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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列德国国际快车的餐车上当服务生。他的名字是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他五年前离开了俄国，那是一九一九年。从那时候起，他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试着干过多种行当：在土耳其当过农场雇工，在维也纳当过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等等。这时候，餐车两边有草场，有长满了石楠灌木的小山包，还有不断闪过的松树林。他端着托盘敏捷地穿行在两排靠窗餐桌之间的窄道上，托盘上是几只厚实的瓷缸，里面的牛肉汤冒着热气，汤也往外泼洒。他熟练地给旅客分发食物，从他端着的盘子里叉起切好的牛肉片或火腿片，摆放到旅客各自的盘子里，每放好一份，就微微点一下头。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绷得很紧，眉毛又粗又黑。
列车预计下午五点到达柏林，七点将朝相反的方向开，驶往法国边境。卢仁有点像生活在钢架跷跷板上，只有到了夜里，躺在一个散发出鱼腥味和脏袜子气味的狭窄地方，才有时间思考、回忆。他回想得最多的地方是圣彼得堡的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他的书房，书房里摆着加了厚软垫的家具，沿着家具的曲线边缘缀着真皮饰扣。再就是常想起他的妻子列娜，已经五年没有音信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在荒废人生。可卡因吸得太频繁，思维已经严重受损。鼻孔的内壁上有两小块地方又肿又疼，疼痛还在往膈膜一带发展。
他笑起来时，大牙齿闪动着特别洁净的光泽。这种俄罗斯式的露齿微笑，不知为何让另外两个服务生格外喜欢他——一个叫雨果，是个柏林人，矮胖身材，一头金发，他负责填写账单；另一个叫马克斯，红头发，尖鼻子，长相像狐狸，他的工作就是往车厢里送咖啡和啤酒。不过卢仁近来不像平时那么爱笑了。
他不当班的时候，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冲击波击穿了他的思想，把最最微小的琐事变成了天上的奇迹，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为寻找妻子打算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步骤。他趁着毒品引发的兴头还未退去，匆匆写下几笔，这些简略而又潦草的文字当时在他看来都是极其重要、非常正确的。然而，一到清晨，他就头疼，衬衫又湿又黏，这时他一看那几行歪歪扭扭、模模糊糊的文字，就觉得满心厌恶。不过最近又有一个新想法开始占据他的思想。他开始和写纸条一样不辞劳苦地设计一项自杀方案。他总是画一种曲线图，表示他怕死意识的起伏变化。最后，为了让事情简单明了起来，他定死了一个自杀日期——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他总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些细节，死亡本身老是忘掉了。不过他一清醒过来，原来想好的这样那样的自杀方法的稀奇色彩总会淡去，只有一件事情依然清晰：他这一辈子算是荒废了，一事无成，再活下去毫无意义。
八月一日如期到来。傍晚六点三十分，在柏林火车站那个灯光昏暗的简餐大厅里，年老的玛丽亚·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坐在一张空荡荡的餐桌旁边，身材肥胖，一身黑衣，面色如土，就像太监的脸色。周围人很少。屋顶很高，荡着薄薄一层雾气，底下吊灯的黄铜垂饰闪闪发光。时而有椅子往后移动，传来空洞的回声。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神色严厉地瞥了一眼墙上挂钟的镀金指针。指针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一分钟后，指针抖了一下。老太太站起身来，提起她黑光油亮的旅行包，拄着手里那根男人用的大头手杖，朝车站出口慢吞吞地走去。
一个行李搬运工在大门口等着她。火车正倒驶进站。外表沉闷的铁灰色德国车厢一节节驶了过去。在一节卧铺车厢正中间的车窗下面，油漆过的棕色柚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柏林—巴黎”。这就是那节国际车厢，还有那节里面用柚木板装修的餐车，她在餐车的一个窗户里瞥见了一个红发服务生的头和抬起的胳膊肘。仅是这两节车厢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想起战前堪称一流的北方快车
了。
缓冲器一阵响，刹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咝咝叹息，列车停住了。
行李工把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安顿在一节快车车厢的二等隔间里——按照她的要求，这是个可以吸烟的隔间。靠窗的一角有个男人，穿一套米色西装，橄榄色的皮肤，一脸傲气，正剪开一支雪茄的头。
老公爵夫人在他的对面坐下。她早有预谋地缓缓抬眼观瞧，检查一下她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全放进了头顶上的行李网架中。两只手提箱，一只篮子，全在。那只黑光油亮的旅行包则搁在膝头。她的嘴唇做了个狠狠咀嚼的动作。
一对德国夫妇气喘吁吁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隔间。
然后在开车之前一分钟，又进来一个年轻女人，一张涂了口红的大嘴，一顶黑色的无边女帽紧紧遮住前额。她放好行李，走到隔间外面的过道里去了。穿着米色西装的男人瞥了一眼她的背影。她很不熟练地扭动车窗，抬了好几下才将窗子抬起，然后身子探出窗外，跟谁道别。公爵夫人听到了一阵叽里呱啦的俄语说话声。
火车开了。年轻女人回到了隔间。刚才她脸上还挂着一丝欲收还留的微笑，进来后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倦容。一幢幢房屋的后墙掠过去了，其中一堵墙上有一幅油漆画广告，画着一支巨大的香烟，烟卷里的烟丝看上去就像金黄色的稻草。屋顶被刚才的暴雨淋湿了，现在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亮。
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便用俄语轻轻问道：“您不介意我把包放在这儿吧？”
那女人愣了一下，回答说：“当然当然，请放吧。”
隔间角上那个橄榄色皮肤、米色西装的男人目光越过报纸偷偷看她。
“好啦，我这是上巴黎去，”公爵夫人轻轻叹口气，主动搭话，“我有个儿子在巴黎。我待在德国害怕，您知道的。”
她从旅行包里取出一块厚实的手帕来，稳稳地擦她的鼻子，从左边擦到右边，又从右边擦到左边。
“对，害怕。大家说柏林也快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啦。您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年轻女人摇摇头。她怀疑地瞥了一眼看报的男人，又瞥了一眼那对德国夫妇。
“我啥也不知道。我前天才从俄国来，从彼得堡来。”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土色的胖脸上露出非常好奇的神色，两道渐渐变细的眉尾这时翘了起来。
“这事可不能说！”
那女人两眼盯住她的灰皮鞋的鞋尖，柔声细语地快快说道：“偏要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帮助我逃了出来。我现在也是去巴黎。我那边有亲戚。”
她开始摘手套。一只金的结婚戒指从指头上滑了下来，她连忙接住。
“我老是丢戒指。肯定是人瘦了，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她闪动着睫毛，沉默不语了。隔间的玻璃门外是车厢走道的窗户，窗外能看见一排平整的电话线猛然向上扑去。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朝她的邻座移了移。
“告诉我，”她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问，“那些苏维埃小子如今日子不好过，对吧？”
一根电线杆，黑黝黝地衬着夕阳，一闪飞了过去，打断了平稳上升的电线。风不刮时，电线就像旗子一样落下，然后又悄悄升了起来。火红的无边傍晚在列车两边形成两堵无形的墙，中间列车在飞速疾驶。车厢隔间的顶棚上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轻微的噼啪声，好像雨点打在钢铁的车顶上。德国车厢行驶中晃得厉害。这节国际车厢内部垫着蓝色的布料，行驶起来比其他车厢平稳，声音也比较轻。三个服务生正在餐车里往餐桌上摆餐具。其中一个短头发，浓眉毛，正想着胸前口袋里的小瓶子，不停地舔嘴唇，吸鼻子。小瓶子里装着一种水晶般的药粉，标签上有“克拉姆”这么个名字。他正在往餐桌上摆刀叉，还把封住口的调味品瓶子插进餐桌上的圆圈架里。就在这时，他突然毒瘾发作，受不了了。他冲着正在放下厚窗帘的马克斯·福克斯闪了个心烦意乱的微笑，箭一般冲过车厢之间晃晃荡荡的连接台，进了下一节车厢。他把自己锁进了盥洗室。他一面小心翼翼地随着列车的颠簸晃动稳住身子，一面往大拇指的指甲上倒了少许药粉，迫不及待地凑到一个鼻孔跟前闻闻，然后又换另一个鼻孔闻闻。他深吸一口气，舌尖一卷，把那点亮晶晶的粉末从指甲上舔光。药粉带有橡胶般的苦味，苦得他使劲眨了两下眼睛。他从盥洗室出来时像喝醉了一般轻飘飘的，一股凉气直冲脑门，美妙无比。他跨过活动的车厢隔板，返回餐车，心里想道：现在马上死掉，那多么简单啊！他笑了笑。最好还是等夜幕降临。如此令人陶醉的毒品，效力刚出来，马上就打断，实在可惜。
“雨果，把订餐单给我，我去分发。”
“不，让马克斯去。马克斯分得快一些。过来，马克斯。”
红头发的服务生长着斑点的手里紧握着一本餐券，像只狐狸似的从餐桌之间溜出去，进了卧铺车的蓝色走道。走道窗外五根清晰的竖琴弦不顾一切地向上伸展。天空慢慢昏暗下来。在一节德国车厢的二等隔间里，一个一身黑衣、长得像太监的老太太，在压低声音的“噢啊”感叹中听完了一段遥远、沉闷的生活情形。
“那么您的丈夫呢——他当时留在了国内吗？”
年轻女人两眼圆睁，摇摇头说：“没有。他一直在国外，很长时间了。当时也是势所必然。革命刚开始，他南下敖德萨。他们盯上了他。当时说好我也到那里与他会合，可我没来得及逃出来。”
“真可怕，真可怕。那您就一直没他的音讯？”
“杳无音信。我记得我曾经断定他死了，就开始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还不是怕全让他们没收了。后来，在柏林，朋友们告诉我他还活着。有人瞧见过他。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她匆匆从她随身带的破旧小丝绸包里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方向报》。
“在这儿，您看看。”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戴上眼镜，念道：“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卢仁寻找丈夫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
“卢仁？”她摘下眼镜问，“会不会是列夫·谢尔盖奇的儿子？他生前有两个儿子。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叶连娜满脸高兴地笑起来。“哟，那该多好啊！这真是没有料到的事。难不成您认识他的父亲？”
“当然认识，当然认识，”公爵夫人得意而爽快地说起来，“廖沃什卡·卢仁，从前是个枪骑兵。我们两家的地界紧挨着，他常来我家做客。”
“他死了。”叶连娜插话道。
“对，对，听说是死了。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他来我家时总带着他的俄国狼狗。但他家两个男孩子我现在记不清了。我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待在国外。那个小一点的男孩好像是一头浅黄色的头发，有点口吃。”
叶连娜又笑了。
“不对，不对，那是他哥哥。”
“唉，亲爱的，你看，我把弟兄俩搞混了，”公爵夫人愉快地说，“我的记性不太好。刚才要不是你主动提起廖沃什卡，我就记不起他来。不过这会儿我全想起来了。当年他经常骑马过来喝下午茶……噢，我来告诉你……”公爵夫人身子往前靠靠，继续往下说，声音很清楚，稍微有点快。她不觉得感伤，因为她知道快乐的事情只能快快活活地说，不必因为快乐的事情已成过去而感伤。
“我来告诉你，”她继续往下说，“我们家有一套怪有意思的盘子——外面一圈金边，正中央一只画得活灵活现的蚊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真蚊子，要挥手赶开它呢。”
隔间的门打开了。一个红头发的服务生正在分发订餐单。叶连娜要了一张。坐在角上的男人也要了一张。这男人一直想引起她的注意，颇有一阵子了。
“我自己带了饭，”公爵夫人说，“小圆面包夹火腿。”
马克斯走遍了所有的车厢，又摇摇晃晃地回到餐车。路过他的俄国同事时，用胳膊肘轻轻捣了他一下。卢仁正站在车厢门前，腋下夹着一条餐巾。他两眼放光，焦急地看着马克斯走过去。这时他感觉到一阵透心凉，五内俱空，骨头散了架一般，全身有点发痒，好像接下来马上要打喷嚏，要一下子打得灵魂出窍。他对如何安排自己的死亡想了一百遍，每一个小小细节都仔细考虑了，仿佛排演一局象棋测验似的。他计划夜间在某一个车站下车，绕过这节停着不动的车厢，把脑袋放在盾牌模样的缓冲器尾端上。另外一节车厢一会儿就会来和这节车厢连接，连接时两个缓冲器咔嚓一碰，中间夹着的就是他放下来的脑袋。那时他的脑袋就会像肥皂泡那样爆开，变成彩色的碎片散在空中。他得在枕木上找一个稳当的立足点，然后脑袋一偏，紧紧贴在缓冲器冰冷的铁板上。
“你难道没听见我叫你吗？到通知开晚饭的时候啦。”
这是雨果在说话。卢仁吃了一惊，笑笑算是回答，照他说的去通知开饭。他一边走，一边把隔间的门一一打开一下，急促地大声说：“第一次开饭通知！”
在一个隔间里，他的目光飞快地落到一个老太太土黄色的胖脸上，她正在打开一份三明治。他心里一动，那张脸他好像非常熟悉。他穿过一节节车厢匆匆返回来，一路上一直在想老太太有可能是谁。好像是他曾在梦中看见过她。刚才他全身痒痒，想一个喷嚏打得灵魂出窍，这种感觉现在变得比较实际了——我随时会想起来这老太太像谁。可是他越使劲地想，反而越想不起来，叫他好生气恼。他闷闷不乐地回到餐车，鼻孔大张着，喉咙堵得慌，好像咽不下东西一般。
“唉，让她见鬼去吧——真荒唐。”
旅客们走不稳当，便扶着墙壁，慢慢移动，穿过车厢过道，朝餐车方向走去。尽管车窗外面依然可见落日的一抹黄光，人影已经闪动在暗下来的车窗里。叶连娜·卢仁惊慌地注意到，穿米色西装的男人是在等她站起来后才站起来的。他的眼睛向外突出，像混浊的玻璃中灌了深色的碘酒一般。他沿着过道走，差不多跟她前后脚。这时列车晃得厉害，凡她一晃之下站不稳当时，他就会及时地清嗓子。不知为何，她突然觉得此人肯定是个密探，是个告密者。她也知道这样想是愚蠢的——她毕竟早已不在俄国了，可她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
他们穿过卧铺车厢的走道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加快了步伐。餐车挂在卧铺车厢后面，中间的连接铁板参差不齐。她刚走过这几块铁板，进到餐车过道里，突然那男人来了一个粗野的亲昵动作，一把抓住她的一只上臂。她压住一声尖叫，使劲挣开胳膊，用力太猛，险些摔倒。
那男人用带着外国口音的德语说道：“我的宝贝儿！”
叶连娜一个急转身，跨过车厢连接板往回走，穿过卧铺车厢，跨过又一个连接板。她觉得受了伤害，难以容忍。她宁可不吃晚饭，也不愿坐在餐车里面对着那个粗野的怪物。“上帝知道他把我当成什么人啦，”她心想，“这都怪我涂了口红。”
“怎么回事，亲爱的？你难道没有去吃饭？”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手里拿着一个火腿三明治。
“没有，我一点也不想吃。请原谅，我要打个盹。”
老太太惊讶地抬抬两道细眉，接着又使劲咀嚼起来。
这时叶连娜头向后靠着，假装睡觉。不一会儿，她真打起瞌睡来。她苍白疲惫的脸上偶尔抽搐一下，鼻子两侧掉了脂粉的地方闪闪发亮。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夫人点燃了一支带有硬纸烟嘴的长香烟。
半小时后，那男人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在他原先坐的那个角上坐下，用牙签剔了一会儿大牙。然后他闭上眼睛，有点儿心神不定。他的大衣挂在车窗旁的一个衣钩上，他拉过衣襟把脸遮了起来。又过了半小时，列车慢了下来。月台上的灯闪了过去，就像幽灵闪过雾蒙蒙的车窗。车厢发出一声舒心的长叹，停下了。这时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在隔壁的隔间里咳嗽，月台上有跑过去的脚步声。列车停了好长时间，远远传来夜里的汽笛声，此起彼伏。这时列车晃动了一下，又行驶起来。
叶连娜醒来了。公爵夫人正在打盹，大张开的嘴像一个黑窑洞。那对德国夫妇已经下车了。那个大衣遮住脸的男人也在睡觉，两腿大大地叉开着。
叶连娜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疲乏地抹抹额头。突然她吃了一惊：一直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不见了。
她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丢了戒指的那只手，看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在座位上、地板上匆匆寻找，心怦怦狂跳。她瞥了一眼那个男人突起的膝盖。
“唉，主啊，当然如此啦——肯定是在去餐车的路上挣开胳膊的时候掉了的……”
她冲出隔间，伸开双臂，一摇一摆地穿过一节又一节的车厢，一路上强忍着泪水。她走到卧铺车厢的尽头，从后面的门往外望，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气、旷野、夜空，还有消失在远处的黑乎乎的楔形路基。
她心想是自己记错了，走反了方向，于是呜咽着掉头往回走。
盥洗室门旁挨着她站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系着一条灰围裙，戴着袖章，看去就像一个夜班护士。她正提着一个小水桶，桶里露出一把刷子。
“他们卸下了餐车，”小老太太说，不知为何叹了口气，“过了科隆，就挂上另一辆餐车。”
留在车站拱顶下的那辆餐车第二天上午才会继续驶向法国，这时里面的几个服务生正在打扫卫生，收拾桌布。卢仁活儿做完了，站在车厢走廊打开的门口。车站上一片昏暗，冷清无人。大老远有一盏灯，像一颗湿气凝重的星，透过灰暗的烟雾闪出光来。铁轨流水一般微微闪亮。他没能搞明白那个自带三明治的老太太的那张脸为什么深深地打动了他。别的事情一桩一件都很清楚，唯独这件事情仍是想不透的盲点。
红头发、尖鼻子的马克斯也出来走进了过道。他正在扫地，忽然注意到一个角落里金光一闪。他俯身查看，原来是一枚戒指。他把戒指藏在他的马甲口袋里，迅速往四面望望，看有没有人注意。门边上是卢仁的脊背，一动不动。马克斯小心翼翼地掏出戒指，借着微弱的亮光，看清了戒指里圈刻有一个手写的词，还有几个数字。肯定是中文，他心想。其实那一行镌刻的文字念出来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一日，阿列克谢。”他把戒指又放回口袋里。
卢仁的脊背动了一下。他悄悄地下了车，斜插过去，走到旁边一条铁轨上去，步履平稳轻松，散步一般。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片刻间火车头饿疯了一般朝他扑来。马克斯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远远望着列车亮着灯的窗户连成一串，飞速闪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