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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有关信仰的探索，当时的创作无疑是最可靠而客观的史料，故本书先由礼器纹饰的分析着手。探讨艺术起源的人类学家一般皆认为，器物上的纹饰大都是当时信仰的神祕表现，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与后期的“艺术”不同，所以不应该以“艺术”称之。我们更不宜将礼器的纹饰视为毫无意义、仅为装饰所用的花纹，而应尽量从其形状的演化，来考证古人信仰的背景、崇拜对象的形象和礼仪内容。在此，笔者采用符号学与历史学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一方面，将礼器上的纹饰视为古人与祭祀对象的沟通符号；另一方面，则探讨关于神祕符号变成纹饰母题后宗教美术的新兴发展，和这些发展使其原始形貌产生许多变化的情况。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艺术起源和符号学的领域中，有如下共同看法：每种信仰产生自己的造型艺术，其形状都可追溯自某种基础的范型（canon）与广泛的母题（motif），这都是教义信条的表现，在不同时空的宗教美术中均有此类现象。商周礼器的纹饰也有明确的母题与造型典范。但在此范型内，创造者有许多表达方法，关键母题也有很多种变形的处理方式。
在不同文化的艺术中，关于信仰的造型，一般会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造型较抽象，反映出当时的宗教艺术仅限于刻画线条的象征，以此促进神祕仪式的进行，故而仅以简单抽象的方式表达信仰的重点，极少刻画多余的细节 [1] ，这也导致不属于同一文明的人们看不懂图画的涵义。之后，这些象征发展出宗教美术的母题与范型，且到了第二个阶段，在典型的基础上逐渐添加了细部的形状，发展出具象写实的形貌。这些趋向于“具象写实”的造型，并不是古人所见到自然界的现象，只是更细节性地描绘了古人对神靈的幻想。正因如此，跟随造型典范的发展，我们即可回溯符号的原始本义，掌握该文明观念之核心所在。当进入第三阶段时，纹饰化的趋势往往又回归到抽象的形状，然而这时的抽象化并非单纯的教义符号，往往掺杂了不同来源的细节，成为即将丧失原义的变形纹饰，创作者的目的已经不是表达信仰，而更多是艺术的美感。
这三个阶段基本上符合世界各地原始信仰的共通发展原则。早期的信仰带有强烈的神祕色彩，只有极少数人能掌握与神靈的沟通，而同一族群信仰中，形容神靈的符号也避免为外人所知悉。循着信仰的扩展，艺匠们配合礼仪的需求，创造出许多精致的礼器，而公开崇拜仪式的神祕性也较前期为弱，这也导致信仰的普遍化以及通俗化的趋势，神祕概念发展至后来，也会影响到寻常人家中的器具造型。这种成熟的社会宗教，与早期信仰有传承关系，其崇高伟大的造型同样与早期神祕符号一脉相承，两者的教义都依然指涉同样的崇拜对象。但到了第三阶段，纹饰化的造型则基本符合信仰衰退的现象，此时信仰只作为美术的题材，未必带有浓厚的宗教意义。
以上的描述虽然简略，但类似的模式却经常出现于各种文化的艺术发展进程中。此外，笔者必须强调，特定文化的礼器范型通常并不复杂，且着重于表达信仰的关键核心，因此，我们必须从礼器的发展来追溯原始符号的意义，并在其渐渐发展的步履中，持续关注一贯的核心母题，据此以窥探其信仰的基础。
如果透过此种探索所得的结论确实可信，则在传世记录、民间传说中，我们应可发现相应的例证，同时，古代文学也有助于确认造型艺术的母题。
当解读传世记载时，必须使用历史考证方法来辨析其中不同时代的痕迹，一则神话，往往既存有上古观念的原貌，也包括后来的演变，以及记录者本身时代的观点和角度。
这里要说明的是，民间神话源自巫觋（或谓“萨满”）信仰与神祕仪式，原始神话中包含不许凡人窥知的秘密，因此在原始宗教里，只有参与萨满跳神礼等仪式的人，才有资格听闻这些故事，但这些听闻神话故事、参与信仰仪式者，则必须凛于神威而不得将这些神圣的秘密加以宣扬、公开，更不得书写记载。直至相关信仰已不复存在之时，巫觋的后代或后来的文人才将之记录下来成为古代传说，或在文学作品中采用其故事形象作为创作题材，因此，记录者与原始信仰者的角度显然时常会有所不同。上古时期的崇拜对象，在传说中常常转变成凶恶的魑魅魍魉、夔魖耗神，且成为人们要克服的对象，以排除原始的“迷信”，如张衡《二京赋》曰：“残夔魖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
但从研究者角度，若要了解古人的观念，我们不能从“前人迷信”的定义来看，要脱离后人的评价框架。
世界上所有的神话故事，几乎皆是由并非属于此一信仰之众所传载，并掺入了反对古代迷信的用意，因此在研究民间创作时，我们便需通过不同信仰者的观点来加以复原、考证人们已经不再持守的神话宇宙观。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民间创作研究者普罗普先生在神话研究领域中开创了伟大传统
[2]
，众多学者也多采用普罗普先生对神话故事的解读方法
，但在中国的巫觋文化研究中却极少参考这一方法
。依笔者浅见，虽然普罗普先生对中国的先民信仰并不熟悉，但中国考古资料却可以证明且充实他的许多论点。故笔者亦借用普罗普先生研究神话的方法，以及他对萨满文化的阐述，来印证中国先民礼器纹饰所呈现的信仰背景。
由于汉字来源都是象形符号，大部分迄今仍是象形文字，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观察其符号和字义的演化。具崇拜意义的形象也会影响字形的构成，尤其是表达信仰的形象，应该与礼器的神祕纹饰会有同源的关系。
关于汉字的象形意义，必须依当时的史料才能提出假设。其中，礼器的纹饰符号应是最直接的证据。本书在礼器纹饰和字形对照方面，发现了一些具体的相关性。因此笔者不揣鄙陋，以礼器、神话、古文字等资料，从各方面考证商周文明的神靈观。
古人的信仰奠基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以及其所观察到的自然界情况。今日关于自然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溯古人当时的生存情况，亦可使学者尽量从古人的经验角度来厘清古文明所创造的形象。
综上，上编将主要通过对与三代信仰有关的礼器造型纹饰的观察、分析和解读，结合甲骨金文记录，并以后期神话作补正，观察上古人们祈天信仰结构的演变。共分八章，依崇拜对象的不同，依次对龙、虎、凤等天上神兽进行考证。其中，对夔龙神形象与意义的论述是上编立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下面拟通过夔龙神之自然原型、礼器纹饰造型类型与母题、历史溯源、卜辞记录等方面，全方位探讨这一上古信仰中的核心形象所隐含的秘密。
[1]
例如许多古代文明所见的神母造型，最早多只强调隆起的肚子。相关的问题在学术界探讨甚多，如巴黎符号学派、捷克穆卡洛夫斯基（Jan
，1891—1975）、苏联普罗普和尤里·洛特曼（Yuri M． Lotman，1922—1993）等 20 世纪的符号学家均对此有研究。其中心理学家如维果斯基（Lev S． Vigotskiy，1896—1934）等人，则藉由儿童创作来探讨它。
[2]
普罗普先生主要有两本专著：В．Я．Пропп．
Л．：ЛГУ，1986，或看英文译本：Propp，Vladimir．
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lore
，中文译本：［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著，贾放译：《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В．Я．Пропп．
М．：Лабиринт，1998，或看英文译本：Propp，Vladimir．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8；中文译本：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