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发展

访谈组：具体来说您创办《上海日报》的时候，有哪些创新？有哪些本土的特色？

首先，我们的外国受众主要生活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所以我们要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多强调文化和生活，比如旅游、文娱、市场情况、周末活动。后来我们做了一个专刊，叫iDeal Shanghai，里面就都是这些内容，类似生活指南。

我们办报纸要有针对性，要了解我们的主要读者。《上海日报》不是全国性报纸，代表中央或者外交部发声是《中国日报》要做的事情。因此我们着重报道上海，包括杭州、苏州、扬州、宁波，这些长三角地区。我们刊登的一些内容，别的报纸包括《中国日报》都没有充分的报道，外电里更没有。那么我们来做，这就是地区性报纸。所以做《上海日报》，定位明确，针对长三角的外国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另外，在技术上，特别是在电子化、数字化方面我们都走在国内报纸的前面。比如我们是大陆的英文报纸中最早使用彩色印刷的，我们还是第一个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发行报纸的。互联网发行，就是在世界各地的高级宾馆、机场、游轮等这些国际人士流动比较多的地方，设了报纸的贩卖机，就像点一杯饮料一样，直接点一份报纸。点到中国大陆的界面，只有《上海日报》。

我们也是整个亚洲第一个在亚马逊的电子本上发行的报纸。第一次做移动端，我们当时用荷兰出的移动本。但是那种移动阅读有个问题，由于当时WiFi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所以使用者每天早上起来，先要把他的阅读器连上电脑下载，然后才能带走看。

当我在外电中看到Kindle要刊发报纸，就激动得不得了，几个晚上没睡着。我想这太好了，解决了大问题。Kindle不需要下载，只要是能接通电话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于是我就一次一次地给亚马逊写信，一开始他们不理我。我是牛皮糖，属牛的，就一直写信，要求参加实验。后来终于说动他们了，他们看了十几封信，觉得这个编辑非常执着，就派了一名年轻的工程师专门到上海来。我给他看我们的数据、电脑的操作和排版。看完了后，这位工程师大受震撼，回去就向Kindle的开发主管汇报。所以Kindle上第一次有报纸的时候，整个亚洲只有一份报纸——《上海日报》。

这些都是创新。以前有一家报纸采访我，我说了一些观点，大意是做媒体，要像追恋人一样去追新技术。这就是我到上海来做的事情。

我对电子产品一直很感兴趣。我刚到斯坦福时，每个教室里都有电脑。当时我们用电脑写稿子，用软盘储存（floppy disk），五英寸大小，薄薄的，里面是一个塑料片，插到电脑里，只能存512k，写完传给老师。所以我很早就接触电脑了。

《中国日报》是国内第一个报纸电脑化的，报社当时指派我参与这项工作。1987年引进了美国的电脑编辑系统叫XyWrite，当时美联社和美国很多主要报纸都用这个软件。这样，我们就把打字机全部淘汰，换成电脑。

当时用计算机，还需要很多类似现在App的应用来处理文件。比如说我们从电脑里面接收的天气信息，全世界有80～90个城市，而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多，首先要选出需要的城市，然后排序，要制表格。为什么？各个城市、气温、天气情况等信息传过来，没有标点符号，一堆全在里面。如果不用电脑程序，手工做表格，耗时太长。还有很多稿子，标题用什么字体、文本有几行、首字母要不要下沉，有很多格式和版面问题。英文报纸里有个很重要的版面，有时候整版，有时候半个版面，用来展示体育比赛的结果（sports scoreboard），这是外国人非常关心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表格的形式出现的，但信息送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就像我们现在看文言文需要句读。

这些东西不能全部手动做，而从美国来的工程师说他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XyWrite软件允许用户用DOS语言编写自己的程序。当我看到这一部分，就开始琢磨，吃透了以后就着手编写我们报社需要用的程序。我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编程，所以完全靠自学。为了编好一个程序，我吃饭、走路、坐车的时候都在想怎么弄，什么地方不对。后来我一共编写了几十个用户小程序，为报社顺利地过渡到编辑写稿电脑化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我非常喜欢新事物，现在也是一样。所以，我不抽烟、不喝酒，把钱花在手机、电脑、照相机和其他的gadgets上了。因为我本来喜欢数学，数学比英文好多了；走错了路，被人说是一个被英文耽误了的数学家。我自己特别喜欢想这些问题，动这些脑筋让我的身体产生多巴胺。到上海以后，我对电脑、软件这些东西一清二楚，只要有最新东西出来，马上就买过来。报社用的Indesign、Inpage这些软件，都是我们最早引进的。

我个人对科技跟得很紧，在做《上海日报》时，也在这个方向下了大功夫。所以在技术上我们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甚至在亚洲都是领先的。只要有了新技术的苗头，就算没有成形，但只要方向对，我就会盯着这个技术，一定要把它引进来。当时有人问我，《上海日报》五年甚至十年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说会成为数字化媒体，print version的量会很小，但可以有广告效应。比如说做《上海日报》的广告，不要只是平面媒体，可以做MV、视频，动态画面可以是一对年轻恋人在街上走，另一个人手拿《上海日报》从旁边走过，男生就回头了。这也不是我创造的，国外一个汽车广告好像就是这样的。要做活的、真正能抓住眼球的内容，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自己也要创新。所以我当时跟市里负责宣传的领导提出来过几次：我们赶快要培养干部研究互联网，研究数字化。那时候传统媒体还很好，全国各大城市里最高的大楼不是银行，也不是保险公司，是报业，是电视台。纸媒从1990年左右开始飞跃，到最高峰后就慢慢下来了，同时数字媒体开始发展起来了。

还有，我们是大陆上第一家摄影记者全部用数码相机的，最开始一台数码佳能相机要差不多15万元。我当时强迫摄影记者用数码相机，从简单的试起。比如半夜发生的新闻，用传统相机拍照片，可能第三天才能上报，但是用数码相机，拿回来往电脑上一插就上去了，第二天就见报了。那么全上海就只有我们这家报纸有这条新闻的照片。

另外，我们用全套苹果系统处理照片，广告公司都不可能全部做到。我培养一个人跟我调照片。调颜色，告诉他大红里面有多少百分比的品红（magenta）、黄、灰。而且在电脑上看见照片很漂亮，第二天印出来很可能不一样，所以要预见成品的样子。于是我要求用专门做广告用的色卡，分类很细，有几百种颜色，对好了以后，亲自去印厂盯着。当时创办《上海日报》，我是连轴转的。凌晨报纸编辑完后就去印厂，看印出来的片子，比对原照片，再跟师傅说要怎么调整。原片一条线，印出来变成好几条线；本来是单眼皮，变成了四眼皮，这都是经常出现的事情。在照片上，我非常仔细，用修表一样的放大镜去看。每张图片由点构成，深的地方点多，浅的地方点稀。我就训练处理照片的人看这些东西。他的电脑也是专用的，只有他和我有密码，其他人不许坐他的位置；他的工作环境和灯光是专门调好的，其他任何人不许动，这是我的禁令。要确保报纸上见到的照片和原照片相似度达到95%以上，如果有问题我会找负责照片的人。

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几家报社同时用全国统发的一张照片，第二天把这几张报纸放在一起，同样一个领导人，四家报纸，有四种颜色的领带。只有我们是对的，其他都错了。后来其他报社派人来我们这里学习，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人，因此感到很困难。

访谈组：您能分享一次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工作经历吗？

有一件我早期做记者的事情。1981年8月初，台湾空军少校黄植诚驾驶一架战机在福州降落。这时我们得到内部消息。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四点多不到五点的时候，我们报社领导跟我说：“小张，你来办公室。”他告诉我台湾有架飞机飞过来。“在什么地方？”“在福州。”“我现在马上就去。”他说：“你争取去，看看怎么办。”我说：“你给我开介绍信。”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除了记者证就是介绍信了。

那次我感到自己也很幸运，再一个我确实是做到记者应该做的基本东西。第一，当时北京没有夜班飞机直飞福州。我原本想先飞上海，第二天再从上海飞福州，结果发现当天已经没有飞机到上海。我只好飞杭州，再坐火车去上海。半夜一点多到上海，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我没回家，直接到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说我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们一听我说上海话，于是就让我在他们宿舍躺了一会儿。天不亮，我就跑到延安路，当时在市中心唯一一个售飞机票的地方，等他们开门。

一开门，我就进去问：“今天是不是有去福州的航班？”里面的营业员说：“是的。”“还有机票吗？”“没有，全卖光了。”当时飞机一个礼拜飞过去一两次，飞机又小，很快票就卖光了。我说：“我有紧急任务，一定要过去。”“那没办法。”“没办法也得想办法，我介绍信给你们看，记者证给你看，我是《人民日报》的，你总得帮帮忙。”“实在没法，要不你赶到虹桥机场去，到机场那边，看行不行。”

我就直接赶机场，那时候出租车都叫不到，就坐公交车冲过去了。赶巧，飞机还没起飞，我就跟他们商量。机长都出来跟我说，真的不行。他说：“张记者，真的不是我们不帮忙，实在没有座位，全坐满了。”“不行，我今天赖上你了，要不今天你飞机别走，哪怕躺在轮子上，你都要把我带走。”他看我耍赖了，最后让我坐在空姐的位置上。就这样，我飞到了福州。

我从来没去过福州，那是第一次去。一下飞机，我东南西北都不知道，到哪去找黄植诚？而且这个人肯定得保护起来。我想，他是空军，就要找福州空军军分区，这方向应该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到马路上去找人问空军军区在哪里，没几个人知道的。于是我就到派出所去，跟警察说：我不是坏人，我真是有紧急任务，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但我不知道这个地址。他们就告诉我坐几路车到什么地方，再换几路车去。

到了军分区门口以后，我说我是记者，有任务来，要进去。门口值班室的一位军人问：“你跟谁联系了？”我说：“没有跟谁联系，自己来的。”“那不行。”然后他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报社的？记者证是《人民日报》，介绍信开的又是《中国日报》。那你是《中国日报》的？”我说：“诶，你还知道《中国日报》？”他说：“我还真知道《中国日报》。”那时《中国日报》才创办一个多月，他怎么会知道《中国日报》？巧了，当天《参考消息》上有一条关于《中国日报》创刊的消息，说《中国日报》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当年讲的“糖衣炮弹”，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糖衣炮弹”，用英文报道嘛。所以他们从参考消息上知道《中国日报》了。那好，就放我进去了。

我进去也见不着黄植诚本人，后来我就找他们宣传部门。实际上当时当地的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和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三个记者已经在里面了，因为他们是当地的，可以直接跟军分区联系。我说我也是中央媒体，从北京赶过来的。宣传部门的人说，好，晚上有一个小型的十几分钟的欢迎会，但是不能跟黄植诚说话。黄植诚坐的距离很远，就出来露个面。军分区领导讲几句话，他不讲话。

之后我就听说要把他送北京，第二天坐火车走，包一个专厢。这下我急了，你们都走了，我找谁去？我就赶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卧铺票，就在紧挨着专车的一个车厢。但是进不去，门口都站了岗，都是空军部队的，扛着长枪站在那里，两头都封着，根本进不去。我觉得不行，白坐趟火车到北京，人也没见到，回去说什么，那不是白来了？我当个记者，就看了个人影子，觉得这个人大概1.72米，有点胖，体重大约70公斤，就完了？所以无论如何要见到。然后我就跟解放军两个警卫纠缠。

他们看见我就皱眉头了。我说：“我不是想给你们添麻烦，你们的任务是站岗，保卫安全问题，我完全理解。但你们想想我也是有任务的，我见不到人，不采访的话，不能交代。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要坚持。”他们给我磨到实在没办法了，一个人进去和里面的领导讲。正好他们宣传部的一个领导也在里面。警卫说外面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非要进来不可，我们实在是挡不住，磨了几个小时。领导说：“我昨天见过他一次，你让他进来。”进去了以后还不行，我们三个记者只能坐在一个小包厢里。走廊是空的，没有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第几个包厢，而且都不让随便走动的。

幸运的事情又来了。因为七八月份天气热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没有空调，车里面只有电扇。走廊里的车窗都不开，热得实在没办法，也只能打开一寸的缝隙，就这个情况帮了我大忙。最后黄植诚热得受不了，就说无论如何让他到外面靠着窗口站一会儿。他光脚穿个大裤衩，穿个汗背心，热到这个程度。我一看机会来了，趁没人注意，我拉开门，一下就冲过去站到他边上。人家不能把我拽走，因为我是正儿八经的记者，在人家客人面前把人拽走，多不好看。

我待在边上一个多小时，就跟他聊。“您是黄先生吧？”“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报社的，英语报纸《中国日报》的记者。“哦，你们还有英文报纸啊？”“是新办的英文报纸。”我跟他什么都聊。聊到什么程度？聊到邓丽君，聊到他妈妈，他整个飞回来的过程，包括飞机怎么下来，这些细节我都知道了。

我有短期记忆的特长，不用记笔记，如果记笔记人家肯定请你走了。火车到北京是晚上10点多，我回到报社11点，当天我就发了一条短消息，大约也就是两三百个字，说台湾过来的一个空军少校黄植诚昨日晚到达北京。这则消息是其他所有报纸都没有的，所有外电都引用《中国日报》报道，“Taiwan pilot is in Beijing”，当时就抢了独家。

后来从第二天开始，《中国日报》的头版上面就设了一个top strip，就是顶上的一个横条。Top strip很重要，它不算头版头条新闻，但往往是最有意思的新闻。这个位置每天登一篇我对他的报道，连续刊登了几天，包括黄植诚怎么过来的、个人爱好、在台湾的情况、回到大陆来的初步印象，有很多细节。当时只有《中国日报》刊登了这些内容。这就是做记者。

我在汉口路的《解放日报》招待所虽然躺了两三个小时，但根本睡不着，等着到延安路去买机票。那里离我母亲家走路不到10分钟，这时候我的宝宝就在家里面，我已经16个月没见到她了，是我妈妈帮着带她，真是过家门而不入。第一，我不回去睡觉；第二，我白天没回家。按照常理，机票买不着回家理所当然。但是我当时想一定要做这条新闻。

后来我有好几次类似的情况，感到做记者真的是要有韧劲，而且一定要足智多谋，要会动各种脑筋，一定要灵活变通，然后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采访到你的采访对象，得到你要的信息。

访谈组：您认为我们今天做新闻应该如何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新的媒介环境？

当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媒体最需要的记者是能够“scoop”，就是抢先报道独家新闻的。一条消息影响很大，不管是在经济、政治或者文化方面，只有这家记者报了，别人全都不知道，那么这个记者就是厉害。今天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任何事情发生，文字、照片在社交平台一发，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么现在的独家是什么？是独家的编辑和独家的分析，这个是别人无法拿走的。同样一条消息，为什么人家喜欢看这张报纸，不看那张报纸，喜欢看这个网站，不看那个网站？因为这个报道全面、客观。就像钻石戒指一样，判断戒指的好坏除了克拉数以外，要看它的切面，切面标志着加工精度。比如围绕中心故事，有好几个边栏、背景故事，再加上社论、专家评论分析，读者看了这张报纸，各方面信息都了解了，而且内容都很权威，这就是独家。

访谈组：您认为什么新闻值得报道，判断新闻价值主要应考察哪几个方面？

首先考虑新闻跟你的对象观众和读者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越近的内容越重要，这就是新闻的导语（lead）。

我举一次做作业的例子：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教授在课上发给每位同学一本很厚的书，说这是学校董事会刚刚批准的斯坦福大学明年的预算，让我们在60分钟内写一则36行的消息，假设要发表在第二天当地小城Palo Alto地方报上。

许多同学拿到这本厚厚的预算书，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国外的预算书，里面还有很多图表。而且时间又那么紧。怎么办？

粗粗翻翻，发现预算书里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教学楼改造，购买教学设备，修路，扩展计算机中心，新的绿化，购买图书和microfilm等等。那写什么呢？我想，稿子是要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什么东西会是这份报纸的读者最感兴趣的呢？这时我在目录中一眼看到了tuition这个单词，再仔细一读相关章节，发现明年斯坦福大学的学费又要涨了。我马上决定导语就是它了。我记得我的导语大概意思是这么写的：

“Parents planning to send your children to Stanford University next year should carry more money with you．The tuition will go up by nearly 10 percent.”

这篇稿子我拿到了A+。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发生在2003年。过去在上海市中心的街角上都有东方书报亭，卖各种报纸杂志。平时，经营书报亭的人总是把最热销的报纸和杂志放在前面显眼的地方，而我们《上海日报》因为是英文的，买的人少，他们就把它放在靠里面的角落里。

但是在那年SARS爆发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所有书报亭都把《上海日报》放到了最显眼的位置上，销量也大大增加。我就去走访了几家书报亭，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这段时间，老外以及在外企和合资公司工作的白领，都一早就来买《上海日报》。

的确，在疫情期间，人们都很紧张，尤其是在上海工作和居住的外国人。因为他们获取讯息的渠道少，他们那时特别想要及时了解上海疫情发展的情况，以及市政府的防疫新政策，例如，出差回来要不要隔离，等等。

在疫情期间，我们报纸在市领导的支持下，就重点做好透明、公开、全面、及时的报道和对政府的相关新政策的解读，让读者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讯息。我有几位在外企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说这几天，他们的外国老板每天一早一到办公室就问，《上海日报》有什么新消息。

这说明，你能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信息和内容，他们就要读你的报纸。

当时我们报纸每天都刊登的一句口号是：

“Information Is the Best Weapon to Fight SARS!” gdSKaiRVQ4ZB7ffkDOyF0OrfQsBMvgFdMWC+y6w2FYQBLFXY33yFdqujAF78O7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