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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最复杂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非孔子莫属；同样，如果有一个最复杂的文化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当儒家莫属。关于孔子和儒家，虽已有过千言万语，但还会有千言万语要说。
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结束。第二年周平王率众迁都洛邑，开始了历时500余年的东周时代。以公元前477年为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期；战国时代结束于秦朝统一。
孔子，名丘，前551—前479，生活在春秋晚期。他所处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礼崩乐坏”，二是“百家争鸣”。“礼崩乐坏”指西周所建立的礼乐制度的崩溃，而“百家争鸣”则是一场空前的文化论争。这不是两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产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礼崩乐坏”就不会有“百家争鸣”。
一个文化辉煌时代的产生竟然是以礼乐文化制度的破坏为前提，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一靠文化环境的营造，二靠文化创造者的创新。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能够营造环境的最主要因素，则是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生态、政治格局等。总之，都与政治和权力有关。春秋以降，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摇摇欲坠，因而带来了政治权力体系、政治生态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的源头是周王权力的削弱，也就是处于政治制度中心的王权地位动摇了。削弱或动摇的原因，是周王被迫东迁成周洛邑，丢了大本营宗周。大本营的丢失，不但实力大减，而且威信也大大下降。此外，时间的风雨也把分封制和宗法制吹打得千疮百孔。许倬云说，西周分封，诚然有其巧妙之处，却也有先天带来的弊病，分封越多，宗周越弱；时间越久，亲情越疏。到西周晚期，厉王、幽王两代，即使中间夹了一代力求振作的宣王，终究因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宗周灭亡，王纲解组，那一个庞大的网络，一旦崩散。
百家争鸣，是一场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对周人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大思辨和大争论，实质是肯定还是否定；是维护还是打破。肯定和维护，是肯定和维护周的制度和周的文化，否定和打破，是否定和打破周的制度和周的文化。肯定和维护，是对周政体和文化双重肯定和维护；否定和打破，对周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否定和打破。所谓百家，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西汉的司马谈列举了主要的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而东汉的刘歆列举了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无论哪家，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救时之弊。梁启超说他们“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敝，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
胡适也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
孔子是拉开“百家争鸣”时代大幕的人。他是周制度和文化的维护者，推崇礼乐文化，主张效法三代先王和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定位于周文化的传述者。正是他的传述，给周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而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则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绵延不绝。
孔子出身寒微，他原本是破落的“士”阶层，在宗法制的等级社会中，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是什么让他能够脱颖而出呢？
从外部环境看，时代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周王室的衰微，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知识阶层从宫廷走向民间。过去知识阶层在礼乐制度的体制内是为王室服务的，如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吃官饭的知识阶层，许多人不得不离开体制。如身为周王室守藏史的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西出函谷关，在终南山著书兴学。知识阶层走向民间，自食其力，自谋职业，从而带动了私学的兴起。从“学在王官”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打破了贵族对知识文化的垄断，平民阶层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鲁国乐师师襄、郯国郯（tán）子、郑国的邓析，以及苌虹、王骀（dài）等都纷纷开办私学，私学规模蔚为可观。孔子也以办私学为业，并以此作为拓展事业的基础。
另一个后果是，周王室对诸侯失去了控制，诸侯国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众多的政治实体意义在于，由于这些政治实体拥有自主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需要知识阶层的智力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就为知识阶层的增值和流动提供了很大空间。而私学兴起，一批庶民中的佼佼者，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专业技能，也跻身于士的队伍。他们与旧士不同，较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实际上，他们都是社会中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阶层。由于各个政治实体间的竞争，使得知识阶层的价码飙升，也使他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关系，拥有独立的身份，而成为特殊的人才商品，寻找机遇一展自己所长和抱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正是在这样时代空间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进可以参与政治，退可以守护学业。
从孔子成长背景看，处在一个礼乐文化浓厚的环境之中。他生于鲁国，长于鲁国。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就是主持制礼作乐的人，所以鲁国是实行礼乐文化的模范国家。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任后，“变其俗，革其礼”
。一方面，孔子一直受礼乐文化的熏陶，丰富的礼乐文献，良好的文化传统，对他的成长产生极大的影响，塑造了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他又目睹了太多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几乎是家常便饭。上有周王室的王子朝攻逐敬王；中有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卫国有蒯聩出公父子争国，齐国有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国有平王弑杀灵王，吴国有阖闾弑王僚；下有卿大夫的坐大，相互算计或残杀，如鲁国有三桓（孟孙、叔孙、季孙），郑国有七穆（驷、罕、国、良、印、游、丰），齐国有高、崔、田、庆，卫国有孙、宁，晋国有六卿（范、中行［háng］、智、韩、赵、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置礼乐制度于不顾，而社会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成为礼乐制度的维护者和捍卫者。
从孔子自身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非常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而且边学习边打工，他三岁丧父，很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三十而立”，确立了人生的远大志向。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个道就是道义，是关乎社会的公道和正义，是大道，而不是个人升官发财的小道。这个志向明确后，他没有动摇过，一生为之矢志不渝。
钱穆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他之前，有二千五百年的文化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在他之后，又有二千五百年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对文化理想的建立，孔子影响最深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
孔子一生，早年从教，中年从政，晚年整理文化典籍，而从教贯穿始终。有人称他是政治家、教育家和学问大家，这些称谓都不为过。但是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名垂青史呢？
是他的政治事业吗？应该说，在所有事业中，政治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三月无君，则皇皇（皇通“惶”）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则是对他的真实写照。他也很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严格地说，他从政时间很短。51岁出任中都宰，52岁以礼官身份陪同鲁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晤，54岁以大司寇的身份率领军队“隳（huī）三都”，55岁离开鲁国，开始长达13年的“周游列国”。如果以在鲁国任职时间算，只有4年，如果都算，前后17年，但能被称道的政治作为，也只是通过“隳三都”的行动，打击鲁国贵族，维护国君的地位，但这次行动失败了。而在卫、陈、曹、宋、蔡、郑、楚等国，他并没有得到重用，政治上无所建树。因此，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在当时或之后一段时间，都影响甚微。
是他的教育事业吗？孔子无疑是成功的教育家。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他曾对学生子夏说过这样的话，“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也就是说，他的学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君子儒，一种是小人儒。什么是小人儒？刘起釪（yú）说，孔子所办的私学，相当于一个丧葬职业学校，培训大批从事丧礼的专业人员。周礼很多，而丧礼无论对贵族还是老百姓都是必需的，而且特别烦琐，需要专业人员来操办。小人儒，大概就是这类人，而君子儒是他用心培养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俱佳，能与他一起实践政治理想的人。但孔子死后，这些人就分裂了，分成了八派，而为实践政治理想而奋斗的少之又少。
是他的学术事业吗？孔子68岁回到鲁国，一直到去世，专心从事研究。政治理想的实践失败了，他想留下文字，使这种理想得以流传。一是修《诗》《书》，二是订《礼》《乐》，三是作《易》和《春秋》。尽管这六本书到了汉代被奉为《六经》，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却掺杂太强的政治功利。如《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只剩下305篇，他自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又如《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例如，他把晋文公传见周天子，写成“天王狩于河阳”，尊奉王室，贬损乱臣贼子。梁启超说，如果《春秋》算史书，那么孔子则是拙劣的史家。
既然上述三项事业都不能使他名垂青史，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永垂不朽的人物，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传颂或谈论？一般认为，是他的思想，他是作为思想家而被人长久地记取。当然，作为思想家也不是没有争议的。黑格尔说，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黑格尔讲得没错，但他不了解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受众，不了解他们心中对政治理想的憧憬、对实现理想的路径和个人该如何作为，而这些孔子都替他们说出来了。
首先，说出了人们心中的理想政治。最高理想是“大同”社会，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而初级理想则是“小康社会”，“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
中国不是宗教社会，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所以中国人对“天国”“来世”没有什么期待，他们憧憬的是美好的现世社会，因此这种淑世理想就变成了信仰，矢志不渝，世代相传。
其次，提供了淑世理想的实现路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毕生的事业，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认为礼崩的原因，是“德”的缺失，所以他用一个全新的核心概念来诠释“礼”，这个概念就是“仁”。
“仁”究竟是什么含义，孔子本人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论语》中论及“仁”的俯拾皆是，但都是就事论事，说哪些具体事情符合“仁”或者不符合“仁”，而在回答樊迟时说，就是“爱人”。
如何爱人？“忠恕而已矣。”
何为忠？“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行得通。
何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对仁的论述非常独到，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个体的亲情出发，直指人心。由此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家庭到社会，从而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例如他说，“孝悌（tì），仁之本”，为此，“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样讲述，礼就不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变得有血有肉。他说，丧礼和祭礼是非常重要的，叫作“慎终”（慎重送别死去的父母）和“追远”（追怀自己的祖先）。“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样礼就不是在别人强迫下做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体亲亲的真实情感。
以“仁”释“礼”的意义在于，把整体的社会外在规范（“礼”）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仁”），进而设计发展人格和修身治国的方案，从而为维护周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提供了切实可循的路径。
在孔子看来，有了“仁”这个基础，“礼”就可以得到维护。“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恢复“礼”的基本要求，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那么，社会就会重新恢复秩序，通往小康和大同社会的大道就清晰可见了。
最后，坦陈了读书人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实践“仁”，恢复“礼”，靠谁去带头去实行呢？当然是靠君子。《论语》中多次谈及君子，孔子把君子作为读书人追求的理想人格，并鼓励学生努力成为君子。“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怎样才能成为君子？他说，一要“修己以敬”，二要“修己以安人”，三要“修己以安百姓”，又说君子有四道，“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可见，孔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和责任担当意识，从而成为读书人与政治不解之缘的源头。尽管他仕途不顺，但他的政治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也一直激励着后来的读书人。“隳三都”，非超人的政治勇气，不可能去一搏；在外十三年，“颠沛流离，游说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非坚定的政治意志和顽强的毅力，绝不可能做到。
有人说孔子并不复杂，认为阅读《论语》，去掉他圣人的光环，他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栖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确切地说，他是中国的堂吉诃德。
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复杂的，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是矛盾的，平时说的和掌权时做的不一样。比如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就是矛盾的。他的目的是霸业，他的手段是仁、是恕，但他知道仁、恕这一套谁也不会听，所以掌握权力后，他的做法却是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shān）除异己是不行的。而他对管仲的称道，为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
有人认为，孔子不光言行不一，言论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他把中庸挂在嘴边，“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也一再强调“有教无类”，却又说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类的话，既偏颇，又刻薄，等等。
孔子的复杂主要是源于对他的造神运动。两类人不遗余力地把他推向神坛，一类是读书人，一类是掌权者。有人指出，孔子由人变神的过程，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大概地说，那五百年间，孔子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子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倡，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人，三变为接受天启、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做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
其实，真正改变孔子命运的是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是孔子和儒家的一个转折点，政治权力的介入，直接导致了儒家学说的经典化和神圣化。孔子当年删订和创作的六本书成了“六经”。由于汉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直接把学问与做官捆绑在一起，使得天下学士趋之若鹜，纷纷加入这支以受业习经、传经、注经、解经为志业的文化大军，而儒生们既是为了投桃报李，也是为了对自身职业的美化，顺势而为，进一步推动经学的神圣化。
在把儒家经典神圣化的同时，对孔子的造神运动也持续不断。谶纬神学红极一时，此学进一步把儒家经典加以神化，甚至认为孔子就是神。《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是其母与黑帝交媾而生的，把儒家的经典说成是“陈天人之际，述天地之心，记异考符，与天地同气，为万姓求福于皇天”的神书。《孝经·右契》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汉代人普遍地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汉朝制作的，是一王之法，作《春秋》的孔子是圣人，又是素王。顾颉刚则一语道破：“把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神话都归纳到《六经》的旗帜下，使得孔子真成个教主，《六经》真成个天书，借以维持皇帝的位子。”
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儒家呢？因为儒家最适合皇家的政治需要。秦始皇迷信权力，以严刑峻法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武帝不想重蹈覆辙，想用一套话语术，黏合统治者和百姓之间裂痕，把“我”是“我”、“你”是“你”的这种对立关系，变成“我们”，而儒家的说辞正好符合这个要求。范文澜说：“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者过着庶民的生活，还能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多，看下时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而“孔子学说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
图1-1 孔子画像 （明代 佚名）
“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统治集团与儒家文化群体的一次最大的交易。交易的结果是，首先，儒家文化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群体参与到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取得了文化的护卫，帝国的专制制度得以巩固。其次，政治参与文化的塑造，儒家文化越来越成为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工具。正是皇帝和儒生们的合力，最终把孔子推上了“大成至圣先师”的位置。
司马迁描绘过孔子的长相，说他“生而首上圩顶”。就是头顶四周高，中部有凹陷，又身高九尺六寸，应该说是一个长相奇伟的人。但他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正常人。
今天他仍在被人学习，被人尊重，也被人批评。但愿不再被人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