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秦汉史》中，根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梳理秦汉祠祭之礼后指出：“然此特其通于中朝，见之记载者耳。至其但存于郡县，或为民间所崇奉，而无传于后者，盖不知其凡几矣。”“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 此诚不刊之论。汉代巫风很盛，虽名儒大臣乃至皇帝亦不能免，遑论平民百姓。鬼神崇拜、巫术、禁忌、占卜、岁时祭祀、望气、杂占等共同构成汉代的民间信仰。关于汉代民间信仰，虽然《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有零星记载，《论衡》《风俗通义》《潜夫论》等典籍也有相对集中的论述与评议，但总体而言，流传后世的资料并不多。

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有价值的史籍和史料，古人为了弥补文献不足，开始从出土的古物中寻找有用的史料。起源于宋代的金石学，正反映出古代史研究资料二元化的趋势，这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强调的二重证据法。在出土的古物材料中，带有文字铭刻者尤为重要，其中简帛为最。二十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简帛，内容极为丰富，为两汉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新资料。简帛材料本身就是文字历史的一部分，与传世史籍相比，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可以直接用于历史研究。这些资料既可印证史书，使记载简略的史事得以清晰，还能纠正古书的错误，更能弥补传世文献的疏漏，填补空白。对于汉史研究而言，出土简帛的重要性仅次于传世文献。

令人欣幸的是，简帛文献包含很多反映汉代民间信仰的资料，尤其《日书》、医方、占卜、帛画等，更是研究汉代民间信仰的直接材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与史书相互印证，更有大量不见于史书的具体内容，对全面准确地审视汉代民间信仰有着莫大的帮助。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是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其中就有对数术资料的精深考证。之后，劳榦、陈槃、陈直、于豪亮等前辈学者的相关著述，都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在简帛数术文献研究方面，饶宗颐、曾宪通、李学勤、李零、王子今、刘乐贤、陈松长、金良年、刘昭瑞、胡文辉、吴小强、贺润坤、蒲慕洲、林富士、刘增贵、刘信芳、姜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美国学者夏德安、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工藤元男等或对数术文献予以释读，或利用数术资料探讨秦汉的国家与社会，或综合数术及其他相关资料研究早期道教，其中包括围绕秦简《日书》所做的大量研究。可以说，学界在利用新出简帛文献研究汉代信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尽管出土简帛的重要性目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认识，研究成果很多，但利用新资料研究汉代民间信仰，仍有不少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新材料的深度挖掘上，有的仍停留在较粗浅的层次；关于汉代民间信仰的讨论热点也主要集中在《日书》类数术文献等少数几种文献上面，很多重要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既有的研究也不乏需要重新思考之处，特别是对于汉代民间信仰的长时段、整体观察，尚有欠缺。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学术界在涉及古代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时，往往偏重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科技水平等纯物质问题，对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多。尤其是汉代，目前有关汉代经济史的论著，很少将民间信仰作为经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予以关注。即便是汉代风俗信仰等专题的论著，以前囿于史料，所做研究或者有待深入，或者不够系统。本书综合出土简帛文献和传世文献，分别从祭社、祀稷神与灵星、土牛劝农、祠先农、关于作物种子的信仰和压胜术、五谷良日与忌日、始田良日与忌日、预测收成等方面，对汉代的农业信仰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社与社祀是汉代社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二十世纪初，学者们在居延汉简中发现了一些珍贵资料，劳榦、宁可等都曾做过研究。之后，新发现简牍中关于社的资料更为丰富，既可纠正旧说之偏颇，又能产生新的认识，但许多讨论汉代社与社祀的论著，对这些资料没有进行细致梳理，缺乏深入的挖掘，相关研究没有明显推进。比如汉代祭社的具体月份，史书或曰二月、八月，或曰三月、九月。劳榦曾推测这或许是“因地不同”。居延新简则改变了这一认识，因为同样是甲渠候官第四部的秋社祭祀，就有八月和九月两种情况，这表明社祀月份的差异并非如劳榦所推断是“因地不同”。居延简涉及社祀的记载多处有“今择吉日如牒”之语，证明社祀之前需要据《日书》类书籍选定吉日。因此，汉代春、秋两次社祭的日期不完全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固定在某月的某一干支日。边塞地区社祭日期的选择权在都尉府，都尉府根据吉凶宜忌选定日子后，向下面逐级传达命令，要求各级单位及时做好准备工作。又，关于居延汉简中社的性质，过去有学者认为是按照阶级和职业结合，是传统里社之外特殊的社。居延新简则证明边塞的社和社祀活动与传统祈求农业丰收的社没有本质区别。这都是以前没有认识到的。相关的问题还有主祭与侍祠者人员、社祀仪式等，在简牍中都可找到答案。

从耕种之前的农神祭祀、祈请，到播种、耕田日期的选择，以至收成的预测，收获后的报神，汉代的农业信仰存在于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一方面反映了汉代人追求财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至少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无法完全控制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更多的是仰赖上天的“恩赐”，寄希望于神灵的关照。

汉代的农业信仰活动，既有以乡里为单位者，如社神与稷神的祭祀、土牛劝农等，大多是由乡里等基层组织举办的地方性重大活动，也有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者，比如周家台秦简中祠先农的内容。祠先农简虽为秦代资料，但它可以作为秦汉时期所重视的先农神崇拜的具体实例，从中尤其可以看到民间个体小农家庭在先农神崇拜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祠先农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小农经济模式普遍建立之后，农业神崇拜活动开始走向个体平民化，出现了从村社牵头组织活动转向个体家庭自发举行仪式的扩展现象，说明了民间信仰的演化与社会历史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蚕桑业、家禽和家畜养殖以及狩猎等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信仰，在出土简帛中也有所反映。这些资料记录了相关生产领域的种种巫术，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在科技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蚕桑丰收、禽畜健壮、田猎收获的期盼。

可以说，民间信仰构成了汉代民众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疾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在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汉代的医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简帛资料表明，在巫、医尚不能截然分开的大背景下，汉代医学沿着科学道路前进的同时，依旧伴随着大量非理性的巫术祝祷的成分。首先，汉代继承先秦以来的鬼神观念，形成了种类庞杂的鬼神体系，其中不少鬼神与疾病的关系至为密切，人们在患病之后，常常将疾病归咎于鬼神。王充说：“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例如，人们相信祖先神会给家人带来疾病，也相信其他家族的祖先鬼、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厉鬼、仇人的鬼魂、无人祭祀的鬼神、自然界中的鬼魅精怪、按照节令定期降临的疾疫恶鬼等等，都与疾疫的发生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还相信巫蛊之术，认为运用巫术手段，能使人患病死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疾病成因上的鬼神观，决定了治疗手段上的巫术倾向。汉代信巫不信医的现象比较普遍。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东汉时期巫风盛行，巫师“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皆易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上漏下湿，风寒所伤，奸人所利，贼盗所中，益祸益祟，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民众的愚昧迷信与巫师的推波助澜相互促动，其结果是民众面对疾病时不是去求医问药，而是求巫祷神。汉代民间面对疾疫之鬼，通常采取两方面的举措，一是节令类的定期驱鬼辟邪，比如在季冬（腊月）、季春（三月）、仲秋（八月）举行的驱傩、磔禳仪式，在五月五日、夏至、伏日等采取辟邪措施等，都是为了驱除疫鬼，以巫术的手段防止疾病的传播；二是患病之后的驱鬼祷疾。比如《五十二病方》等记载，当时为了驱除致病的恶鬼，采用灰土、荆、棘、桃木、桑、槐、芦苇等作为驱鬼法器，道术之士还发明了符水疗疾的办法。转嫁疾病、祷请鬼神等也是很流行的疗疾之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东汉“序宁”简是学界周知的重要资料。目前，学界普遍将该组简的内容定义为序宁的家人为其祷疾，即祷疾简。事实上，如果对每条简文都从整体上把握，将其看作一份完整的文书，而非仅仅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该组简中的每一条内容都应是在序宁去世之后的解除文，即序宁家人为其祷请神灵，希望能帮助其解除罪谪的文书，这与出土的汉代镇墓文在用意上很类似，为我们了解汉代丧葬文化和有关信仰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料。当然，该组简中最早的一部分确实记录了序宁家人在序宁病重时为其祷疾的事实，这部分文字仍然是我们研究汉代祷疾信仰的珍贵材料。其所祷请神灵的构成复杂，也使我们研究汉代祷疾信仰有了新的视角，了解到祷疾对象上至天帝，下到各种小的鬼神，凡是可能应验的对象，都被纳入了疾病信仰所祷请求助的行列。

对汉代腊节若干具体问题的考证，以及遣策、告地书等丧葬文书的总结、分类等，本书也提出了若干新见解。例如腊节的日期，验诸秦汉历日资料，秦代大致是定在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西汉的腊日是在冬至后的戌日，但并非如许慎所说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许慎所说应是东汉情形。汉朝以冬至后的某个戌日为腊的习俗，当是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同样，在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汉代以后腊日的具体日期也往往因所谓“五德之运”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汉代腊节祭祀百神，包括祖先神、社神、先农神、祭祀户、灶、中霤、门、行五祀等，家家户户还要在门户上插桃梗、挂苇茭、画虎等，以驱逐疫鬼。

汉代民间信仰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当我们把汉代某些重大政治事件放在民间信仰的大背景下，更容易认识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过去研究东汉末黄巾大起义的起因更多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以及灾荒等方面解释，但张角、张修等何以通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就能获取数十万人的支持，组织起庞大的宗教群体，最终进行暴动并割据州郡？以往较少有人关注。如果考虑当时疾病与医疗信仰中普遍存在的鬼神与巫术，就可以得出合理的解释。民众对巫术治病的迷信，道术之士对民众的欺诳煽动，联手造成了终结东汉王朝的剧烈暴动，而巫术和鬼神崇拜在汉朝社会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早期道教的产生可谓瓜熟蒂落。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的力量确实不可小觑。因此，本书不仅仅就汉代民间信仰的某些个案做了深入挖掘，而且通过个案的充分研究，为今后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认识两汉历史发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变迁，寻找关键点，开辟了新的路径。这是本书最终的关注点。

汉代民间信仰研究需要史料的扩充，也需要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需要多学科、多视角、跨领域的研究。研究者应该注意充分掌握、利用历史学以外的相关学科如考古学、文书学、民俗学等已有的成果，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引入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发掘新问题。

本书将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同时兼顾画像石、碑刻、镇墓文、买地券等考古资料，以文字资料为主，也注重挖掘文字资料之外的信息（如文书结构、遗址或墓葬的考古资料等），从多种途径补充新材料，扩展史料的范围。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在汉代经济史与民间信仰、医疗史与民间信仰的交叉地带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沟通、融合，希望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本书的撰写始于十多年前，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原来的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只形成目前的部分内容，个别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刊发过。未完成的题目，以后应该还会继续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