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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对中国这样的评价，使辜鸿铭不再自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反而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尽管在那时候，他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看过的中国书，仅限于一本《聊斋志异》，但是他不再会因为西方人歧视他而感到痛苦了，反而因为那些人片面地理解中国，让辜鸿铭觉得，他们才是更应该遭到歧视的。事实上在辜鸿铭心里，他确实一直歧视着那些愚蠢的西方人。
当辜鸿铭认同了中国文化后，求学期间，他甚至还在自已的住处做了一个祭台，每逢过节祭祀他的祖先。这种异样的文化立即引起了和欧洲本土的文化的对抗，他的房东太太看他做着如此奇怪的事，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这里享受你的这些酒菜？”辜鸿铭立即反唇相讥道：“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或者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献鲜花花香的时候。”
还有一回，辜鸿铭坐电车从爱丁堡大学到市立图书馆，在电车上他看着一份报纸。这时上来了几个英国人，坐在他面前，他们还没有向他挑衅呢，辜鸿铭就故意把报纸倒过来看，去引他们挑衅自己。那些英国人见到之后笑得前俯后仰，说了几句取笑他的话。辜鸿铭也不反驳，只等他们说完之后，他才用纯正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实在没意思。”
那几个英国人见辜鸿铭把英语说得这么流畅，都惊呆了，想到刚才讲的话，满脸的尴尬，而辜鸿铭则为此得意万分。他不仅以中国文化自豪，而且还试图打击西方人的气焰，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文明并不值得他们如此骄傲，更不应该以此贬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就算不比西方文明优胜，至少也不会差。
在1878年，辜鸿铭结束欧洲的求学生涯，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在辜鸿铭留学爱丁堡大学期间，辜紫云就因病去世了，但是为了不妨碍辜鸿铭在欧洲留学，临终前，他写信给布朗，让他帮忙隐瞒这个消息。辜鸿铭回到槟榔屿时，辜紫云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已经荒芜了，这让辜鸿铭感到非常伤感。
回到槟榔屿之后，辜鸿铭被委派到了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担任公职。在那里，辜鸿铭待了3年，不过并没有受到多大重用，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但在新加坡期间，辜鸿铭却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马建忠。
辜鸿铭是在1881年遇到马建忠的。马建忠，字眉叔，江苏镇江人，即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评论者在评价马建忠在此方面的功绩时，曾指出，如果没有他，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要晚一些。
和辜鸿铭一样，马建忠也去国外留过学，辜鸿铭就读于巴黎大学的时候，马建忠也在那里念书，他们算是校友，不过并没有见过面，辜鸿铭只听过马建忠的名字。马建忠在巴黎大学读了3年书，就获得了博士文凭，回国之后在李鸿章的麾下效力。1881年，马建忠从印度回国，途经新加坡，下榻在新加坡的海滨宾馆。辜鸿铭得到消息，二话不说，立即就赶过去拜见他了。
此时的辜鸿铭非常向往中国文化，但是苦于不入其门。马建忠作为一个在学问上贯通中西的人，给辜鸿铭带来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卡莱尔虽然也向辜鸿铭讲过中国文化，但是卡莱尔自己对中国文化所知也很有限。听了马建忠的阐述，辜鸿铭才真正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见到马建忠之后，他们两人谈了三天，马建忠向辜鸿铭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人对平静和谐精神的那种追求。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西方人重视进取，中国人重视的却是心灵的愉悦和宁静。当时有人用动和静来划分中西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马建忠告诉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是一个“逸”字，追求的是悠闲愉快的生活，是闲情雅致和浪漫的美感。
这些话让辜鸿铭听得如痴如醉，和马建忠畅谈三天之后，辜鸿铭回去就把新加坡的工作给辞掉了，回到了家乡槟榔屿，开始读线装书，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辜鸿铭简直着魔了，他妈妈看他一心向往中国，以为他发了精神病。辜鸿铭也不管别人异样的眼光，甚至脱掉了西装革履，换上了中国人的服饰，有模有样地做起了一个中国人。
和马建忠的会面对辜鸿铭影响很大，多年以后，辜鸿铭曾这样说道：“在新加坡与马建忠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会晤的时候，马建忠建议辜鸿铭回国效力，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精通西学的人实在太少了。正是因为听了马建忠的话，辜鸿铭立即辞掉了工作，并且在尚未得到答复的时候就离开了，要找机会去中国。
辜鸿铭在槟榔屿待了一段时间，终于，1881年，他得到了去中国的机会。当时有一支英国探险队，打算去缅甸的曼德勒，他们预备先去中国的广州，转赴云南，越过滇缅边境，然后进入缅甸的曼德勒。途经槟榔屿时，这支探险队四处招聘中文翻译。应聘的人倒是有一些，但这些人见探险队的路途尽是深山老林，觉得生命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所以最终还是没人愿意。
辜鸿铭听到了这个消息，二话不说就去报名，并应聘成功。辜鸿铭打算借此机会领略一番祖国的山水风情和人文习俗，至于去缅甸探险，他是没有兴趣的。后来在中国境内，辜鸿铭跟着探险队一路走，快快活活，一旦到达滇缅边境，他就辞职不干了。滇缅边境道路难行，危机四伏，探险队员负伤的事很常见，甚至有牺牲的。辜鸿铭在这里选择离开，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离开探险队之后辜鸿铭并没有回槟榔屿，而是选择去了香港。在辜鸿铭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辜紫云到中国做生意，曾带着他来过香港，他对这里依稀有些熟悉。自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里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城市。在此辜鸿铭既能够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动态，同时还能从这里的中国人身上，了解纯正的中国文化。
之前，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他会讲一些闽南话，但不认识汉字，也不会写，要看懂中国的典籍，对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他不得不借助当地一些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力量，向他们请教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麻烦他们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然后再借助自己的英文来学习。
辜鸿铭在香港待了几年时间，在这几年里面，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国文化中，进步飞快。以前他只是听人说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并不了解，现在他真正了解了这一点，忍不住感慨道：“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终其一生，辜鸿铭都自始至终地认为，真理就在中国的文化之中。
当辜鸿铭的国学修养飞跃之后，再看那些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他对这些人的水平就不敢恭维了。那时有一位传教士，在自己的文章上居然署名为“宿儒”，这让辜鸿铭觉得十分荒谬。他立即写了两篇《中国学》的文章，投到了《字林西报》上，并且刊登出来了，这应该是辜鸿铭刊登的最早的文章。
在文章中辜鸿铭毫不掩饰地批评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往往他们“出版了几个省市方言的些许对话或者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就被称为汉语学者了，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事实上，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相当粗浅的，不过是起步阶段而已。辜鸿铭指出，那些西方学者们不能这样自高自满。他希望他们能潜心学习中国文化，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