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领地性的测量

现有的领地性测量方法形式多样，包括行为或领地标记观察、访谈、实验操纵和量表等。由于领地性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情境的多样性，尚没有统一的领地性测量方法。

一、观察法

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观察被观察者对领地的展示和领地行为进行研究。根据识别到的领地标记和领地行为，研究人员可以推断出被观察者的领地性程度。例如，有学者记录海滩休闲游憩者用来表示领地的标记（Edney & Jordan-Edney，1974），也有学者细数人们设立在房屋周边的围栏和写有“私有财产”的标志等领地标记的数量（Edney，1972b）。衡量领地性的行为指标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中常存在明显差异。在实验环境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使用绳子来标记他们各自的领地（Edney & Grundmann，1979）或使用研究人员提供的材料制作房间平面图（Edney，1972a）。在实地研究环境中，研究者通过敲参与者的家门并记录参与者有所反应的时间长度来测量领地性（Edney，1972b），或者缓慢地从参与者身旁向外走，并要求参与者在研究人员离开他们的空间时做出提醒（Edney & Jordan-Edney，1974）。也有研究人员通过观察成员在集体小屋中对空间的使用，来衡量人类在共享的领地中表现出的领地性（Sundstrom & Altman，1974）。

二、实验操纵

研究人员可使用实验法直接或间接地操纵领地性。通过控制参与者的领地状态可以实现对参与者领地性的间接操纵，从而研究参与者领地性与物理空间感知或使用的关系。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直接操控他人的领地行为来评估实验参与者的感受与反应。对参与者领地状况的操纵有助于揭示不同领地状况相关的个体差异，有助于研究人类领地性的心理功能。有的研究者通过与空间接触情况（是与否）和预期空间使用情况（是与否）来操纵实验参与者的领地状况：参与者被带进一个房间并被要求在房间里进行某些活动（例如完成某个调查、绘制平面图和装饰房间），或被告知会再次回到这个房间。随后，研究人员调查了参与者对房间大小的估计、对空间的评价、对空间中出现陌生人的反应以及空间的使用情况（Edney，1972a）。另一些研究者采取的领地性操纵方式包括要求参与者称实验房间为“他的”、大范围地在房间内进行标记、保管房间的钥匙、独自在房间里停留以及预期会稍后返回房间（Edney & Buda，1976）。还有些研究人员通过在大学宿舍内随机分配居住者角色或访客角色来操控领地性。被分配到居住者角色的实验参与者会在自己的宿舍房间内与访客进行互动，而扮演访客角色的参与者则需在别人的宿舍房间内与他人互动，研究结果证实了主场优势的存在（Brown & Baer，2011）。

对领地性的操纵也可用于研究领地性与他人对领地性个体的感知之间的关系。一项研究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型领地标记进行了操纵，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是一个虚拟团队的成员，正在为一家餐厅提供战略咨询，并且他们收到了一条来自同事的信息，该同事起草了一份初步方案，希望得到他们的反馈（Brown & Baer，2015）。为了操纵控制型标记，不同组的参与者收到的电子邮件的主题和正文存在区别。有领地标记的一组收到的邮件包含以下消息：“请明确一点，尽管我正在征求您的意见，但我认为这是我的方案，而非您的方案。”，并且邮件主题为“我的方案”。没有领地标记的一组收到的邮件中不包含上述信息，且邮件主题显示为“方案”。研究人员还设置了题目对操纵有效性进行检验，题目包括“向我发送方案的人认为这个方案只是他们的”“向我发送方案的人明确了这份方案并不是我的”“向我发送方案的人宣称这份方案是他自己的”（Brown & Baer，2015）。

三、访谈

访谈也可用于人类领地性的质性研究，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或是为了详细地了解人类领地行为（Kastenbaum，1984），或是为特定情境下领地性相关量表的开发做准备（Ashley & Noble，2014）。不过，也有些学者使用了包含访谈法在内的多种质性分析方法研究消费者在咖啡馆环境中的领地行为，其研究结果对服务场景设计和接待情境中的体验共创均提供了有益启示（Griffiths & Gilly，2012）。

在一项关于大学生在宿舍中的领地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向参与者提供了一张他们的宿舍房间图，要求他们在图上画出家具和装饰品的位置，并标记出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物品。随后，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了访谈，并请参与者指出自己的空间和共享的空间，说明他们是否和室友一起装饰过房间的任意部分，他们或他们的室友是否曾经坐在彼此的床上或桌子上，是否共享过彼此的个人物品，以及他们是否允许过他们的室友在他们的梳妆台或柜子里找东西，并通过这些问题中显示共享程度低或排他性所有权的答案的数量（如参与者认为某些家具或装饰是他们自己的且他们排他性使用的）以及参与者将某个区域视为个人空间的肯定性回答来衡量领地性（Kastenbaum，1984）。

在一项开发边界标记行为量表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访谈了解了消费者在服务接触过程中发现的一线员工所用的边界标记。虽然该研究主要关注消费感知的领地侵犯，但一线员工的边界主张也体现了员工本身的领地性。研究人员要求顾客描述他们在商店关门前所经历的负面体验，基于此识别了一线员工使用的43个边界标记线索，并根据堆排序（pile sort）将这些行为编码为六类，包括阻碍（例如在某些区域设置障碍从而令消费者无法进入）、敌意（例如利用面部表情来表达对消费者的厌恶）、逃避责任（例如不愿帮助消费者）、视听线索（例如使用广播宣布场所的关闭时间）、个人性标记（例如提及下班后与朋友或家人的活动安排）以及生产性标记（例如在场所关闭时间之前撤除“营业中”的标志）。研究员在访谈基础上制定的一线员工边界标记行为量表后被用于检验消费者对边界标记的反应，以及分析消费者感知的领地侵犯压力和零售商认同的中介作用（Ashley & Noble，2014）。

有学者使用观察、图像记事（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访谈和叙事探究的方法，对消费者在咖啡馆的领地行为进行了研究（Griffiths & Gilly，2012）。观察持续了六个月以上，研究者使用现场笔记和照片来记录不同咖啡馆环境中的领地行为。研究者还对个体或群体进行了38场深度访谈。叙事启发阶段，研究者招募了参与者，并让他们基于研究者在观察阶段获得的照片构建故事；在叙事探究阶段，参与者在浏览照片和故事后，被要求设想自己身处照片中的情境，并表达他们自己的领地性经历。这些用于激发叙事的故事包括参与者所认为的他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看法、他人对情境的态度以及他人可能认为情境产生的原因。参与者也被要求写下其他的经历，包括他们所经历的他人的领地性、他们对于领地行为的看法以及个人的领地性经历。研究者对照片和转录的数据、故事和现场笔记进行主题化分析，并确定了四类包含多个概念的主题：消费者领地性与咖啡馆环境、消费者对领地侵犯的反应、关于领地权利的霸权信念以及信念冲突对组织的影响（见表2—4）。

四、领地性量表

不同的领地性测量方式当中，研究者对量表的使用最为常见，特别是在近期的领地性研究中。早期的领地性测量工具侧重于研究大学生在宿舍的领地行为（Kaplan，1982；Kastenbaum，1984），这可能是基于抽样便利性的考量，也可能与调查人员的身份背景有关：这些研究者多为与大学生一起工作或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和教育心理学家。一些研究者开发了一个关于工作场所的领地性量表（Brown，2005；Brown，2009；Brown & Robinson，2010；Brown et al，2014），使测量组织情境中的员工领地性变得更加便利。然而，在不同研究情境中开发的领地性测量工具区别较大，相关量表题项之间几乎不存在共性。

领地行为存在于特定环境中，因此，建立适用于不同情况的一般性的人类领地性量表是非常困难的。标记和防御是领地行为的两种主要类型，但是如果不对领地行为存在的特定环境进行仔细研究，就难以在讨论领地性个体标记或者防御入侵者的方式时形成有意义的见解。例如，大学生在宿舍表现出的领地行为与组织成员用来传达、维护或恢复工作场所领地的行为大不相同。此外，现有的领地性或领地行为量表是基于领地性个体的角度开发的，旁观者观察到的领地行为以及对领地性的评估可能与领地性个体感知到的自身的领地行为和他们对自身领地性的评估存在较大差异。

有学者设计了一个包含21道题目的量表（见表2—5）来研究大学生在宿舍内的领地行为，其中，12道题用于衡量领地边界的稳固性（例如对桌椅和个人物品排他性使用的程度），9道题用于衡量个人化程度和个体在共享房间的领地主张（例如认为装饰物、衣柜和抽屉属于个人以及涉及自我表达的程度）（Kaplan，1982）。

有学者开发了工作场所中员工领地性的量表（见表2—6），并在随后进行的若干研究中应用了该量表。在量表开发的第一阶段，他在一所公立大学招募了106名受访者，用以生成工作中的领地行为的题项库。研究者向受访者说明了四种领地行为的定义（即身份型标记、控制型标记、预期性防御和反应性防御），并要求受访者为每种领地行为类型举例。随后，研究者将这些例子划分为38种领地行为并作为量表的初始题项。在第二阶段，研究者招募了独立的评委对量表题项的表述进行评估，并将题项与其所属的领地行为类型进行匹配。在研究的第三阶段，研究者通过在线调查评估了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删除了载荷和方差较低的题项，得到了包含23个题项的量表。随后，研究者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四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并对结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心理所有权与四种领地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性，领地行为与权力需求、模糊容忍度和心理控制源有预期的相关性，而相关程度较低，证实了量表的有效性（Brown，2009）。在后继研究中，研究者应用该量表研究了领地性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和积极情绪的影响（Brown & Zhu，2016）。

为了使量表能够适用于多种研究情境，研究者又开发了领地性量表的一般性版本（Brown et al，2014）。他们基于三个标准从原有的员工领地性量表中选取合适的题项：①题项表述的是否是一种行为；②题项是否可衡量人们对各类对象（有形和无形）的领地行为；③题项是否可以被正确地归入其所对应的维度（见表2—7）。最终，研究者从23个初始题项中选取了6个题项用以衡量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领地主张行为和预期性防御行为。随后，研究者通过在线调查获取数据，分析了心理所有权、领地行为、被视为团队贡献者的程度与信任性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调查中，为了测量领地行为，参与者需要想象一个对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的对象，随后评估他们对该对象表现出的领地性。研究中，参与者提及的对象包括物品、空间、工作成果、项目、角色、岗位、想法、知识、文件、文档、关系等，其中62%的参与者将物品和空间视为他们表现出领地性的对象。

有些研究者根据Griffiths & Gilly （2012）的访谈结果设计了领地倾向性量表（见表2—8），并将其用于在咖啡店情境中研究消费者在看到其他顾客被拒绝时感受到的领地性倾向与他们的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Wu et al，2014）。虽然该领地倾向性量表并未根据正式的量表开发程序来进行预测试或检验，但作为单维度量表，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克朗巴赫 α =0.9）。在实验研究中，参与者（即观察他人的消费者）得知，他们目睹了这样一种场景：某个领地性的消费者拒绝与另一个与自己相似度高vs相似度低的消费者在拥挤vs宽敞的环境中共享一张桌子。在此之后，参与者需要填写他们的情绪反应、公平性感知和满意度。领地倾向性量表并非旨在研究表现出领地行为的顾客的领地性倾向，而是用于测量作为观察者的顾客自身的领地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