭讲的是什么，但见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偶尔还夹杂着几个拉丁文和希腊文，直说得那两个德国人把头点得跟啄木鸟似的，让杨汝澍感到非常惊讶。
船晃晃悠悠地从上海出发，一路上辜鸿铭都有点儿懒洋洋的，没有见到马建忠，他还是感到有些失望，因此路上情绪不高。后来遇到两个德国人在谈论着西方伦理学的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文化人，辜鸿铭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听了一阵子，忍不住技痒，立即加入了进去，旁征博引，侃侃而谈。那两个德国人见一个中国青年对西方文化这么熟悉，说的又是纯正的西方语言，立即被镇住了。
站在不远处的杨汝澍，也被辜鸿铭镇住了。那时候国内精通西学的人才十分缺乏，能够纯熟地使用一门外语的人，也并不多见。张之洞府中的那些德语翻译，说的德国话德国人几乎是听不懂的，如果能把辜鸿铭召到府中，一定有极大的助益。更何况，中国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好，西方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正需要精通西学的人才效力，因此杨汝澍有意要把辜鸿铭收归张之洞帐下。
在辜鸿铭和那两个德国人交流完之后，杨汝澍立即上前和辜鸿铭搭讪，旁敲侧击地了解他的一些情况，最后问他，如果有机会，他是否愿意回国效力？辜鸿铭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回国效力，事实上他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杨汝澍问辜鸿铭要了他在香港的地址，答应条件允许的话，就派人过来找他。
和杨汝澍分手之后，辜鸿铭自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就给了人家一个地址，路远迢迢，人家兴师动众来找他的概率，估计不大。杨汝澍倒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一回去就找到了张之洞府中最高级的幕僚赵凤昌，向他提到了辜鸿铭的情况。赵凤昌敏感地意识到，辜鸿铭确实是个人才，于是立即上报给张之洞。那时中法之间为了越南剑拔弩张，张之洞正缺少人才，求贤若渴，听了赵凤昌的话，当即派人去请辜鸿铭了。就这样，辜鸿铭来到了张之洞的府中。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于1837年出生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因此又称张南皮。张之洞家世代官宦，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家世已经衰落了，他父亲张镁中过举人，不过多次参加会试却考不中。张之洞在仕途方面却是一帆风顺，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乡试中解元之后，他又通过了会试，复试更是夺得一等一名的好成绩，殿试对策时，他的表现也非常良好。张之洞出生之后不久，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张之洞考中进士之前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了，国内的起义军又层出不穷，国家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可以说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张之洞很早就萌发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喜欢看兵法和经济类的书籍，就算是看儒家典籍，最终他也是以实用为主的。看得出来，他的抱负就是奔着要治理天下而去的。
1877年，张之洞在翰林院任职，成了清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人，在同治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做过他的老师，有威望，资历高，重名节，因此清流人士都聚集在他的身边。这些人有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邓承修等，其中以张之洞和张佩纶最为突出，被人称为“青牛角”。
清流人物以维护名教为己任，行事往往抱着一腔理想主义的热血，性格耿直，棱角分明，最为重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做事的时候，发心是否道德。他们依据的准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所推崇的“道”，其实就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李鸿藻早年母亲去世，死活要回去守丧3年，哪怕慈禧太后夺情不允，他也不管，坚持回家，恪守儒家准则。从这件事正可以看出清流的特点所在。
清流重视的是道德原则，张之洞之所以成为清流骨干，正是因为在道德方面，他的表现非常卓越。不管是在任考官还是任学政期间，他都力求在道德上做到无懈可击。到翰林院任职之后，他仍然不避嫌怨，不计祸福，敢于直言，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事实上，名节问题一直到老他都非常重视。
清流人物的做法趋于理想主义，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有时候是不适用的。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清流所重视的名教和社会所需要的富强格格不入。文明确实重要，但当国家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不得不放下文明，追求富强，这也没什么错误。清流人物见这种风气对名教产生危害，却愤懑不平，大声疾呼，这与时代的主流相违背，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后来大多数清流果然都倒霉了。虽然他们的发心是正义的，但不得不说，他们也存在着问题。
辜鸿铭后来论及清流人物，谈到了重视名教的清流和重视富强的大臣之间的区别。辜鸿铭倒并不反对重视富强，他认为，重视富强的大臣关乎国家兴亡，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指出，重视名教的大臣更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人类的存亡。清流人物都不喜欢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因为他们只关心富强而忽视了名教，用人的时候，“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
按辜鸿铭的意思，名教就算不如富强重要，至少也该是在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上。辜鸿铭心里，名教的地位其实是高于富强的。张之洞早年重视名教，辜鸿铭给予他的评价就很高，认为他是儒臣。后来张之洞在行事时加入了不少功利因素，重视富强，成了洋务派的首领，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辜鸿铭却已经感到有些失望了，认为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文明的缺失。很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在后来真的成真了。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期间，中国和法国因为越南问题爆发了一场战争。越南历来都是中国的附属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到了19世纪，中国自顾不暇，对越南更是照顾不到了。法国这时正有意往东发展，打算把越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法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力有一定恢复，清王朝决心遏制法国觊觎越南的野心。
法国有意吞并越南，清王朝内部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清流人物为主，主张和法国开战。他们的荣誉感和爱国心要求他们绝不允许与法国妥协，哪怕最后玉石俱焚，也要拿起枪冲上前线去。主战派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旦纵容法国吞并越南，对中国势必将产生威胁。另一派以恭亲王奕诉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主，主张和法国和谈。这派认为中国国力不如法国，现在正应该埋头求发展，而不是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战，开战肯定得不偿失。
朝廷最初倾向于主和派的观点，派李鸿章前去谈判，最后约定，中国撤回驻扎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法国则保证不侵略越南北部。同时，中法两国共同保证越南的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从中国的附属国成了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这份约定避免了与法国开战，但是中国却也丧失了一些原先拥有的权力，可以说是得失参半。但是没料到，法国新上台的政府，居然不同意这份协定。
法国开始向越南增兵，中国觉得有必要和法国讲讲道理，讲道理的方法就是和他们打一仗。主战派在这时又抬头了，他们的请求获得了朝廷最高层的同意，朝廷开始派遣大量军队前往越南，与法国开战。当时朝廷足足调遣了5万军队，而在越南的法军只有1.6万人，在人数上，中国占优势，可惜最后交战的时候，中国仍旧没能打赢，朝廷因此只能去请和。
李鸿章再次受命，奔赴天津与法国人谈判，他们倒是达成了协议，可这回中国内部又不同意了，清流派反对得非常激烈，最终中法之间的战争又打了起来。正是在这时，张之洞被调任为两广总督，负责前线战事。作为一个清流派领袖，张之洞对法国的态度向来很强硬，要求与之决战。他上任之后立即筹备战事，但最后和法国的战争却打输了，福建战线更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中法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惨烈的，中国被迫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接着，中国又相继失去了对缅甸和朝鲜等国的宗主权，中国的边境地区开始面临着列强的威胁，就连京畿重地也不再安全了。这些事对张之洞刺激很大，中法战争可以说是张之洞一生的转折点，使他开始从清流派转向了洋务派，从维护名教转向了务实发展，并最终成了洋务派的领袖人物。
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时，张之洞还是一个著名的“青牛角”，战斗力极强，属于攻击型清流。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坚决主战，这种举动所透露出来的正义感，让辜鸿铭大为折服。进入张之洞幕府后，辜鸿铭成了张之洞的外文秘书，有时也帮着张之洞处理一些税务方面的督办行政工作。
张之洞对辜鸿铭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来的第一天，张之洞就带着他上上下下转了一圈，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向大家介绍辜鸿铭时，张之洞还极口夸赞他的外文水平，把他说得天上有地上无。就连向来高傲的辜鸿铭，听了张之洞的吹捧，也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赶紧向同僚们谦虚一番。
接着，张之洞把辜鸿铭带到了他以后办公的地方，辜鸿铭大大咧咧地往办公桌前一坐，把张之洞晾在一边。辜鸿铭常年生活在国外，养成了直来直去的性格，对中国人的礼节不太熟悉。礼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对方愉悦，能够与人打好关系，无形之中其实对自己相当有助益。
辜鸿铭不太懂礼，就算懂，出于自己清高的气节，他也不愿意过分多礼，因此别人普遍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张之洞很宽容，没和他计较，别人却不会这样。辜鸿铭其实也了解这一点，后来他就说过，自己在事业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阻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太懂礼节。
张之洞走后，差人把公文送了过来，那是一份英文订货单，辜鸿铭看了几行，就暴喝一声，嘴里立即骂骂咧咧。原来在那份订货单上，把中国货说成是土货，这让辜鸿铭大受刺激，觉得国家的尊严受到了严重践踏，登时火冒三丈，还拿起笔来，作势要改，吓得那个差人赶紧劝阻辜鸿铭，说这使不得。
差人对辜鸿铭说：“更改公文要经大帅允许，不能擅自更改的，更何况这份公文已经双方签订，擅自更改，会带来生意上的损失不说，甚至还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辜鸿铭看到差人畏缩的心态更是恼怒，口无遮拦地把张之洞都骂了，大叫说：“张南皮又怎么样？张南皮难道不同意我改？他眼睛瞎了吗？”
辜鸿铭的叫骂声把隔壁办公室的同僚都引来了，大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这件事褒贬不一，不过大多数人仍然持赞赏的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不赞同，觉得洋人会不赞同更改。对这些表示反对的人，辜鸿铭立即骂得他们狗血淋头，并表示，就算抚台不要他改，他也照样要改；非不要他改，他就不干了！
后来公文呈递到张之洞手中，张之洞没说什么，批阅通过了。这其中的曲折，别人早就报告给张之洞了，辜鸿铭骂他，他也知道，不过他淡淡一笑，就过去了。经过这件事，同僚们对辜鸿铭的傲骨和气节有了一个很深的认识。一直到老，辜鸿铭都没有改变这种傲骨和气节，只要觉得别人的做法有错，立即开骂。他骂过张之洞，骂过袁世凯，骂过李鸿章，甚至还公然骂过慈禧太后。
刚进入张之洞幕府，辜鸿铭就曾向张之洞提议，订一些国外的报纸杂志，摘要一些精华内容，这样可以随时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动态，也可以知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张之洞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让辜鸿铭着手去办。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辜鸿铭放开手去办了，一口气就订了三十多种报纸、五百多种杂志，数量极其庞大，但当他把书单交给张之洞过目时，张之洞并没反对。
辜鸿铭离开后，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前来商谈公务，张之洞把辜鸿铭拟定的书单给梁鼎芬看。梁鼎芬一看吓了一跳，对张之洞说，辜鸿铭订这么多报纸杂志，就连看完都困难，要看完之后再选取精华，更是费时费力的事情。说实话，他有点担心辜鸿铭的能力。张之洞却哈哈一笑，认为梁鼎芬不必担心，辜鸿铭既然拟定这些报纸杂志，必然有他的道理，他相信他能应付得来。
梁鼎芬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嘀咕，但过了几天，他算是真正见识到辜鸿铭的能力了。那天他去找张之洞，等他好久却不见他出来，于是他索性到张之洞的书房去找他。走到门前，听到辜鸿铭的声音，他正向张之洞高谈阔论西方局势。梁鼎芬伸头往窗户中看去，只见张之洞正襟危坐地听着辜鸿铭分析，辜鸿铭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才算停止。这下梁鼎芬对辜鸿铭不得不佩服了，连张之洞也很欣赏辜鸿铭，认为他确实是个才子。
得到张之洞器重和赏识的同时，辜鸿铭也受到了同僚的一些排挤。此时的辜鸿铭还是个西化论赞成者，与受传统中国文化所影响的那些同僚不同，他们彼此之间观念不一样，当然会有一些对立和不信任。辜鸿铭因为不懂中国文化，去向同僚请教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教他，甚至还出口不逊，把辜鸿铭给气坏了。当然，辜鸿铭求教的态度也有点儿粗野，这也是别人不愿意教他的原因。后来张之洞知道了这件事，居然主动提出，由他亲自来教他。
辜鸿铭虽然学了一点儿中国文化，毕竟限于接触时间尚短，还没能了解其中的精髓，他更为熟悉的仍是西方文化。张之洞生日那天，高朋满座，著名大儒沈曾植也在。席间辜鸿铭畅谈西方文化，几杯酒下去，他更是停不下来。他分析得确实有点儿道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赞同，唯有沈曾植埋头吃东西，这让辜鸿铭十分不满，转头有点儿挑衅地问沈曾植，怎么一句话都不讲？
沈曾植对辜鸿铭的卖弄与狂妄有点儿不满，冷冷答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你要懂我说的话，至少得再看二十年的中国书！”辜鸿铭一听这话愣了愣。通常来讲，都是他挖苦别人，还没有别人挖苦过他呢，沈曾植居然如此挖苦他，让他大受刺激。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什么来反驳沈曾植，不过这件事他记下来了。辜鸿铭是一个挺记仇的人，当众让他丢脸，这件事他肯定忘不掉。
二十年后，又是张之洞的生日，沈曾植又来庆贺。辜鸿铭还记得他，他来之后，辜鸿铭就把他拉过去，指着一堆藏书诘问他：“这些书，哪些是你懂，我不懂的？哪些是你能背，我不能背的？”沈曾植陡然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件事，心里感慨辜鸿铭真是太会记仇了，嘴上说，自己老了，要退出舞台了，而他正在走上舞台，未来是他的。同时沈曾植还夸赞辜鸿铭贯通中西文化，前程似锦。辜鸿铭听了这话算是满意了，不再记恨当年的仇恨，与沈曾植握手言和。
在辜鸿铭30岁那年，他娶了湖南籍女子淑姑为妻。淑姑是典型的中国妇女，持家、守妇道，而且是个小脚，特别是这后一点，为辜鸿铭所钟爱。在辜鸿铭刚刚结束欧洲留学那会儿，他回到槟榔屿，给他说亲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是他连考虑都不考虑，他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一心想要娶个中国女人。
直到进入张之洞的幕府，辜鸿铭也没有急着娶亲，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拖这么久都没有找对象，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在寻觅真正的中国女人。一天，他和梁鼎芬等同僚在饭馆吃饭，媒婆找来了，告诉辜鸿铭说，她已经按照他所提的要求，找到了合适的姑娘，特别是，那姑娘的脚非常之小！
听着媒婆的形容，辜鸿铭兴奋了，他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女子，但不见一面，他的心里总是放心不下。至于要如何见面，这可把他难坏了，中国的女子是多么贞烈，如果直言相亲，最后辜鸿铭没看上她，那她不上吊自杀才怪呢。显然，冒冒失失地约她见面不太妥当，最好能够不让她知道，偷偷看她几眼。
梁鼎芬对辜鸿铭的考虑大为折服，觉得他已经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了，就连这种事他都顾虑到了，可见对中国文化真是熟悉到了骨子里，不过说到要如何偷看，他也没辙。媒婆提议说，正好过几天是那姑娘的老祖母的寿辰，到时姑娘肯定会出来祝寿，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看她一眼，神不知鬼不觉。
辜鸿铭听了媒婆的提议，大声称赞，过了几天，他假装成宾客去了淑姑的家，总算是见到了人，更准确地说，是见到了淑姑的脚。辜鸿铭看淑姑，只在她脸上略扫了几眼，重要的是看她的脚。只见她裙摆下的那双金莲又小又瘦，当真好看。辜鸿铭见此非常满意，立即要媒婆提亲，把淑姑娶回家。
在辜鸿铭的想象中，中国的妇女是非常温顺的，对丈夫百依百顺，但是把淑姑娶回来之后，他发现事情有点儿不太一样。在以后的相处中，辜鸿铭对淑姑甚至有点儿惧怕，他曾自嘲说：“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可见他对老婆确实很惧怕，似乎他还认为，怕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才合乎王法。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20世纪初那个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胡遍，他也怕老婆，还加入了美国和法国的怕太太协会，甚至认为，怕老婆是很有好处的，一个国家如果流行怕太太风气，便自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爱好幽默的民族，像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菲律宾以及我们中国等，就是如此。
终其一生，辜鸿铭对淑姑的评价都很高，特别是对淑姑的持家能力，赞赏有加。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辜鸿铭的收入都不高，只有每月两百美元。这点儿钱要维持一个九口之家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淑姑却打理得非常好，这让辜鸿铭非常敬佩，甚至认为淑姑的理财能力已经不输那些经济学家了。
娶淑姑3年后，辜鸿铭又纳了一个日本大阪的姑娘吉田贞子为妾。辜鸿铭非常宠爱吉田贞子，也非常感激她，把她称为“来自大阪的仙女”。后来的自述中，辜鸿铭提到吉田贞子时说，在当时他只是一个薪水微薄的小职员，正苦心学习中国文化，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他的生活，帮他处理日常家务。这时吉田贞子来了，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整整照顾了他18年。
如果说，对于自己的妻子淑姑，辜鸿铭更多的是敬，那么对于自己的妾吉田贞子，无疑辜鸿铭更多的是爱。吉田贞子在辜鸿铭眼中几乎十全十美，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吉田贞子的脚没有缠过，这一直让辜鸿铭引以为憾，但这并不妨碍辜鸿铭爱她。两人相处的那些年，可以说相当恩爱。吉田贞子也衷心爱恋辜鸿铭，因此甘愿做他的妾，服侍他一辈子。
我们知道，妾是没有地位的，丈夫不打她骂她，已经算是对她的恩慈了，但是在辜鸿铭家里，吉田贞子虽然作为妾，却并没有遭受这种不人道的待遇。辜鸿铭还是相当尊重她的，有一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吉田贞子生气了，足足三天没有搭理辜鸿铭。倘使别的男人，或许两记耳光早就扇上去了，辜鸿铭则没有用男性的权威来命令她，而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祈求吉田贞子原谅。
因为宠爱吉田贞子，辜鸿铭连带着对日本也充满了好感，说了日本不少好话，特别是对日本的妇女，辜鸿铭更是赞不绝口。在日本演讲时，辜鸿铭还曾劝诫那些日本的财主，别迷恋到中国去收集一些什么骨制的古董，或者一些周代遗留下来的破败不堪的桌椅雕刻。与其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不如把钱花在日本妇女身上，这才是把钱得其所用，并且，这更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美德。
吉田贞子早于辜鸿铭去世，她去世时，辜鸿铭非常难过，还写下了一首诗，说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他曾解释这首诗说，和钟爱的人的别离之苦，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可是又有几人可以得到夫妻一同共度百年的幸福呢？让人悲痛的是，只要一看到扬子江的江水，我的胸中就充满了伤感。我们是一同渡江而来的，而现在你却已经不在了。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辜鸿铭对吉田贞子确实饱含着真情。吉田贞子也非常眷恋辜鸿铭，她临终之前，还拉着辜鸿铭的手说：“我不怕死，只是怕死了以后，没有人照顾你。”吉田贞子真的不放心就此撇下辜鸿铭而去，还把他托付给了一个和她非常熟悉的中国姑娘，让她照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