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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
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鼎故革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78年，这是值得中华民族后代儿孙纪念的一个划时代的年头——漫漫近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为图中华腾飞，向世界主动开启了紧闭多年的国门。
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后，一个复杂纷繁、光怪陆离的世界猛然呈现在一个因长期闭关锁国而十分缺乏心理准备的民族面前。因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心理落差，其冲击波，不仅蔓延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还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亿万民众日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摇撼；传统，出现断裂；习以为常的和谐、平衡，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着排列组合……
广州，这座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的古老城市，须臾间，由金锁铜关变成了开放前沿。八面来风，首当其冲，她承受得住这强大的冲击吗？人们议论纷纷，替广州担忧。
借助这个窗口，外国人要认识的是竹幕打开后的偌大中国；借助这一前哨，中国内线地带的民众关心的却是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悲叹： 社会主义的广州这下算完了
1978年，开放前夕的广州，伤痕累累。十年浩劫，广州人罪加一等，一个海外关系“罪”，几乎使家家不同程度地受到磨难和牵连，成千上万件冤假错案刚着手平反昭雪，许多人伤未结痂，不少人心头还在淌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乡经济长期停滞，安置青年就业成了一大难题，50万知青盼望回城，20万待业青年等待就业。这，就是“文革”留给广州的两个经济“硕果”。
对外开放的大门就在这种背景下打开了。
音讯隔绝多年的海外亲友们蜂拥回来了，一个活生生的西方被带了进来：从“三五”牌香烟到精巧玲珑的电子打火机，从折叠伞到电子表，从录音机到电视机……从小玩意到大家伙，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吃惊眼馋。海外来客处处显示出惊人和不凡的气派。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衣锦还乡、一掷千金的人中，不少人几年前也曾作为一名知青，在海南热带丛林中刀耕火种、开荒垦田；可是，当他们的那些留在国内安分守己的战友、同伴大多还在为求一席生存之地而苦盼、奔波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却“发”了……
各种信息似乎都表明：海那边，好地方。
羡慕引来向往，失望诱发悲观，反差愈大情绪愈烈。
1980年，广州市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广州好还是香港好”的讨论题，力图通过讨论将广大青年引导到热爱社会主义的正路上来，结果适得其反。
学校里，老师说广州好，学生说：我亲戚前年偷渡去港，走时两袖清风，回来却发了，月收入是我爸爸的十来倍，香港好还是广州好？老师语塞。
社会上，待业青年说：如果边境放开，80%的青年都会跑出去……
讨论进行不下去，只好半途收场。
“外逃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是1980年前后。广州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想往外走。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通过合法途径出不去，就成帮结伙，走非法偷渡这条路；身体娇弱的大姑娘偷渡不成，就开“南风窗”，通过婚姻这条路达到合法出境的目的。“在那时，二十来岁的黄花女外嫁六十来岁的白首老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这下算完了，社会主义的广州算完了。”广州团市委的领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很乱，我们这代难道就如此弱不禁风、一冲即溃吗？难道社会主义真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冲击吗？有人说，如果不开放，就不会生出这么多事来！难道真的是门开错了吗？！”
正当人们的思想陷于混乱时，省、市领导拿出了自己的见解：正因为我们落后才实施对外开放，抵挡外来冲击的根本办法不是走回头路、重新闭关锁国，而是要除旧布新、缩短差距、增强自身抵抗力！向改革找出路，通过改革谋生存。
1982年前后，形势出现转机，偷渡风逐渐平缓，以前外逃港澳的人出现回流势头，党政干部也不再惊呼年轻人“信仰危机”了。
奇迹是怎样产生的？人们环顾四方，通过冷静审视之后，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找到了。
在广州农村，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农业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昔日被衣食所迫的千万农民，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基本实现了温饱，有的还进实现了“小康”。农村这个大头首先稳住了。
在郊区县城或街道小巷，借助对外开放政策，迅速崛起了众多带有现代化色彩的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停滞了多年的广州经济开始复苏。
广州城区通过不断放开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措施，给衰竭的经济注入活力；个体经济异军突起，个体户大军依托农村丰富的土产，开起了成千上万家大小排档，撑起了“食在广州”这块金字招牌。一个百业兴旺的广州已具雏形。
“休养生息”政策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这个背景下，50万知青得到了充分消化，20万待业青年实现了妥善就业。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格局初步形成。
是改革支撑住了广州，是改革产生的巨大威力增强了广州人的自信和对外来冲击的心理承受力。
冲击波就这么过去了，今后，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第二次冲击波袭来对，有人惊叹： 社会主义的广州全盘港化了
就像阿拉丁神灯高悬于广州上空似的，三四年前，对电视机、立体声录音机还很陌生的广州居民，在1983年前后，竟呼啦啦一下子基本普及了电视机、收音机，“遥控”、“调频”、“四喇叭”、“双声道”等电器专用术语，成了妇孺皆知的生活常用词。
电视、录音机等现代传播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广州居民的消费水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物质文明建设获得了质的飞跃，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具备了较高的物质保证。这本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大好事，可是，当人们兴奋地开启各种电器时，却犹如打开了魔瓶，魔鬼被放出来了——资本主义的庸俗文化冲击了广州。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昔日温文尔雅、安分守己的青少年一夜间似乎都中了邪、变了样，街头巷尾，冒出了穿牛仔裤、着港式衫、戴蛤蟆镜、提录音机招摇过市的青年……
“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香港的电视台、电台，昼夜不停，通过每家每户的电视、收录机，免费将港台文化、西方文明传送给广州人。
港台流行音乐迅速排挤了严肃音乐和民族音乐，占领了各种乐坛舞台。姿势奇特的港味歌星出现在各种档次的音乐茶座，声嘶力竭，无一例外地喊唱港台与舶来的流行曲，在观众的口哨、尖叫加掌声的喝彩中，女歌星前俯后仰、转台打旋，男歌手龇牙咧嘴、台上打滚……“刺激”成了烘托演出效果的特种时髦。
中央台见不着了，传统音乐听不到了，广州，似乎完全被置于港台文化的覆盖网下。
黄色录像也乘虚而入，泛滥开来。
香港文化吞噬广州，群众反应强烈。广州市有关部门动手干预了。查禁了黄色录像，强拆了居民房顶的鱼骨天线……能使用的行政手段都用上了。可是，一到黄昏，许多在家中收不到香港电视的青年，却另辟蹊径，潮水般地涌向珠江南岸几个制高点的居民区，在这里，收香港电视不用鱼骨天线。
对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心态，广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是这样解释的：
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越强烈。可旧的文化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人们这一合理要求。精神饥渴症和因先天不足造成的欣赏水平低下症成了人们的通病。文化禁锢一经解开，新的文化暂时接济不上，外来以通俗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一真空。这是港台文化曾红极一时的主要原因。
的确，1982年的广州，国内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和广东两个台，播放时间就三个多小时，且内容贫乏、枯燥。可是香港有四个电视台，基本保持昼夜播放，虽格调不高，但节目生动活泼、无奇不有。在力量悬殊的竞争面前，你怎能阻止青年人好奇的选择呢？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怎么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针对有人将其归罪于对外开放、笼统要求查禁海外文化品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原则。与此同时，对旧有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在放开文化市场的同时成立文化管理委员会，将文化市场管了起来。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日渐丰富，这不仅在量上逐渐满足了青年们的精神饥渴，而且给他们拓展了选择面。电影院，有众多国产片、进口片可供选择欣赏；电视上，出现了许多有吸引力的节目。此外，游艺场、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和各种娱乐设施大量出现。选择面大了，鉴赏力增强了，自然不会被港台某些低劣艺术牵着鼻子跑了。
广州青年的体验是令人信服的。俗话说“饥不择食”，精神消费亦如此。摒弃低级、庸俗的文化艺术、娱乐形式，向往并追求高雅、健康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精神消费的总趋势，但这一大趋势的真正形成，则要经历一个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追逐，是先天不足的广州民众必经的启蒙过程；对港台庸俗文化的扬弃，则表明人们返璞归真，已开始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三次冲击波袭来时，有人惊叹： 物质文明上去后，精神文明却下来了
改革开放，使多年平稳得近乎凝固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震荡；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在国营、集体经济旁边，迅速出现了独资、合资和个体三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结构，撕裂了长期以来由单一所有制结构塑造的传统生活格局。
数百家外资企业进入广州。西方社会通行的用工制度也被带进来，“炒鱿鱼”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惊扰并威胁着平庸者、守成者习惯了的平静生活。
个体经济迅速崛起。14万个体户涌进了潜力无穷的第三产业。个体户大把大把地挣钱，令人眼红，但他们没有大锅饭可吃，没有铁饭碗端，经常要担风险，还有职业不是那么清高和体面。要保险和体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要想发财就得放弃保险和体面。
乡镇企业、街办企业异军突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他们不惜重金，到处罗致人才。知识，大幅度升值；人才，日益受到尊重。
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利润和竞争使几十年习惯于成天板着面孔做生意的商人们变得笑容可掬。官商一统局面的打碎使商业界终于产生出“消费者就是帝王”的商业精神。新兴行业无孔不入，迅速填补着消费空白。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等华贵去处向凡人敞开大门；东方乐园、音乐茶座、文化夜市……各施其能，各逞其长，千方百计吸引顾客；还有色彩鲜艳的“的士”，名目繁多的排档小吃……为了利润的主观目的，产生了尽心尽力为消费者服务的客观效果。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借助商品经济的旋风，以无坚不摧的冲力迅速瓦解了千百年封建历史遗存下来的人分尊卑上下、职分三教九流的陋习，同时，解除了困扰人们几十年的“花钱买气受”的忧心。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宾馆酒楼等豪华去处还甩不掉媚外抑内恶习，因衣冠取人、肤色取人而屡激风波的时候，就在这些城市成年累月在劳而无功地医治着“服务态度差”这一痼疾的时候，广州，却开始跨入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新时期。
经济生活的这些变化，使自然经济下形成的诸多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与新经济格局相适应的新观念纷纷出现，而“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庸俗观念也伴生而出。
物欲横流！有人惊叹：经济建设上去后，文明道德却沦丧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恐怕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啊！
的确，钱毁掉了一部分人。为了捞钱，有人违法乱纪、投机倒把；有人走私贩私，有人还贩卖黄色录像，毒害同胞；更有甚者，解放以来绝迹几十年的暗娼也开始出现。钱，使一些人昏了头，沉渣大有泛起之势。
金钱万能？！但这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规律，广州不是香港，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已将社会主义的众多基本原则溶化在人们心目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广州虽然渴望发财，容忍发财，但不能容忍不义之财！
随着广州市公安部门对各种经济犯罪分子的不断打击，基本刹住这股沉渣泛起风之后，一个关于“钱”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在广州展开了。
有人说：钱是百病之首、万恶之源，不能让人们“向钱看”，“向钱看”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根本抵触的。有人说：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按劳分配的抽象化体现，只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避免不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孰是孰非？！
有识之士指出：重要的工作不在于阻止人们“向钱看”，而在于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致富和富了以后怎样做人！
讨论澄清了是非，讨论使许多发财者知道了做人的真谛。
1985年春节，广州市个体户们自愿捐钱献物，为全市一千七百多位孤寡老人缝制了新装；一位瓷砖个体户，按国家税法一次主动补纳税款十来万元；一位小吃个体户，为解决学生吃早餐难的问题，放弃挣大钱的生意办起了利微费事的学生餐……致富不忘社会，致富不忘国家。“富了怎样做人”这一试卷，首先由先富起来的个体户解答了出来。
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船又一次拨正船头，迎风破浪向前行驶。但在这个南北夹击、八面来风的开放环境中，她真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
三次冲击波过去以后，人们惊喜地发现： 凤凰涅槃——一个新广州再生了
广州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八年开放，数度冲击，不仅没使广州垮掉，而是凤凰涅槃——一个自卑、盲从、脆弱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熊熊大火中燃掉，一个自尊、自信、免疫功能初具的广州再生了出来。
变化首先从文化消费倾向这一风向标上呈现出来。作为外来冲击的产物，曾红火一时的上百家音乐茶座、酒吧、舞厅的生意开始冷清；曾响彻街巷的低劣港台音乐、劲歌金曲录音带不断贬值，代之兴起了格调高雅、艺术性强的艺术音乐；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自己创作的校园歌曲开始流行；书法、美术、摄影、花鸟等业余爱好团体和学校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上百人的大型团体目前已有23个，小规模的松散沙龙则不计其数。人们说，广州已度过饥不择食、盲目模仿的幼年期，进入了自强自主的成熟阶段。
在眼前这一派兴衰交替、枯荣更迭场景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学习读书热方兴未艾，奋发向上、自强自主成了青年人追逐的时尚。
每天晚上，只要盘桓在广州市市区就能看到：十点左右，刚静寂下来不久的街面，突然像翻了锅——成千上万辆自行车潮水般地涌在大街上。车铃叮当，笑语应和，夜大、电大以及各式补习、培训班的学生下课放学了，眼前这幕场景，就是当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广州独有的“第三交通高峰”。
近几年来，广州市在劳动人事制度上进行的改革比较彻底：各行各业（包括部分党政部门）用工招考、量才晋级录用已成制度，另外，数百家涉外机构和企业进驻广州，把西方人认才能不认门第的用人观也带了进来。职业千差万别，收入高低拉开，选择的机会多了，竞争程度相应加强。过去可以靠老子、靠后门，而今却要靠本事。
数度浪潮冲击，数度冬尽春来。现在的广州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谈到改革开放政策，眉飞色舞；谈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赞叹由衷，喜不自禁。他们自信地说：面对一次次巨大的浪潮冲击，我们也曾担忧过，甚至恐惧过，幸好我们没有退让。正是迎着冲击、震荡，继续改革开放的实践，医治了我们的盲从、怯懦等先天不足症，锤炼并健全了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和消化过滤能力。广州的许多领导们说，在巨大的冲击波面前我们曾经忧虑、焦急过，但我们从未退让和动摇过。经过八年风雨磨炼、摸索总结，我们终于进入了从容面对冲击，牢牢掌握改革开放引导权的境地！今后或许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冲击波，但冲击波过后，广州将会更加壮美。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