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昆虫假设

（一）昆虫假设的源出

此说由西伯利亚考古学家阿尔金先生所提出。阿尔金先生在研究过红山文化中所谓的“玉猪龙”后，推论红山玉龙形象和猪没有关系，而是源自古人对幼虫的观察。阿尔金教授与昆虫学家合作，确认了这些玦形玉龙实际上是模仿自叶蜂（Tenthredinoidea）、金龟子科的甲虫（Scarabaeidae）等类昆虫的幼虫。他更进一步推测，殷商玉龙形貌来源应该也如此（图一三：1） ^[1] 。

孙机先生利用文献资料，完整地说明了龙与昆虫幼虫的关系（图一三：2）：

《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五帝本纪》：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索隐》：“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螾又指躯体盘旋宛曲之虫。这样，它与《封禅书》里说的“黄龙”就互相靠近了。因为《说文·虫部》说：“螭，若龙而黄，北方谓地蝼。”蝼也是黄帝的祥瑞。《吕氏春秋·应同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由于它是上天见示之祥，故又不妨称作天蝼。《尔雅·释虫》、《大戴礼记·夏小正》、《方言》……又说明天楼即蠀螬……亦作蛴螬。古代将多种类似甲虫的昆虫之幼虫都叫蛴螬，但主要指金龟子的幼虫。它生活在土壤中，因而从生活习惯性说可以叫它地蝼；从神话的角度说，又可称之为天蝼。……《论衡·无形篇》：“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蝉的幼虫亦名蛴螬……

笔者以为阿尔金和孙机先生的发现实属重要的突破，不仅有助于了解红山文化的信仰，也为中国神龙的来源提供了总体的解释。在下文中，笔者将提出几项证据，再次论证神龙源于昆虫的可能性。

（二）昆虫与农耕生活的关系

现代都市人接触到昆虫的机会、种类都很有限，对于常见的蟑螂、蝇、蚊等昆虫，显然不会给予太多重视，更遑论将其神格化为崇拜对象。然而对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来说，各类昆虫是其日常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长于农村的幼童们举着捕虫网在草地上奔跑，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辨识、捕捉、观察、搜集周遭环境里的许多昆虫，又或者将虫养在笼里，记录它们的生命历程。《诗·召南·草虫》曰：“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此诗描绘了对农业、草甸生活的观察，昆虫对农民们的重要性是超过野兽的，农村居民对昆虫的认识也远较其他飞禽走兽来得丰富。农民不会轻视小昆虫，也从不忽略他们的存在。

从事森林狩猎、草原牧业、农耕等不同的族群，其接触的动物不同。猎人的生活与野兽为伍，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猎人观察野兽，研究牠们的习性，崇拜野兽的能力。但农民的生活离野兽较远，从耕稼至穑谷的一切农事，都不乏小虫存在。其间或许会有野兽（如野猪）侵入田园村落，但只会受农民的讨厌，农民从不崇拜偶尔破坏林边农田的野猪；昆虫日复一日对农耕的影响绝对超过野兽。昆虫对农业的影响有正反两面。其好处主要是关键性的“虫媒”——传播花粉以帮助结果；“虫丝”——大约是长江中游油子岭文化的中国先民最早用蚕丝纺织，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蚕丝业应该已经发达，并扩展到其他地区。此外，农人们同时也知道“虫妖”，如《礼记·月令》曰：“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 ；或谓之“虫灾”，文献中有提及几种昆虫造成的虫灾，如《穀梁传·隐公五年》言：“螟，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穀梁传·桓公五年》又言：“螽，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又有危害特别大的“蝗灾”，如《礼记·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载：“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 都是昆虫造成的凶事。

阿尔金先生提及的叶蜂与金龟甲虫对农业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叶蜂（或谓锯蜂）对植物的伤害很大，这类昆虫吃植物的叶和苗，雌性成虫能像锯子般把叶部组织锯开，拉伸叶皮，做出囊型的疙瘩（虫瘿）来产卵。幼虫既吃光叶肉，又会吃苗心，化蛹前还会卷叶作蛹壳 。金龟子则居住在肥土或粪中，所以不仅是耕地的农人接触这种甲虫，从事畜牧业的人也认识它们。

若只讨论红山粗壮的玦形玉龙和昆虫的关系，阿尔金先生的对照图形即可充分说明。可是红山文化不只有这种粗壮的所谓“猪龙”，也有其他龙形的玉器。红山之外，中原、江南都有自己的龙。龙的崇拜象征农耕文化的重点，因为农人的生活里充满着甲虫、蛾、蝶、蝇、蜂等昆虫，遍及天上地下。身处农耕文化的人们熟识各类昆虫，很自然会关注昆虫而赋予其神化造型。我们知道，中国先民会用珍贵的玉料制作蚕、蝉等幼虫和成虫的造型，如后石家河三苗和夏以及盘龙城商时代的玉蚕（图一四：7—10、15；一六：7；二六六：3、5）、殷和西周时期的蝉和各种幼虫形的玉器（图一四：11—14）。虢国孟姑墓出土了很典型的蛴螬形的玉玦龙（M2006：78，图一四：13）；虢国梁姬夫人的手链是用各种幼虫的造型来组合的（图一四：14）。因此龙的造型来源若属于同一系列的神化昆虫形象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我们观看古人所面对的虫族，可以发现很多“小龙”（如图一四：1）。蛇无爪，而龙和昆虫有爪；蛇无角，而商周的龙和大部分昆虫则有头角（图一四：2）。若细察蝴蝶的头部（图一四：3），可以见到颇为奇怪的龙头。而蜻蜓（dragonfly）幼虫（图一四：4）的外形，根本就是商周青铜器上的一条夔龙！

换而言之，龙的形象不仅和大自然里的虫类颇有相似之处，且又源自熟悉、关注昆虫的农耕文化。然而若仅只是相似和熟悉，还不足以让我们确认古人的崇拜来源，关键的是昆虫拥有龙的核心神能，亦即能够羽化。在这方面，大自然中体型硕大的动物不如能千变万化的小虫那么神靈，使人们不仅崇拜，还继而将它们神化。

（三）羽化、升天而再生的理想

龙的形象是爬虫之体，但具备飞行能力。在大自然里，只有昆虫可以从土里飞向天空，自爬虫化为鸟飞之态。农民每天观察这些“小龙”，早已发现虫龙暂死变蛹、再生羽化，及至蜕为鸟蝶的生命历程。古人知道虫龙有羽化及升天的能力，面对这些身形虽小却具备伟大神能可以蜕变（羽化）的动物，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畏之情。

自古以来，龙的信仰就和再生羽化之理想有关。在中国传统里，神龙是将圣人接往天界的引介者。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描述了黄帝骑龙升天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 自古以来，龙就是仙圣的象征。这种信仰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汉代以后甚至融入中国佛教，使佛教的罗汉也如同仙圣一般乘龙游天，如明代佚名《白描罗汉》（图一五）便是此种形象的融合呈现。

其实在大自然中，未羽化的幼虫亦可腾空如飞。笔者经常见到毛虫吐出虫丝，悬垂在空中的样子。因虫丝极细，非细察不能得见，这些小虫悬空迎风摇动，感觉上就是小龙在天上飞舞的样子（图一四：5）。在商周青铜器上可见有昆虫形的族徽（图一四：6），说明某一家族将昆虫视为崇高始祖，而自己为昆虫的后裔。古代文献里也曾提及能飞的孑孓，其名为“蜎”，与蠕虫相对。《鬼谷子·揣篇》、《论衡·齐世》、《抱朴子·仁明》都说：“蜎飞，蠕动。” “蜎”可通假作“翾”字 ，不仅是因为读音相同，其意义也相近。

古人崇敬的许多形象确非来自虚幻空想，而是详细观察、神化大自然的结果。若将龙当作蛇的变形，则难以解释其为何具有关键性的升天神能。崇拜蛇的文明从来不把蛇当作天上之神，如同古埃及的蛇神不会飞天一样。然若将龙的原形理解为神化的昆虫，则龙与天的关系就明晰无疑了。

前文中我们对照了古埃及与中国先民的信仰，发现了龙与蛇之间形象的分歧。而透过先民对昆虫观察之细微的理解之后，笔者认为：与其模拟作古埃及的蛇，中国的龙在实际上可能更接近古埃及信仰中的另一种崇拜对象——金龟蜣螂（Scarabaeus sacer）甲虫。这种甲虫住在土穴中，将粪便作成粪丸（或谓“蜣丸”）带到地穴里作食物，其卵则产在粪或尸体内。幼虫在尸体中成长，继而飞天。古埃及的金龟蜣螂，其字为“ ”，其名读为“Hepri”，“Hepri”的字义可译为“势能”，表达太阳和死人再生而升天的势能。古埃及人以黄金、宝石制造了很多作为护符使用的Hepri雕像。而Hepri更重要的功能则表现在丧葬信仰上，古埃及人会在木乃伊的心口放上这种圣甲虫雕像，棺木的胸部位置也经常作成金龟展翅的图案。这表示死者将倚赖神虫自在自生的能力，以达于永生的境界，用古埃及文来说，即“成为Hepri”。

据红山考古发掘出的文物，龙形玉器同样被放在死人的胸部上。尽管古埃及信仰与红山信仰的关联性甚微，可是笔者认为二者在此处的信仰却是相同的，目的都是祈求神虫的保祐，希望藉由学习昆虫的羽化，使死去之人获得再生的能力。阿尔金教授认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具有某些特征，是金龟幼虫所独有的 。这项观察颇值得关注。或许正是金龟幼虫蛰居于尸体里，以腐肉为食，继而羽化升天，才使古人相信飞出来的甲虫会将死者的靈魂带到天上。

《庄子·庚桑楚》有一句话：“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将虫的能力和天作了联结。而成玄英对这句话的解释，则具体地提到金龟蜣螂，其谓：“鸟飞兽走，能虫也；蛛网蜣丸，能天也。” 此语虽然历来有不同的诠释，但最基本的一点，是“虫”与“天”之间有不容忽略的关系。在《大戴礼记·易本命》中，以虫为天靈的概念则更加明显：“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裸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凤凰、麒麟、神龟、蛟龙，都是具有天神性质的神圣动物。《礼记·礼运》云：“何谓四靈？麟、凤、龟、龙谓之四靈。” 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圣人。根据前文《易本命》的叙述，四靈和圣人的基础都称为“虫”。汉代人的这种概念确实相当有趣，而其基础则应该根源于更古老的尚虫信仰。

人们早已发现昆虫崇拜在中华文明中的关键性 ，蝉、蚕、螽，都是神化的生物。中国对龙的崇拜也有同样的来源，只不过远古文明没有直接明示其崇拜对象，而是用隐祕的形象表达精神信仰。

况且，远古文明对虫的崇拜，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逐渐扩增、神化，这个历史过程大约涵盖了两种趋势。其一，在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吸纳了各民族对于虎、羊、鹿等神兽的崇拜，使得神龙的面貌受到影响，脱离原始简单的形貌，蕴含了几个不同民族的核心信仰特征，从早期容易被辨认出来的虫龙形状，逐渐演变成大自然里不存在的神兽形象。其二，出于对龙伟大的羽化神能之崇拜，古人制作的龙形也愈趋庞大。所以现代人以为崇拜龙与崇拜虫的来源有异，这是历来演化和多元化所造成的误解。

如果进一步和古埃及的Hepri作对照，Hepri的造型也曾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了类似的演化。一方面，虽有很多用作护身符的小型Hepri佩饰，但同时也有如卡纳克（Karnak）神庙中Hepri甲虫雕像的巨大造型存在（图一六：1）。此外，Hepri的面貌除了写实的金龟甲虫之外，也逐渐吸收了隼 （被古埃及人视为太阳神）、牛（天神）、秃鹫（神母，保祐法老神权）等神兽特征的形貌。Hepri的崇拜被人格化后，甚至产生了人身甲虫面的造型。在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Hepri或简单写为“ ”，或繁化写为：“ ”（图一六：2、3）此词的右半部分是用来指出人格神的限定符，表达出Hepri也属一种人格神之意。

笔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影响深远的昆虫崇拜，即古埃及的Hepri和中国的龙。这两种崇拜的起源与发展并无关联，但其观念却颇有相似之处。两者原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中国造型为尚未羽化的幼虫的形状，而古埃及造型为羽化成功的成虫（图一六：5、6）。

（四）昆虫崇拜与萨满文化

在萨满教的仪式中，昆虫的形象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在贝加尔湖布里亚特族的巫师跳神礼中，跳神者会被视作黄蜂的化身；埃文人则将蜻蜓视为协助巫师之昆虫。在整个欧亚的萨满文化中，蜻蜓是一种相当受到重视的昆虫，它既居水亦飞天，这也是神龙的特征。此外，北亚雅库特民族亦有昆虫崇拜；在美洲，蜂、蜻、雀蛾等夜蛾都是原住民的传统崇拜对象。古罗马人受到古埃及的影响，也佩带甲虫形的护身符。

其实古埃及人不仅崇拜金龟子，也崇拜蜜蜂。在法老的光荣名号中，蜜蜂是下埃及的象征之一，上埃及则以莎草为象征，二者合写作“ ”（图一六：4）。同时，下埃及也将蜜蜂当作神母，只是这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印度教中也有昆虫形象，如Chandi女神可变身为花中的昆虫。在俄罗斯民间传统中，亦祈求瓢虫飞升天上，赐予吗哪类食物（即神从天降赐的食物），这种靈动的神通形象或许也是上古信仰的遗迹。

阿尔金先生在西伯利亚的萨满文化中搜集了许多相关例证 ^[2] 。他发现：“关于昆虫和幼虫的概念能够同人的精神和肉体联系起来，在古代的中国人、突厥人、芬兰—乌戈尔人、特别是通古斯—满族（奥罗奇、那乃、尼夫赫）以及爱奴人那里都能见到。”

阿尔金先生认为昆虫的形象与胚胎有关 ^[3] ，虽然笔者较关注于再生信仰，但也认为此说并非毫无根据。《诗·国风·周南》：“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显见昆虫在中华文化中确能象征胚胎。中国先民对蚕的崇拜涵盖羽化、蚕茧天丝、蚕母生育三种概念。后石家河玉器中多见玉蚕造型（图一四：7—10；二六六：3、5）；在红山玉器里，既有蚕母的造型，也在墓葬内死者的手掌中发现了蚕蛹（图一七：1）。盘龙城楚商文化也继续制造玉蚕（图一四：15）；西周晚期虢国墓同样有很多蚕形（图一七：2；一四：14）和其他虫形玉器出土，这些玉器都很写实地模仿自然界的幼虫（图一七：3、6；一四：13、14）。虢国墓的蚕形和虫形玉器被排作连珠，放在死者的身体上。换言之，玉蚕自新石器末期以来就一直是重要的陪葬品，这个传统沿至清代仍然存在。就蚕的形象而言，胚胎生育的象征还是次要的，羽化再生才是其核心概念。纵使喻为胚胎，其要旨也非寻常的子孙生育，而是死者的神妙再生，或英雄的神生，亦即“玄胎”，或内丹学中所谓之“仙胎”。

其他古文明对龙的崇拜，也涵盖了再生与神生的概念。比如在玛雅的神祕典礼中，神龙代表娘肚，而典礼时通过神龙娘肚的过程即被视为神圣的再生，也就是英雄超人的衍生 ^[4] 。有关龙神生的信仰，下文还有进一步的探讨。

蝉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重要神虫。蝉生于树上，居于土中，以树根为食，几年后蝉蜕升天。因此玉蝉常作成琀，放在死者口里，期待藉其力而升天。在红山文化中，蝉、蚕、龙都是相类似的造型，代表的应该是同一系列的昆虫崇拜。然而在后期的发展中，蚕与蝉等昆虫保留了具体原形，而龙则先是涵盖了一切昆虫的形象，而后又另外掺入他种神兽的特征，成为另一种神奇莫测的形貌。

阿尔金先生认为，朝鲜新罗王冠的形状，也揭示了古朝鲜人的萨满信仰中，深植着神化幼虫的信仰。新罗王冠金树枝上的软玉垂饰（在日本的神话学和考古学中称为勾玉、曲玉），就是蜷曲成C形的幼虫雕像 ^[5] 。若中国龙源自先民的巫觋（或谓萨满）文化，则从东亚地区其他萨满文化的昆虫崇拜中，或许能找到与其相互继承、影响的关系。

换言之，昆虫在不同的萨满文化中都是颇为重要的崇拜对象，其代表羽化再生、神妙变形，以及胚胎的多生发育等三种互相关联的概念。中国龙的起源应属于同类的崇拜对象，只是后期的龙已逐步地从早期巫觋文化里的小虫升华，而产生了后来的神龙信仰。

（五）双嘴的形状

大自然中的幼虫还有一个特征：许多幼虫在尾巴上有带犬齿的假头或尾刺，如黄蜂、蜻蜓、很多蝶蛾（包括桑蛾）、甲虫等，都有很明显的尾刺。其前可见头嘴，后可见尾犬齿；而另一种幼虫则有头嘴和尾嘴（图一七：4—7）。

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可见于中国神龙的造型上。自然界里的幼虫尾巴上有犬齿，与红山出土双头龙的造型相似，有些红山玉器造型非常写实地重现了幼虫的身体特征（图一七：8—10）。在商周礼器上也随处可见头尾双嘴龙，或双头夔龙（图一七：11—16 等），或尾端简化为尾刺（图一七：17）等神龙的造型。三代礼器上频繁出现这些张开嘴的双首龙、双尾龙、尾刺龙、成对夔龙、双龙饕餮等，都是双嘴龙的变形体。头尾双嘴龙的崇拜乃中国先民的巫觋信仰核心。在古人的信仰中，双嘴夔龙的身体似乎是个神圣的通道，神死与神生，都通过龙体而发生。下文将深入探讨双嘴夔龙信仰的问题。

普罗普先生早已发现，许多古文化的原始神龙形貌恰为双嘴龙，其前嘴是在头上而后嘴是在尾巴上，尾上的嘴巴或有尾刺，或有尾首的形状。在意义上，头尾两嘴即代表着一条神祕的孔道，经过神龙身体的人或物因而与神结合，获得了神性 ^[6] 。例如美洲阿兹特克文化的Aigos神也是首尾两头的虫龙（图一八：1），秘鲁文化的崇拜对象亦与此相类似（图一八：2）。

宋代诗人张耒（1054—1114）在研究民间传说时发现：“黄州有小蛇，头尾相类，因谓两头蛇。”当黄州的人们向他揭示所谓“两头蛇”时，张耒见到的是一条仅在尾巴上有圆形“婉转”的小虫蛇 。此一描述与商周器物所见的尾刺龙相符，显见在大自然中确实有“两头蛇”存在，犹如前述的黄蜂、蜻蜓和它们的同科昆虫。亦即，古代的农民们观察昆虫，并随其头尾双嘴的幼虫形体特征，创造出双嘴龙的神祕概念。

[1] 1995，сс．14-16。阿尔金：《红山文化软玉的昆虫学鉴证》，《北方文物》，1997 年第 3 期，页 28—29。

[2] “ ” ，2003，сс．134-143.

[3] “ ” 1998．сс．53-56.

[4] L．Frobenius． Das Zeitalter des Sonnengottes ，s． 67． с．353.

[5] “ （ ）”． Major Issues in History of Korean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3 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orean Studies ． Moscow，Publishing Center of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Moscow State University，1997.

[6] 326，327，344. BOgNt0xCwo6F48MW5zj2zvjc87527e6HW7WZ2WOoiqdkRPVmg/eqiFi7NbuoA4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