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哩。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倘若全个社会如此,那社会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请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来,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所谓好不好,并不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世说新语》记一段故事:“祖约性好钱,阮孚性好屐,世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量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诣孚,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 屐?’意甚闲畅。于是优劣始分。”这段话,很可以作为选择趣的标准。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要瞒人的,或是拿别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起来,他就根本不配做趣味的主体,因为认这类事当趣味的人,常常遇着败兴,而且结果必至于俗语说的“没兴一齐来”而后已。所以我们讲趣味主义的人,绝不承认此等为趣味。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人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清华大学藤影荷声之馆。与工字厅后厅以“三步廊”相接,有一所精雅的小客厅,俗称“西客厅”或“西花厅”。初建时也是一所书房,自领一小院,院内紫藤罥 架,棂外红莲映窗,是工字厅大院内最幽美的所在。1914年秋,梁启超曾在这里“赁馆著书”,起名“还读轩”。从1925年起,著名文学家吴宓(字雨僧)在这里“奠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已。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1922年4月10日
在直隶教育联合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