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鳄鼍的假设

濮阳西水坡M45 墓属于“中华第一龙”。因在本墓的蚌壳龙虎构图中，龙较近似于鳄鼍的形貌（图一：1），因此最近有学者认为，中国龙的形状来源就是鳄鼍 ，是在鳄的现实形象上做了艺术提炼 。

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确实常有崇拜鳄鼍的礼俗，如在古代南美洲、东南亚（包括古越南）、澳洲、非洲的一些文明中，鳄鼍有时化为克托尼俄斯（khthonios）水龙，或被当作保护河川的水王；祭祀这些神兽时通常必须使用活人献祭，如古埃及保护尼罗河的索贝克（Sebek）即为一例。不过观察这些崇拜鳄鼍文明的鳄龙形象，不难发现他们主要是掌管水界的水王，本身无飞天的能力，在其礼俗及神话中，也找不到其飞天的情节，更未见到以鳄鼍来形容天象。由此观之，这些古代文明所见的鳄龙崇拜，与中国的神龙崇拜相左。中国龙与河川的关系往往是次要的，作为天神、具有飞天的能力，才是其神力的关键所在，此外，中国龙也被当作各种天象的形象，如雷电、星星等。

以此看来，将中国龙视为鳄鼍化身的想法，实在大有问题。如果鳄鼍化身的龙，是在信仰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升天的能力，那么升天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神能，而是鳄鼍与其他飞行神兽形象融合的结果，这依然不能代表龙的原始形象来源。

学者们都认同，西水坡的龙有“马头、鹿角、蛇身、鱼尾、鹰爪特征” ，所以这种形象难以视为原始的龙形，这更似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晚期形象。详细观察西水坡墓的发掘资料，笔者认为这个遗址的背景断定可能有疑问。按照常理推论，老虎的自然生活范围是山林，鳄鼍则为南方的江海。能够认识老虎和鳄鼍的族群，其生活范围也必须符合它们在自然界的活动范围，但濮阳离崇拜鳄鼍或老虎的族群的活动范围很远，在新石器时代的濮阳地区，不曾见过这些族群留下的文化痕迹。而周围其他新石器遗址亦未见类似的龙虎造型，因此笔者认为这两种形象无法归纳为某一个文化下的共同认知，二者来源不同，只有在后期，经过不同族群的亲密交往，龙虎两个神兽的崇拜才会合并在一个大文明中。

直言之，当时考古学家对墓口的开口层位判断恐不甚准确。因为这是 20 世纪80 年代的发掘，考古学家并未作过严谨的科学测试，仅用富含老死碳的蚌壳测碳十四年龄并以地层中所见陶片来判定年代。但蚌壳的碳十四年龄对厘清墓葬的年代没有参考价值 ，而这些散见的陶片却都不属于该墓的随葬品，况且受到几千年来的农耕，以及金提河河床、水库的影响，早已造成当地的地层交错。遗址中可见自新石器晚期至东周时期的陶片和墓葬，部分遗物、墓葬和人骨坑的地层分布、意义及其间的关系亦尚未厘清，如M50 和M78 人骨坑 等，皆可作为此一散乱情况的证明。孙其刚先生曾经提出西水坡发掘简报混乱有误的情况 ，但笔者认为状况远不只“混乱有误”而已，而是有着更根本的、对出土遗存年代的误判。

从龙虎的造型来说，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龙的造型很简单，如辽西红山文化的小龙即可证（图二：1；十二：1、2；十七：8—10），长江中游凌家滩文化或属于青铜时代的石家河文化的玉龙也类似（图三〇七：1；三〇八：3） ；老虎的造型则见于辽东后漥文化（图二：2） ，以及长江中游凌家滩和石家河文化（图九四：4—6；二一〇） 等。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离濮阳很远，出土物都是虎面造型，与西水坡的虎形完全不同。此地对虎神的崇拜起于殷周，西水坡所见老虎的造型，根据其形状，也不早于殷周。并且在商周时常可见双虎或双龙相对立的构图，却未见有龙虎相对立的构图。龙虎成双构图均见于春秋晚期之后，直至汉代才成为普遍现象（图三，另参图六七；一五六：1—3） 。

有一些见过发掘现场的前辈学者认为，西水坡的龙虎形象只是发掘者看到散碎的蚌壳后臆想出来的，并无实物，但未亲历发掘现场的笔者不能做出这种武断的否定。不过在不否定西水坡龙虎形象的基础上，依笔者浅见，西水坡龙虎墓的年代不可能早于东周时期，比对该遗址的东周墓和M175 人骨祭祀坑的断代来看，此说应属可信（图一：4） 。龙虎墓可能与这些墓坑相关，只是因为墓葬挖得较深，打破了新石器晚期的地层（加上农耕和水库的因素）而已。冯时先生在探讨西水坡墓的随葬结构时，也指出它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木漆衣箱盖的图案（图一：3）非常相似 。

直言之，西水坡龙虎墓的形象，确实难以被归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脉络，却恰好符合东周甚至战国时期的背景。该墓的虎、龙形状难以归入新石器时代，只能出现在殷商之后，且从龙虎相对来看，时间可能在战国和东汉之间，是与曾侯乙墓龙虎图形象和意义一致的古物。是故，笔者在讨论早期龙的形状时，便不拟采用西水坡的资料。 wrJ6FLWmDkdmzpp6AI2ljkq88NrKUzx/qVAVMUHkbqPtea3GWnbw1+JrL+yPV1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