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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以境界为最上 ①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② 。
① 境界：袁枚《随园诗话》：“诗人之诗，可以养心，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冯友兰《人生中底境界》：人都在宇宙，都有生活。但是很少人对于宇宙人生有了解，更少人有完全底了解。用佛家的话，了解亦可称为觉。佛家说各人有各人的世界。我们说各人有各人的境界。宋儒常说“地位”，有高境界者地位高，有低境界者地位低。各人的境界，虽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将不同底境界，分为数类：（一）自然境界，（二）功利境界，（三）道德境界，（四）天地境界。 ② 晚清苏时学《爻山笔话》：“古今人言词者众矣，当以唐五代人为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
“词以境界为最上”，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清季诸家论词均有鲜明特色，提到《白雨斋词话》会想到“沉郁”，提到况周颐会想到“重拙大”，“境界”二字是王国维词论的标签。
王国维在1908、1909年发表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将所接受的国外哲学美学理论与传统诗词理论批评融会贯通，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理论问题，其核心理论就是“境界”说，视“境界”为诗词的本质属性。
在王国维的一些著述中，“境界”有时又作“意境”。虽然“意境”及与之相关的范畴在传统文论里早已出现，但王国维自认为传统的“兴趣”“神韵”等等不过“道其面目”，而“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境”本来是指空间的界域，后又成为佛学的术语。唐代释圆晖在《俱舍论颂疏》中说：“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境”为“心识”所达到的广度和层次。王国维的“境界”说也是从主体心识的层次这个角度立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感物兴情”说，主体还不具有自主性，物是第一位的，外物（包括自然景物和人事的顺逆穷达）决定着人的情感。中唐以后在佛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宋代道学精神影响下的文论，超越了这种“感物兴情”模式，在物、我关系中，主体超越外物的羁绊，更注重于“我”即主体之“眼”、之“识力”。用黄庭坚的话来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题意可诗后》）。王国维的“境界”说，就是沿着这种主体论而更进一步的。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中，他引述黄庭坚所谓“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之论并发挥说：
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
王国维同时还受到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的“纯粹主体论”的影响。所谓“常人之境界”，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欲望主体，受欲望的挟制，用功利的眼光看待外物，毫无美感可言。“诗人之境界”是指诗人暂时摆脱欲望的挟制，上升为纯粹的无欲望的审美主体，以审美之眼观物，便能直观人生和宇宙的本相。这时作为“须臾之物”的“境界”便呈现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诗人又能形诸笔端，这就是有境界的文学。
王国维贬斥“餔餟文学”“文绣文学”，就是因为这种文学的主体依然还是“欲望主体”；他赞赏苏轼、陶渊明等古之君子，有“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此君轩记》），即是说他们人格崇高，摆脱了世俗之见，成为“纯粹主体”，而能感知和抒写诗人的境界。
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这里的“意境”，已经超越了所谓“情景交融”的范畴，和“境界”一样是指主体精神力的提升，与传统诗词理论的“意境”是有差异的。若用“意境”，难免落于窠臼。这或许是王国维最终选择具有佛学渊源的“境界”范畴作为其核心理念的原因吧。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格”是传统诗词理论批评的常用术语。“格”本指标准。引申到诗论中，是指作品风貌达到一定的层次。王昌龄《诗格》提出，“意是格”，“意高则格高”。唐代皎然《诗式》也崇尚“格高”。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作诗“意格欲高”。王国维则提出有境界便有高格，诗人摆脱世俗欲望的挟制，洞见人生和宇宙的本相，抒写出人类普遍的情怀，这样的作品自然是风格高卓的。五代、北宋词人言情真切坦率，其中如李煜、苏轼等词人因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对于人生本相的洞见更为深刻，因此有境界而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