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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所有权是领地性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Brown，2009）。心理所有权与领地性的关系受到个体特征、领地可防御性、居住时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领地性存在个体差异。影响领地性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Wells，2000；Kaya & Weber，2003）、青少年时期的空间共享经历（Kaplan，1982）、文化背景（Kaya & Weber，2003）和人格特质（Sundstrom & Altman，1974；Taylor & Lanni，1981）。性别方面，一项针对大学新生的宿舍领地行为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排他行为，且较少对空间进行个性化改造（Kaya & Weber，2003）。另有研究发现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更多地将办公空间个性化，且女性和男性员工对办公空间的个性化往往出于不同的原因，使用不同的物品（Wells，2000）。
空间共享经历能够影响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期望，从而影响社会互动中个体的领地性。与缺乏空间共享经历或有负面空间共享经历的大学生相比，在青少年时期拥有愉悦的空间共享经历的大学生在宿舍中会表现出更强的领地性（例如划定更严格的领地界限）（Kaplan，1982），他们已经从以往的经历中学会了如何使用领地规则来建立自我与他人的边界，这也证实了领地性可以通过社会学习得以发展（Bakker & Bakker-Rabdau，1973）。
由于领地性是社会建构而成的（Sack，1986），文化在构建领地和领地性相关的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可以影响个体的领地行为。一项比较土耳其和美国本科生在宿舍中的领地行为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美国学生，土耳其学生认为他们的房间的私人化程度和自我表达程度均更低（Kaya & Weber，2003）。
人格特质也会影响领地行为。例如，研究发现，与内控型员工相比，外控型员工在组织中更多地表现出控制型标记和预期性防御（Brown，2009）。此外，在不同情境中，支配性也被发现与领地行为有关（Sundstrom & Altman，1974；Taylor & Lanni，1981）。比如，在共享领地中，高支配性的个体比低支配性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领地性，使用理想空间的频率也更高（Sundstrom & Altman，1974）。
领地防御被认为是在计算控制领地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产生的（Dyson-Hudson & Smith，1978），这种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使得人类领地性出现强弱参差。比如，公共领地是很难防御的，所以人们对公共领地表现出的领地性会弱于首要领地。对于像自己的家这样的首要领地，防御产生的效益轻而易举就超过防御的成本，所以人们对首要领地的防御往往比其他类型的领地更加频繁和强烈。
领地行为与占有领地的时间长短有关。对于不同类型的领地，占用时长对领地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有学者发现，就私人领地而言，领地防御同人们的历史居住时长、预期居住时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那些没有在房屋周围进行领地标记的人相比，使用领地标记（例如栅栏和标志）来传达所有权的人往往居住时间更长，预期居住时间也更长（Edney，1972b）。也有学者对大学生在学期开始时和结束时的领地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假设与室友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学生在学期结束时会比在学期初更少地表现出领地行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发现大学生采取领地行为的频率并没有显著减少（Kastenbaum，1984）。
领地性可能在两个层面产生相应结果：领地者视角的结果和观察者视角的结果。从领地性个体层面来看，领地性所产生的结果涉及个体对自身、空间、观察者以及组织或品牌的评价。从观察者层面来看，领地性所带来的结果涉及观察者对自身的评价、对其与空间关系的评价，以及对领地性个体、组织或品牌的评价。
对于领地性个体而言，领地行为有四种功能：领地的构建、传达、维护和恢复（Brown et al，2005）。因此，领地性所产生的结果反映了领地性个体对其行为在这四个方面所产生的效果的满意程度。组织行为学文献表明，身份型标记积极影响员工对工作场所的态度，而预期性防御消极影响领地性个体的感知权力和工作绩效（Brown & Zhu，2016）。另一项研究发现，个性化办公室作为一种领地行为，与员工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的满意度相关，也影响着员工的幸福感（Wells，2000）。然而，领地性也可能会导致攻击行为（Scannell & Gifford，2010）。一项对驾驶员的领地行为的研究表明，喜好对车辆进行个性化和做标记的驾驶者往往会表现出更具攻击性的驾驶行为（Szlemko et al，2008）。
从观察者视角分析领地性的结果，一般会探析领地行为（标记或防御）对观察者有关他们自身、领地性个体、空间以及组织或品牌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比如，研究发现，虚拟团队中反馈寻求者的领地标记会抑制反馈提供者的内在动机并降低他们所提供反馈的创造性，尤其是会降低那些独立型自我建构者所提供反馈的创造性，而依赖型自我建构的反馈提供者所提供反馈的创造性会增强（Brown & Baer，2015）。此外，研究表明，领地性（即领地主张和预期性防御）会负向影响个体被同事视为团队贡献者的程度（Brown et al，2014）。在高信任的环境中，领地性与被视为团队贡献者之间的负相关性比在低信任环境中更强（Brown et al，2014）。一线服务员工使用的领地性线索会增加消费者的感知侵犯压力，进而影响消费者与服务企业相关的认知与行为，包括实施报复、传播负面口碑和暂停使用等（Ashley & Noble，2014）。
组织治理文献中也有研究关注了供应商侵犯对零售商运营和收益的影响，批发商或特许经营商的侵犯不一定会损害零售商或某个特许经营商的收益（Arya et al，2007；Kalnins，2004）。采用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领地性文献也分析了领地性对组织或品牌的影响。从组织角度来看，组织成员的领地性对组织存在两个积极影响和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领地性表现增强了员工的组织承诺，减少了员工与其他组织成员的冲突；另一方面，领地行为会分散成员对角色内绩效的注意力，增强员工之间的隔阂（Brown et a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