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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厘清时空范围以及认识古人精神文化的方法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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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思想与民间迷信皆衍生自上古信仰

中国传统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战国时期的思想论辩,逐步形成几个不同的主流派别。在两千余年的思想演化中,每个时代的学者都希望能溯及本源。然而战国晚期以来,各家追求将本门多种流传的文献版本统一及标准化,接着秦帝国统一文字,而后两汉以帝国化的儒学名义推行正统化思想,以上诸因素,使得先秦的思想渐渐被忘记。是故,后世的追本溯源,均难以跨越秦汉思想史的鸿沟。

近年来出土的战国竹简文本,对中国思想溯源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让我们看到战国时期更加丰富多元的观念,并考虑更原始的源泉。进一步思考传统思想的形成与渊源,除需要了解出土的先秦文本之外,更要思考它们的背景。战国思想的背景,不仅包涵当时的社会情况、文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化观念,如流行的论辩题目、当时文人的思考模式等。倘若战国文人跨越了前人的思考模式,其思想也会保留此一跨越的痕迹。简言之,战国时期的思想上可溯于两周时期的天地与人生观念,或滥觞于更早的夏商甚至更早期的文化——亦即中国多元先民的巫觋信仰中。

学者们通常说,战国思想家将上古的天地与人生观念“哲理化”。然而,早在“哲理化”、“思想化”之前,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已非常扎实。只是在观察自然规律时,古人并不探究其原理,而是视之为神祕、崇高的对象。古人常用神祕形象来形容其对天地的认识,这些神祕形象构成了上古的宇宙观,同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古人不理解自然界,才将之神格化,而是因为这些形象结构本身就是古人了解宇宙的方法。战国时期的人用哲理辩论来探讨宇宙的本质,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前人更加了解宇宙的规律,而是因为他们把前人的“形象语言”转变成另一种“思想语言”。

哲理化前后的天地观,还有一项关键性的差异。古人依其观察,把宇宙规律视为形象化的结构,视为可观察的存在。他们观察、了解、崇拜并采用这套结构,而不加质疑,更不会产生辩论。巫师是古代负责沟通宇宙的智者,基本上可以视为远古的科学家,他们掌握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知识,而且不断从事研究,但这些“科学知识”是不会被讨论的。根据其对天地和人生的认识,古人设定了一些配合自然规律的行为与神祕禁忌。在当时的文化中,这些行为和禁忌并不需要多作解释。换言之,上古对天地和人生的认识,是一种建立在观察与智识基础上的“信仰”,一种被神格化且固定不变的宇宙图像。如果将其视为古人的“迷信”,就无法理解古人对宇宙的认知方式。认知宇宙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有其限制,现代人的科学方法,在许多方面可能超越了古人,但是因为过度细化,在某些方面或许反而不如他们观察得清楚。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仍要面对天地和人生的难题,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仍旧是自远古留传下来的知识及神祕形象。他们开始对上古信仰的性质表达怀疑,并寻找论据,进行辩论。

巫觋文化信仰不仅有思想化的演变,同时也经历了民间迷信化的过程。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物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并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对自然界没有累积足够知识和经验者,不能承担作巫师的责任。这些经验也在代际间秘密传承,在社会内对其他人形成一种神祕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的除了巫师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些人将这些巫觋的知识重新思考,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人”。文人们进一步将巫觋知识发展为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将信仰转化成“哲学”。除了文人的思想系统之外,另一群人则让巫觋知识变成“民间习俗”并加以传播。这些人未必了解仪式、规定和禁忌的来源及核心理由,但他们模仿一些古代巫师的做法,形成简化、朴素的上古信仰模拟版本。这种“版本”在已经过观念哲理化的社会中,显然被视为民间的迷信。但在我们做巫觋文化溯源的研究当中,绝不能将上古深入的信仰视为迷信,而是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上古社会中,巫师的活动事实上是人类认知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

当我们留意古今观念的关联时,便容易发现很多尚未完全断裂的原始巫觋文化观念,一脉相承地影响中华文明传统的形成。上古巫觋信仰并未消失,而是经过数次理性化、道教化、佛教化等接连不断的介入与混杂,演变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本书藉由出土及传世史料,企图勾勒上古信仰的原貌,及其在历史上的思想化和迷信化的演变。

我们必须了解,古代信仰的哲理化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古信仰经历漫长的发展,塑造了传统的思想脉络。在这一发展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认知与文化面貌。此外,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互有往来交流,这些都构成传统思想形成的关键因素。

中国领土广大,地形多变,气候不一。在远古时期,这些不同的环境条件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文明在历史中川流交错,彼此清浊汇聚、生态杂处。有些文明消逝在洪流里,但其文化成分却仍在新的文明中延续。这些古代文明如同众多音质独特、却又各自独立的乐器,直至青铜时代伊始,才逐步融合成为中华文明的交响曲。

此一过程到了殷商之后尤其明显,殷商文明属于多元文化的集合体,既是远古巫觋文明的末流,又是中华文明之滥觞,许多观念、制度、礼仪都奠基于此时,而殷商社会的信仰状况更已见诸文字记录,并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其思想化、哲理化的痕迹。

对中国青铜时代信仰之结构过程的研究,涉及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认识以及对不同资料、方法和视角的处理,下面拟就这几个基本问题略作说明以奠定全书的背景。首先我们需要厘清时空范围,了解该地域的关键特点以及历史演化脉络,同时从观察具体社会文化的微观角度,以及从宏观人类历史的角度,来定义商文明的位置;其次,我们需要厘清认识古人精神文化的方法所在。 Y3WtnXODrblaS1X8ymPhCg38/l3CBPiWPatJ/hegkU+oUMSNBKUej1uIFE361eSE



二、时空范围:重新确定“中原”地理概念的本义

中国疆域辽阔,有多样的环境地貌。水土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之道,也造就了不同的人类文化。虽然随着时代推演,这些文化融合成多元的中华文明,但在探讨上古社会信仰时,仍应分别追溯不同的文化。因为,同时期的文化虽有深浅不同的互动,彼此亦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若未考虑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移动路线等造成文化分隔的基本原则,或未经过严谨的考古分析之前,不同文化实不宜混为一谈。至于时代与形态互异的石器与金属器文化,若无充分证据,不能随意推论其间的继承关系(图I)。

图I 不同历史时代的核心地区。

本研究的空间范围以重新厘清的青铜时代“中原地区”为主,但也包含与中原关系密切的周围地区;本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及该文化先商时代甚至新石器时代的源流,也下及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以观察其流变和去向。

前面所说的中原空间范畴,有别于一般研究中所用之“中原”概念。《诗·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 可见早期文献中“中原”的意思是宽广空旷而宜于农耕的肥沃大坪。但若仔细探究今日常用的“中原”概念,即会发现其意思不符合最基本的地理事实。现在的“中原”概念,经常涵盖河南、陕西和山西之南部——即周文明之核心地区,这明显是违背自然地貌的一种政治性地理概念,因为此区域代表从东汉到北宋这些统一大国的中心区而已。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一“中原”命名似有不妥。因为该地区包含了平原、山脉与峡谷,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地貌。

对殷周以来的混合文明来说,自然地理的边界并不那么重要,但对早期文明来说,这个边界却是很重要的。透过研究这些地理条件的异同,便可藉以表达采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的活动范围:如住在肥沃平地的农耕文化之发展区,山林游猎族群的活动区,以及几种虽然选择了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但却将农耕视为次要的中间地区,其生活可能是以驯养、渔猎或石器制造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此外,华北还有宽大的草原:草原此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多族群的互相融合,且多次威胁到农耕文明国家。而且,亚洲草原恰恰是古代很多军用技术的发明区,同时是游牧和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

若从自然地理的边界来探讨,则“中原”这个概念应有另一种属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理解:即“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个地区应该是以大巴山和幕阜山及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经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过汉江延伸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在这广大地域内形成一个宽阔平坦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及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从南阳盆地和鄂东北平原很容易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到达黄河南岸的郑州。若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来看,只有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被称为“中原”(见图II,本书所称之“中原”或“江河中原”,除非另加说明,皆指上述区域)。而且我们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观察到:汉江下游是此一宽广农耕区域的中心,其中大的连续性的平原只有长江中游平原;该地从早期文化一脉相承地发展至商文明。因此,循着地理和文化面貌确定研究范围,应该重新确定文化中心和边缘的关系。 Y3WtnXODrblaS1X8ymPhCg38/l3CBPiWPatJ/hegkU+oUMSNBKUej1uIFE361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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