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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组：您的教育经历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我们做国际传播一定要武装好自己，要练好几个方面，语言技巧是一个方面。还有对受众文化背景的了解，以及对编辑方针的把握。现在同学们可以出国，不出国也可以看到国外的很多电影、电视剧、小说等等，网上每天都有很多信息，也可以和外国人加微信好友聊天。总之有很多的渠道可以了解他们，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刚到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尽量不说中文。当时有个好条件：学校里中国人不多。所以我平时交流都用英语，主要是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用英语交流的水平。我拿全额奖学金，但生活费很少，每月所需费用为400多美金。但是我没有为了省钱跟别人去校外合住。我每月花200多美金住在校园内的宿舍里，室友都是美国人，目的就是把自己整个沉浸在外语环境里面。除了学英文写作、报刊新闻采访、大众传播理论、媒体法等课程外，我要把自己的英语提高到一个程度：100%自信能够比多数受过教育的母语为英语的人写得好。在美国会说英文不是问题，但很多人可能不会写。但我们可以写好，就可以做真正的有文化内涵的事情。
学校的教学非常严格。如果老师规定新闻写作的作业字数为50行，那就一定是50行，最后这一行可长可短，但不能是49行或51行，否则就不及格。这就是科班教育。
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夜里召开的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他讲了很久。我很着急，因为报社编辑们都坐在那里等着稿子，给我在报纸版面上留了一个空。那时候还没手机，不好联系。当时做好笔记，问编辑要多长的稿子，他们说：“这样的稿子，头版边条32厘米。”发布会一结束，我坐在回报社的车上，就把打字机（我们那时候没有笔记本电脑，只有小的打字机）放在膝盖上将要报道的内容打在纸上，不然来不及。写的长度，顶多就多一行，编辑一删一改就可以了。要是太短了就会有一个空，太长了又放不下。这时科班训练的好处体现出来了。我认为这些方面的训练和工作实践经验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去，不仅仅是新闻这个职业。
1984年6月，参加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
当时斯坦福大学所有教新闻的老师，包括系主任，都是新闻出身，最起码有20年以上从业经验。都是到了四五十岁，外勤采访跑不动了，但距离退休还有十多年的时候，学校把他们挖过来，而且这些都是有名的、甚至红极一时的记者、编辑。比如我们的系主任就是一位著名的电台评论员，他教我们评论写作。他说，电台评论员就是要在90秒里面说清楚一个观点，并使听众信服。90秒一共才能说几句话？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评论员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我的老师曾说：“All of you are working very hard, I know．But one of you — he or she’s working a little bit harder than the rest of you, then he or she stands out.”所以在其他同学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找书和读书。我的娱乐就是看美国电影。学生票很便宜，一个礼拜就两三美元，还可以抽奖披萨。在电影院里一坐就四五个小时，连续看两三部电影，来营造英语环境进行训练。电影里面很多用语和不同社会层次的人讲的话平时不一定能接触到。
另外，开学前我在一个美国家庭寄宿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很好，让我深度地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等于是在美国人的家庭里面去体会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并了解他们的想法，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