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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者朱维铮教授曾分析殖民时期的上海人和上海文化
。他说，彼时的上海，租界区的外国人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其母国人，而是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租界区的中国人既不是外国人，也并非典型的中国人，而是摆脱了世袭、功名枷锁和封建奴役，又同时接受过中国旧学和西方新思想的中国人。如此“华洋杂处”的城市逐渐产生出一种共同的方言、生活态度和交往习惯，最终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上海人和上海文化。
这样的“上海人”很多，这里我仅举两例。
一位是以中国为家的美国新闻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Powell）188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12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任地方报纸推销员、广告经理、新闻编辑，后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1917年初，鲍威尔来到中国，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1922年升任该报主编。《密勒氏评论报》是一份以介绍并评论远东和中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报纸。1928年，他筹备《新中国特刊》，请埃德加·斯诺担任助理主编。1938年《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的一些片段。同年11月14日开始，报纸连载《毛泽东访问记》和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是毛泽东身世和言论的第一次公开发表，一时震撼国内外。
鲍威尔热爱中国，对国民革命运动极力支持，在民国初期、北伐和对日抗战问题上，支持中国革命和中美合作，反对日本侵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评论报》遭查封，鲍威尔被关入日本军牢里，吃尽苦头，双足致残，1942年通过美日交换战俘回到美国。1947年在美国去世。
另一位是“知中知外、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中国人邵芾棠。邵芾棠（1897-？），浙江鄞县胡家坟村人（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姜山镇胡家坟村），1915年毕业于上海市民立中学，同年6月考取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正科，直接进入大学二年级。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诸多精英人士，为社会各界输送人才。“至毕业生之出校而居重要位置者，亦复不少。或在学界、或在政界、或在商界。足迹所至，皆能出其所学。”
邵芾棠在圣约翰大学学习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成绩优异，于第四学年被评为“全能学者”（all-round scholar）。1918年，邵芾棠毕业后在圣约翰中学英语部门担任算学老师。1924年7月1日，邵芾棠入职上海福州路五洲大药房（International Dispensary），在药房总部担任英文秘书，服务于爱国实业家项松茂（1880—1932）。邵芾棠同时热心于教育事业。1925年6月4日，《申报》刊登邵芾棠和范盈舟等人创办“明德中学”的告示，邵芾棠亲任校长。
邵芾棠积极投书报刊。从1915年开始，邵芾棠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在《民立》《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上海泰晤士报》（ The Shanghai Times ）、《大美晚报》（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大陆报》（ The China Press ）、《密勒氏评论报》、圣约翰大学校刊《约翰声》、五洲大药房同人刊物《小五洲》、《解放画报》《觉有情》《艺浪》和《英文学生杂志》等发表过大量文章，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华洋关系、治外法权、军阀政府、社会弊病等热点议题。他对黑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为中国人民发出愤怒的呐喊，他的屡次投书使得他的笔名“F.D.Z”在当时社会产生不小的影响。邵芾棠的文章有强烈的爱国立场，他直言“我尤其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通过阅读我的文章受益，继而报答我们可怜又亲爱的祖国”。
以上我引用介绍美国人鲍威尔和中国人邵芾棠这样的“上海人”是想要展现出上海的租界历史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对新旧上海人的行事作风（包括国际传播）延续至今的影响。我认为，在上海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今天中国国际传播从业者群体。他们如100年前的美国人鲍威尔和中国人邵芾棠一样，专业、忠诚、开放、创新、前瞻、务实、低调、奉献。具体而言就是：凡是自己认为值得做、应该做、有条件做且很可能做好的，这些从事中国国际传播的“上海人”都会静悄悄地调配资源静水深流地开始做，直至产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进而形成了一个呼之欲出的中国国际传播的“上海模式”。
我2000年进入《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工作。2004年因继续到复旦大学求学而离开。这段工作经历虽然不长，但让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卓越的上海国际传播从业者。2007年复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至今从事国际传播的教研工作，先后担任传播学系主任和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主任。因工作关系，我邀请了16名上海国际传播从业者担任该硕士项目的业界导师，邀请他们到学院来讲座和进行会议分享，因此跟他们建立了深入的工作联系和私人友谊。
基于以上工作便利，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领导和国际新闻项目资深顾问刘海贵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学院新闻学博士生常志刚和博后阿希塔两位才俊的具体组织下，从2022年底到2023年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传播硕士2022级同学对12名业界导师进行了专访。他们都是上海国际传播从业者，年龄从50后到70后，岗位包括记者、编辑、制片人、管理者和教师；专业背景多样，包括国际新闻、外语、国际政治、法律和文艺学等，可以视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上海模式”的代表。访谈内容涉及他们的个人成长、职业发展、对中国包括上海的国际传播的评价以及对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看法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访谈能为记录和传播中国国际传播的“上海模式”作一点点贡献，从而助力我国方兴未艾的国际传播实践、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
也许有人会说，“模式”偏向于指从具体禀赋和情境中抽离出来的规律性实践，它具有超越其原生时间和空间的普遍适用性，但上海深厚的国际传播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哪个城市都学不来，所以也不可能学到“上海模式”。
我认为，此观点既对，也不对。“对”是因为确实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模式”其他城市很难学到。同样，在偌大的中国还可能存在其他国际传播的实践模式（例如“四川模式”和“深圳模式”）也是上海很难学到的。所有这些模式是各地人民在解决国际传播中的机遇和挑战时，结合自己所在城市的禀赋提出的独特的解决方案，各有特色，因此在建构“全面、立体、真实以及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时，有的城市更加突出其“可爱”，有的更加突出“可信”，有的则更加突出其“可敬”，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正如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和互鉴，中国各地的国际传播也必然存在差异，也需要互鉴。
我认为以上观点“不对”是因为，“上海模式”不仅仅是建立在上海的国际历史上，也建立在“上海人”的国际传播的专业素质上。
2023年7月在澎湃新闻外滩峰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主持人问我“作为学界人士，你对地方媒体做好国际传播如何看？”我的回答是，以我作为Shanghai Daily前员工和目前第六声（ Sixth Tone ）高级顾问的了解，我认为上海媒体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国际传播上作出一些成绩是因为他们在做国际传播时，“并非念念不忘自己是在做国际传播，而是专注于讲好一个新闻故事（news story）。任何新闻，只有在它先是一个好的国内新闻故事时才可能是一个好的国际新闻故事。如果说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做得不够令人满意，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报道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国内新闻报道。”因此，我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上海模式”中既有基于上海独有禀赋而形成的部分，这个其他城市很难学到，但也有上海国际传播从业者遵循国际传播自身规律实践的部分，而这是其他城市都可以学习的。
总结而言，中国国际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但无论这些故事来自中国的哪个城市和地区，讲述它们都应该遵循“讲故事”的规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同时做好“中国立场”和“国际表达”。用赵启正先生的话说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present China to the world），而不是向世界宣传中国”。
作为一名国际传播专业的教研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从这些资深的国际传播的实践者的访谈看，对他们的最终成才和取得的成就而言，学校教育扮演的作用也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好学、勤奋、专业、务实和对中国、对上海以及对国际传播事业的无比热爱，这是深深值得Z世代国际新闻传播学子和从业者学习的。在此我谨向接受我们访谈并无私相授的导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邓建国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主任
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公室
202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