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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思想论辩，逐步形成几个不同的主流派别。在两千余年的思想演化中，每个时代的学者都希望能溯及本源。然而战国晚期以来，各家追求将本门多种流传的文献版本统一及标准化，接着秦帝国统一文字，而后两汉以帝国化的儒学名义推行正统化思想，以上诸因素，使得先秦的思想渐渐被忘记。是故，后世的追本溯源，均难以跨越秦汉思想史的鸿沟。
近年来出土的战国竹简文本，对中国思想溯源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让我们看到战国时期更加丰富多元的观念，并考虑更原始的源泉。进一步思考传统思想的形成与渊源，除需要了解出土的先秦文本之外，更要思考它们的背景。战国思想的背景，不仅包涵当时的社会情况、文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化观念，如流行的论辩题目、当时文人的思考模式等。倘若战国文人跨越了前人的思考模式，其思想也会保留此一跨越的痕迹。简言之，战国时期的思想上可溯于两周时期的天地与人生观念，或滥觞于更早的夏商甚至更早期的文化——亦即中国多元先民的巫觋信仰中。
学者们通常说，战国思想家将上古的天地与人生观念“哲理化”。然而，早在“哲理化”、“思想化”之前，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已非常扎实。只是在观察自然规律时，古人并不探究其原理，而是视之为神祕、崇高的对象。古人常用神祕形象来形容其对天地的认识，这些神祕形象构成了上古的宇宙观，同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古人不理解自然界，才将之神格化，而是因为这些形象结构本身就是古人了解宇宙的方法。战国时期的人用哲理辩论来探讨宇宙的本质，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前人更加了解宇宙的规律，而是因为他们把前人的“形象语言”转变成另一种“思想语言”。
哲理化前后的天地观，还有一项关键性的差异。古人依其观察，把宇宙规律视为形象化的结构，视为可观察的存在。他们观察、了解、崇拜并采用这套结构，而不加质疑，更不会产生辩论。巫师是古代负责沟通宇宙的智者，基本上可以视为远古的科学家，他们掌握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知识，而且不断从事研究，但这些“科学知识”是不会被讨论的。根据其对天地和人生的认识，古人设定了一些配合自然规律的行为与神祕禁忌。在当时的文化中，这些行为和禁忌并不需要多作解释。换言之，上古对天地和人生的认识，是一种建立在观察与智识基础上的“信仰”，一种被神格化且固定不变的宇宙图像。如果将其视为古人的“迷信”，就无法理解古人对宇宙的认知方式。认知宇宙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有其限制，现代人的科学方法，在许多方面可能超越了古人，但是因为过度细化，在某些方面或许反而不如他们观察得清楚。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仍要面对天地和人生的难题，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仍旧是自远古留传下来的知识及神祕形象。他们开始对上古信仰的性质表达怀疑，并寻找论据，进行辩论。
巫觋文化信仰不仅有思想化的演变，同时也经历了民间迷信化的过程。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物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并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对自然界没有累积足够知识和经验者，不能承担作巫师的责任。这些经验也在代际间秘密传承，在社会内对其他人形成一种神祕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的除了巫师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些人将这些巫觋的知识重新思考，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人”。文人们进一步将巫觋知识发展为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将信仰转化成“哲学”。除了文人的思想系统之外，另一群人则让巫觋知识变成“民间习俗”并加以传播。这些人未必了解仪式、规定和禁忌的来源及核心理由，但他们模仿一些古代巫师的做法，形成简化、朴素的上古信仰模拟版本。这种“版本”在已经过观念哲理化的社会中，显然被视为民间的迷信。但在我们做巫觋文化溯源的研究当中，绝不能将上古深入的信仰视为迷信，而是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上古社会中，巫师的活动事实上是人类认知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
当我们留意古今观念的关联时，便容易发现很多尚未完全断裂的原始巫觋文化观念，一脉相承地影响中华文明传统的形成。上古巫觋信仰并未消失，而是经过数次理性化、道教化、佛教化等接连不断的介入与混杂，演变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本书藉由出土及传世史料，企图勾勒上古信仰的原貌，及其在历史上的思想化和迷信化的演变。
我们必须了解，古代信仰的哲理化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古信仰经历漫长的发展，塑造了传统的思想脉络。在这一发展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认知与文化面貌。此外，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互有往来交流，这些都构成传统思想形成的关键因素。
中国领土广大，地形多变，气候不一。在远古时期，这些不同的环境条件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文明在历史中川流交错，彼此清浊汇聚、生态杂处。有些文明消逝在洪流里，但其文化成分却仍在新的文明中延续。这些古代文明如同众多音质独特、却又各自独立的乐器，直至青铜时代伊始，才逐步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交响曲。
此一过程到了殷商之后尤其明显，殷商文明属于多元文化的集合体，既是远古巫觋文明的末流，又是中华文明之滥觞，许多观念、制度、礼仪都奠基于此时，而殷商社会的信仰状况更已见诸文字记录，并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其思想化、哲理化的痕迹。
对中国青铜时代信仰之结构过程的研究，涉及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以及对不同资料、方法和视角的处理，下面拟就这几个基本问题略作说明以奠定全书的背景。首先我们需要厘清时空范围，了解该地域的关键特点以及历史演化脉络，同时从观察具体社会文化的微观角度，以及从宏观人类历史的角度，来定义商文明的位置；其次，我们需要厘清认识古人精神文化的方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