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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5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的科特乌加克公园，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他的左轮手枪对着一棵橡树射击，为密谋的任务做训练。这轮射击训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的一名塞尔维亚族学生，打算在哈布斯堡皇室继承人斐迪南大公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期间刺杀他。当时普林西普已经和塞尔维亚的恐怖组织黑手社（The Black Hand）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局长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绰号“公牛”）的领导下，黑手社主张通过暴力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对普林西普和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不惜任何可行的手段结束奥匈帝国对波黑的统治。
事实证明，普林西普非常聪明。虽然他的同伴在1914年6月28日有所退缩或者行动失败，但是他完成了任务。第一枚炸弹爆炸后，斐迪南大公的随行人员陷入混乱，这个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发现大公的座驾就停在离他六英尺（1英尺约为0.3米）的地方，于是迅速开了两枪。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苏菲丧命于萨拉热窝。
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三次巴尔干战争随即在短短一周内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谋杀者首先发动了局部战争，然后才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究竟是哪些长期问题、中程问题和战术问题让欧洲陷入冲突？以下所述，是当前对“七月危机”历史性思考的总结，并对一战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905年以后，欧洲的外交官、战略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都面临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欧洲大陆，另外一些则是更早时期的问题附带的结果，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却悬而未决。持续多年的欧洲东部问题，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自1878年以来，欧洲列强凭借自己的力量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病夫”，因为英国占领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法国占领了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利比亚），奥匈帝国占领了波黑。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失去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但是，由于俄国、塞尔维亚和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在争夺控制权，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俄国打算以“斯拉夫兄弟”的名义获得主导话语权；奥匈帝国希望凭借巴尔干半岛而成为通向东方的桥梁，继续它的历史使命；塞尔维亚意图争取出海口。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哈布斯堡王朝，它也被认为“病入膏肓”。对许多人来说，这一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拥有5000万居民的欧洲第三大国能否以一个多民族帝制国家的身份而继续存在下去。多数邻国觊觎奥匈帝国的领土，但有一个国家迫切地希望它能存活下来，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的北边邻国和同盟国（德奥同盟关系始于1879年）。
奥托·冯·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为德国统一而做出的努力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德国走向了统一。由此一来，德国占据了欧洲的核心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德国早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它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1900年后，德国开始推行激进的世界政策和无节制的海军政策，这震惊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对许多国家而言，德国的野心就是第三大欧洲问题。而且让情形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不会轻易让俄国从奥匈帝国的解体中有所获益——因为那样的话，俄国将会对德国的东部边境构成更大的威胁。德国实力强大，这会促使英国和法国以势力均衡为出发点，向俄国寻求帮助，从而震慑和威胁德国。
还有另外一些与时代背景有关的问题。开战前几年，国际格局阴云密布——列强结盟、军备竞赛、帝国主义遗毒、经济竞争以及充满仇视的民族主义。到1914年，欧洲已经划分成了两大外交阵营——尽管松散但彼此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阵营是同盟国，它以德国为中心，包括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罗马尼亚通过秘密协定也加入其中。但是到1914年夏天，政治家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并非可靠的盟友——或者说两国不太可能帮助维也纳。另一个阵营是协约国，它以法、俄联盟为中心，同时英国也是协约国一员。当时英国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另外，假如德国向西进攻，法国首当其冲。然而，英国从来没有与法国或俄国签署正式条约，只是留下了关于英法和英俄之间的战争仇恨——这比正式条约更为危险。
尽管两大联盟之间的敌意根深蒂固，但是各列强还是在三大国际冲突（两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中维持了和平进程。1914年，三个主要国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德国开始战争动员，之前的那些制约因素都随之消失。虽然说同盟/协约结构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引发战争，但是它的存在却意味着：一旦周密的军事动员计划成为执政逻辑，冲突就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他们在战略和海军方面的活动，和同盟/协约的外交部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14年的前十几年时间里，各成员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1898年以后的英、德海军竞赛尤为显著。虽然同盟/协约体系的每个成员国都参加了海军竞赛，但是军备竞赛对英、德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对英德关系产生这么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这也是双方为保持克制而做出的努力中遇到的最大绊脚石。德国逐渐增强其军事力量，英国也步步紧逼。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希望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让英国更加尊重德国。更为激进的是，英国引进了拥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军备竞赛。
德国带来的威胁，迫使英国将其主要的海军部队向北边移动。由此一来，法国就有理由宣称：其海军部队部署在地中海，是为了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英国对其主要协约伙伴法国的责任感，主要就是基于上述因素。
其他各国也纷纷烧钱造舰，各国都试图与邻国进行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提到，大型战舰和实际进行的海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潜艇和护卫舰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军备竞赛，即1911年以后欧洲大陆军队兵力的急剧增长。除了英国，各国已经开始了征兵活动。尽管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但征兵活动还是提供了巨大的兵力资源。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常备军，比如，1912年德军人数是64.6万人，法国是61.1万人，俄国是133.2万人。不过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断定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入伍。1912年底，德国的常备军人数增加了13万，法国增加了将近9万。奥匈帝国也增加了其部队的人数，俄国打算建立更多的部队。到1914年7月，虽然动员工作尚未开始，但同盟/协约国中服役的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近360万。
几十年来，帝国之间的竞争传统就是对军事和海军筹备工作提供大力支持。19世纪晚期，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对殖民地和帝国势力进行争夺。20世纪初期，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两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吞并事件让欧洲大陆离危险局势更进一步；近东问题和之前一样棘手。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的黎波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英德、英法、英俄以及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对英国而言，为抵抗南非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布尔战争（1899—1902年）爆发，它暴露出“光荣孤立”政策所隐含的风险。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寻找伙伴。1902年，英、日结盟，保障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被俄国蚕食，英国首次尝到了结盟的甜头。紧接着，英国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跟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每一份协议都旨在遏制或终结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倾向。确切地说，尽管英国在当时还保有放手大干的权利，但是签署这些协议后，英国的帝国政治和大陆政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帝国主义竞争，并且有所超越。一般来说，除了关税问题，列强之间的贸易活动较为容易。奥地利人会跟俄国人订购武器，英国人会根据市场需求建造船只，德国人会向俄国人出售货物，法国人到处兜售武器。但是，为了安抚俄国，法国慢慢把哈布斯堡排挤出巴黎的金融市场。这样一来，各国的贷款制度日益僵化，就连平时最慷慨的英国也不再对奥地利有求必应。尽管如此，维也纳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在柏林和纽约筹集到了资金。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仍然拥有国际化前景，十分警惕战争。对金融界来说，维持和平是唯一合理的政策。
在构成国际政治背景的主要国家中，猖獗、充满敌意和激情的民族主义没有合理性可言，而且比任何人的出现都更为危险。1914年，由于受法国大革命、文化传播以及历史神话发展的刺激，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把玩的对象。虽然在1900年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雷蒙·普恩加莱先后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和总统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实现了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复兴。在英国，由于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拒绝接受爱尔兰地方自治，爱尔兰问题发展到新高度。德国内部的分歧不再那么强势，常常和缺乏深谋远虑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混合在一起。在意大利，狂暴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关注奥匈帝国占领蒂罗尔州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事。对俄国来说，每个巴尔干问题都是对斯拉夫人兄弟情谊和俄国激进民族主义的考验。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独树一帜，因为11个民族在这里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还是在一起生活。凭借1867年的二元君主宪政安排，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机构。但是他们必须适应民族多样性，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事实上，哈布斯堡的领导人曾做出努力，向捷克人、波兰人和国内其他民族做出让步，包括斐迪南大公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准备好付出更多努力。但是不愿妥协的匈牙利精英拒绝为其他组织削弱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哈布斯堡的邻国就不怎么友善了，因为罗马尼亚企图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打算至少把蒂罗尔州收入囊中，俄国想看到帝国的解体，而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打算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上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刺激，其他国家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属于南斯拉夫人的王国。
1903年王朝政变后，卡拉格罗维奇王朝在贝尔格莱德获得执政权。然后塞尔维亚逐渐成了奥地利的死对头，因为它急于看到哈布斯堡帝国灭亡。1908年以来，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领土范围和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都让这一关系更为恶化。塞尔维亚政府对那些想在巴尔干地区结束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集团持容忍或鼓动的态度，其中“公牛”的黑手社是最危险的团体。1908年后，哈布斯堡帝国的决策者将塞尔维亚视为民主时代君主政体生存的主要威胁。正如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所做所为一样，塞尔维亚领导人在奥地利眼中，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主要行为就是欺骗和逃避。1914年6月，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者认为，很快就要和塞尔维亚进行最后一笔账的清算了。
虽然问题重重，但是1914年春天，欧洲的情况比过去四年中任何时候都稳定。可以明确的是，德国和俄国因为德国对奥斯曼展开军事行动而争论不休，两国的军事媒体互相嘲讽。昔日盟友罗马和奥地利都想控制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涉。维也纳不得不接受罗马尼亚显然已经脱离了同盟国的这个事实。然而相反的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举行了一系列看似大有希望的经济协商。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在6月底访问基尔的德国舰队，英、德关系几乎一片宁静和谐。
其实各国面临的主要是国内问题。在法国，亨利埃特·克劳夫人因为《费加罗报》主编对她丈夫造谣诽谤而将其谋杀，这一案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在英国，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爱尔兰问题，曾差点让英国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他们急于在国内加强统治；在俄国，一些主要城市因为战前大罢工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势力逐渐崛起，引起人们的阵阵恐慌；在奥地利，由于捷克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议会于3月份休会；在匈牙利，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主要民族）和罗马尼亚人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不过可能塞尔维亚的情况最为危险，因为塞尔维亚的文官政府（得到俄国的支持）不断受到塞尔维亚军队的攻击，军队试图成为国中之国。更糟糕的是，尼古拉·帕耶伊总理于6月初下台，但在俄国的坚持下实现复辟。尽管欧洲的这些内部问题令人担忧，但并不会给国际和平带来危险。亚瑟·尼克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英国的外事副国务卿，1914年5月初他表示，近几年从未见过如此稳定的国际局势。
6月28日星期天，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打破了这种假象。这次枪击事件必然会将欧洲各国内外政策的所有危险点集中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塞尔维亚的暗杀行动成功了，但也对帕耶伊的文官政府构成了威胁。“公牛”和他的黑手社手下早已同室操戈。在这之前，帕耶伊没有调查到这个秘密组织的主张，现在他发现自己需要做出妥协。1914年6月初，帕耶伊总理隐约听到过密谋暗杀的谣言，他甚至想打听具体情况，但“公牛”对此保持沉默，拒绝告诉他任何细节。现在还不确定，塞尔维亚是否告知过奥匈帝国警惕暗杀行动。无论如何，谋杀发生后，总理不能承认他事先知道暗杀的阴谋，也不允许奥匈帝国方面有任何将暗杀活动的细节公之于众的行动。任何妥协行为不仅会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也会让“公牛”和他的手下试图发动政变，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6月28日后，帕耶伊试图减少塞尔维亚新闻界对斐迪南大公死讯的冷嘲热讽，但是成效不大。虽然他也试着对奥地利表现出安抚和亲切之感，但他知道哈布斯堡帝国一定认为普林西普和塞尔维亚有着某种联系。他只能寄希望于哈布斯堡的调查员，不要在“公牛”和其他人之间制造某种直接的必然联系。
不过帕耶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任何哈布斯堡王朝对塞尔维亚主权或对他和军事当局权威的侵犯。如果他做出任何让步，就会暴露自己，并受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同时也会令其他文官遭遇危险。因此，面对“七月危机”，塞尔维亚会采取中和政策，看似巧妙地躲避了各种问题，实则别有用心。战史学家认为，俄国没必要使塞尔维亚问题陷入僵局。面对萨拉热窝枪击事件，塞尔维亚领导层制定了自己的应对路线，意味着要和奥匈帝国进行最终对抗。
虽然斐迪南大公和苏菲的死讯震惊了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但是他们的葬礼并没有得到皇室的重视，只有少数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对这次袭击事件负有责任。84岁高龄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听到消息后，从巴特伊施尔的狩猎别墅匆匆赶回维也纳。接下来的六天时间（到1914年7月4日），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层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皇室对二人死讯的反应，并对暗杀事件后波黑地区大范围政治动荡局势进行预估。由于皇室曾三次差点与波黑交战，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之前1912年和1913年的紧张局势。每一次好战的对外手段都能大获全胜，俄国对此也只能照单全收。
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兰兹·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将军，是最为好战的哈布斯堡领导人，他确实对1914年战争负有主要责任。在前几次危机中，他曾向塞尔维亚发动了50多次战争，而且经常感叹，如果皇室1908年袭击塞尔维亚的话，取胜的概率很大。在“七月危机”中，康拉德再三强调，最后清算的时机已经到来。康拉德在1912年和1913年要求发动战争，但是受到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外交部部长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的阻拦。现在斐迪南大公死于枪下，伯克托尔德决定采取行动。除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凡·蒂萨，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为了使其保持国际信誉，皇室必须证明，南斯拉夫民族运动不能毫无底线，恣意妄为。
萨拉热窝的报道声称，这次阴谋确实和贝尔格莱德的某个低级官员有关系，而且不止一个官员——这些报道让哈布斯堡帝国更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尽管在1914年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是官员都推断出塞尔维亚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而且有可能策划了这次行动。考虑到这一证据，哈布斯堡领导层很快提出了三个方案：对塞尔维亚实行外交高压；对塞尔维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下发最后通牒，如果遭到拒绝就采取军事行动。7月3日，迫于康拉德和军事领导层的压力，弗朗茨·约瑟夫只能同意采取行动，不排除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只有伊斯特凡·蒂萨反对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获得他的许可。蒂萨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他想在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确保德国对其提供支持。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就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实行外交策略，要么通过外交或军事联合解决问题。不出所料，那些一心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7月4日，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部长伯克托尔德将他的下属亚历山大·霍约斯派到柏林以寻求德国的支持。霍约斯十分好战，他带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亲笔信，还有一份用于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长备忘录。他在柏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德国完全明白奥地利的用意所在，即哈布斯堡领导层意图和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清算。德国领导层（各种原因，后文详解）同意哈布斯堡帝国提出的要求，意识到这可能是它与塞尔维亚的保护伞俄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获得德国的支持后，奥地利的领导层于7月7日召开会议，制订计划。康拉德将军信心满满，他觉得一定能大获成功；其他部长试图说服蒂萨接受军事行动的方案。同时，领导层拟定了初步的外交策略。7月13—14日，匈牙利总理蒂萨最终不得不同意强硬的军事行动，接受了可能与塞尔维亚开战这一事实——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一旦结盟，就会威胁到匈牙利统治下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同时，他们准备好了最后通牒草案，安排好欺骗欧洲其他国家的策略，还将一些休假的军人召回了部队。
但是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间仍然是个主要问题。7月20—23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和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样一来情况更加复杂，下发最后通牒的时间遥遥无期。伯克托尔德不想在法国领导人访问俄国期间提出这些要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就意味着下发最后通牒的时间要延迟到7月23日下午。最终，他们会在贝尔格莱德下发48小时最后通牒——但其实根本没办法实现通牒的各项要求。
7月5—6日，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这成了欧洲近现代史上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这样一来，德国为何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早在1900年，威廉二世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就很亲近；更何况他们才刚会面，在思想方面就达成一致。此外，西奥博德·冯·博斯曼德·霍尔维格总理认为，德国应该向奥地利表明自己支持最为忠诚可靠的盟友。更具争议的是，在德国军队的压力下，柏林的文官是不是应该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看成一次天赐良机，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一说法的缘起是，俄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崛起，德国对此备感担忧，因为据说俄国的军事防备在1917年达到顶峰。几十年来，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关系在1914年初跌到了最低点，而且威廉二世的军事顾问不会对奥地利有一点限制，这和之前的巴尔干事件截然不同。欧洲的军事竞争不断加剧，事态愈演愈烈，一直蔓延到“七月危机”。
尽管如此，德国领导人竟然达成一致，支持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一决胜负。因此，德国国王和总理对奥匈做出了正式的承诺（也就是所谓的空白支票）。就此，奥匈帝国开始向塞尔维亚进军。“七月危机”下一阶段逐渐展开后，德国将发现无论是好是坏，自己都会受到可靠盟友的摆布。
德国一直等了两周多，等哈布斯堡领导层做出最终决定后再展开行动。在此期间，德国皇帝在北海航行，德国军队和海军司令部对自己的安排信心满满，在德国的旅游胜地享受假期。同时，奥地利一直在拖延，博斯曼德·霍尔维格对此非常恐慌，他也开始担心德国对外政策的“潜在风险”和“跃入黑暗”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但是他支持奥地利的决心并没有因为这些顾虑而有丝毫动摇，他只希望哈布斯堡帝国能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7月20日，欧洲到处都是哈布斯堡帝国即将对塞尔维亚宣战的谣言。英国政坛的焦点依旧是爱尔兰问题，法国公众还在关注克劳谋杀案，而奥地利开始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结果7月23日之前，协约国都没有对伯克托尔德提出异议，而且外交部部长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接着，在7月23日下午6点，哈布斯堡帝国部长瓦迪米尔·吉尔斯按照指示，在贝尔格莱德将最后通牒发给了塞尔维亚外交部。英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将其称为“一国对另一独立国家下发的最过分的文件”。
最后通牒的时间是48小时，它要求塞尔维亚做出让步，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起刺杀事件。帕耶伊本来在其他地方参加竞选活动，收到通牒后匆匆回到贝尔格莱德起草答复。在答复中，他承认了最后通牒的几点内容，但是对奥地利的关键需求决不让步——因为如果让步，可能会让奥地利认为帕耶伊本人和他的政府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共犯。
和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一样，哈布斯堡的最后通牒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震惊。虽然人们还没发现和平下隐藏的危险，但是欧洲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军官）都意识到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应最直接最强烈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得知最后通牒的消息后，俄国外交部部长谢尔盖·萨佐诺夫立即宣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全欧洲都卷入战争，而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还没等塞尔维亚做出回应，在7月24日的参议院会议上，萨佐诺夫和其他人就一致要求俄国大力支持塞尔维亚。因为担心俄国无法控制泛南斯拉夫运动，他坚决敦促采取行动。尽管当时俄国的军事改革尚未完成，但是他的上级领导还是支持这一做法。前不久法国对俄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让俄国人信心倍增，因为如果一旦开战，法国一定会支持俄国。
在萨佐诺夫的催促下，第二天议会取得了沙皇的许可，开始启动各项军事措施，为局部或全体动员工作做准备。议会决定进一步开展局部动员工作——这样可能对奥匈帝国形成威胁，使其不敢贸然攻打塞尔维亚。在整个“七月危机”中，俄国最早展开军事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措施的范围广大，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德国和奥地利。而德国的军事情报局自然会把俄国这些举动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动员工作。在这次危机中，俄国逐步加强边境安全，召回部分军队，这些行动都充满挑衅，令人不安，远超奥地利一心应战的决心。
另外，爱德华·格雷爵士拼命想充当和事佬，就像1912年他在巴尔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因为他没能让奥地利延长最后通牒的时限。7月25日下午6点，吉尔斯认定塞尔维亚的答复不够充分，然后打破外交惯例，马上动身去了附近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由此一来，“七月危机”不断扩大，形势岌岌可危。
格雷仍然在为争取和平四处奔走。他打算发起一次四国讨论会，缓解这次危机的紧张局势。不过他没法让俄国或德国接受同样的建议，进行某种形式的调解或外交商讨。格雷失败的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德国的两种假设情况，即英国可能会袖手旁观，而德国对奥地利的大力支持可能最终会吓退俄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雷的每一次努力都会让伯克托尔德感到恐慌。现在他决意开战，阻碍当地冲突的任何干预。事实上，哈布斯堡的外交部部长很难让康拉德将军同意在7月28日星期二开战。这一声明发出后，便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间的混战——这样一来，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塞尔维亚自然而然地把这场混战夸张成奥地利的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俄国会用这次混战来表明自己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同时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到7月28日，欧洲各国都采取了一些陆军及海军方面的备战措施。法国和德国重新征集了一些前线部队，奥匈帝国为袭击塞尔维亚开始动员工作。在英国，第一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获得了内阁的批准，保证英国舰队在军事演习后完整无损。7月29日晚上，他下令英国舰艇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北海阵地。可以说多亏丘吉尔，英国才成了欧洲战争中第一个维护切身利益的大国。
此时格雷还在寻找解决办法。但是爱尔兰问题久久悬而不决，英法两国由于政策问题过于亲密，内阁成员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大，这些问题对格雷而言都是重重阻碍。在7月最后一周时间里，格雷多次尝试获得内阁的同意，通过英国的干预威胁德国——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内阁成员中激进分子的拒绝，因为他们不想让英国卷入大陆战争。
现在格雷想促成英国和比利时签署条约，承诺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身份；与此同时，德国保证比利时和法国会在战后恢复双边关系，试图以此让英国保持中立——但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格雷不仅果断拒绝了这一贿赂，还把矛头对准了德国。7月31日获得内阁的许可后，格雷要求法国和德国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法国照做，而德国并没有。格雷在道义和战术方面取得了胜利。
在圣彼得堡，决策者反复商讨，以确保能应对危险。7月28日，萨佐诺夫意识到，奥地利不会因为对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而受牵连。事实上萨佐诺夫的长官都认为，局部动员会让全体动员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他们都支持萨佐诺夫开展全体动员工作。他获得了沙皇的批准。只有尼古拉二世稍显犹豫，因为他收到了来自表兄威廉二世皇帝的消息，不过威廉二世发来的电报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7月30日，沙皇意识到，德国可能会做出回应，会将袭击的矛头指向俄国的盟友法国，所以他下令开始总动员。
俄军的总动员给德国最高司令部清除了一些障碍。首先，这意味着任何谈判都不会有结果，包括奥地利停止进军贝尔格莱德这一提案也不会有任何结论；其次，德国可以宣布进行“防御战争”来防卫俄国的侵略，这一策略帮助霍尔维格在国内达成共识；最后，表明总理只能接受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的要求，在德国开展动员工作，并实施战争计划。霍尔维格意识到德国是个只身独立的大国，开展动员工作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然而只要德国开始动员工作，首相就没有太多控制权了。
1914年8月1日星期六晚上7点，德国正式向俄国宣战。第二天，德国军队入侵卢森堡；当天晚上，德国向比利时提出要求，允许德国军队借道比利时进军法国。比利时内阁在会上决定抵抗德国的进攻。
虽然法国已经开始了动员工作，但是法国政府一直急于让英国从中调解，所以让法军驻扎在距离法国边境6英里（1英里约为1609米）的地方。在伦敦，法国大使保罗·康邦三番五次地要求英国政府承认英法联盟之间有关道义和军事义务的不成文约定。尽管如此，8月1日星期六，英国内阁还是决定拒绝对法国做出任何承诺。8月2日星期日，内阁同意格雷做好接下来两步措施，即英国将保护法国北部海岸地区，让其免受任何德国海军的袭击，而且英国将要求德国放弃攻击比利时。英德大战一触即发。
8月3日星期一，英国内阁回顾了当天下午格雷在议会的讲话要点。他的演讲内容非常公开化，提到了英法的军队和海军机密安排，通过他的演讲我们可以得知英国肯定会从中干预，保持均衡，而且它将誓死保卫比利时和法国。如果德国仍然在西部展开进攻，法国将坚决开战。8月4日星期二，最后一项要求从伦敦转送到柏林，遭到拒绝。1914年8月4日晚上11点（格林尼治时间），英德开战。
开战后，各国的注意力转向事先安排好的动员计划。海军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准备好展开大型海战，加强或阻挠海上封锁政策，保护好海岸线，保持航线畅通，就可以应对问题。而陆军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一支军队战败，很有可能整场战争也就结束了。大家都认为应采用进攻性战略，每场战役速战速决，再加上精心准备的计划，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各国的战争计划中都包含详尽的动员工作日程表，而且各将领都想最先开展动员工作。虽然动员工作意味着更容易开战，但是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它可以保证各国大范围地参与：第一，如果俄国展开动员工作，德国会效仿俄国，并且立即进攻比利时和法国；第二，如果德国的动员工作不受俄国挑衅的影响，那么最终结果还是一样。俄国任何形式的全面动员工作，都会引起德国的警惕——因为对德国而言，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可能只有极少数的文官完全理解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些军事策划者都吃不准这些联系。
1914年德国的战争规划简单又危险，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为避免受困于法俄之间的两线作战，德国会最先在西边发动袭击，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包围并压垮法国军队。一旦法国战败，德国会重新部署其主力军对抗俄国，在奥匈帝国的帮助下结束战争。俄国试图立即向法国提供援助，扰乱德国在西边的进攻。俄国部队会在东普鲁士袭击德军，其他俄军向南行进到加利西亚，对抗哈布斯堡军队。但是要想达到目标，俄国不得不马上展开动员工作，因此他们在“七月危机”伊始就制订了计划，而这些计划将会给欧洲的和平态势带来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1914年8月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但是将全面动员工作推迟到后期。即罗马不再进行干预，而不是很快卷入了一场博弈，各方为是否参战角力。直到1915年8月，意大利这一仅剩的战前主要盟国才加入了战争，但是它改旗易帜，加入了与同盟国对立的协约国。
1914年8月10日，欧洲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开始，迅速发展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些事件，怎样进行责任认定？是谁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哪些做法本可以避免战争爆发？自1914年以来，这些问题让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深感困扰，因为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以下的评论可能会说明这些问题的背景。同盟国或协约国建立了联系机制，让国家对政策发展的控制进入新的高度——一国只拥有部分控制权。最重要的是，由于德国一心想发动进攻性战争，所以俄国和德国每一次发生冲突时，法国都会卷入其中。直到1914年，同盟国或协约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多，足以超过联盟带来的影响。
德国大肆疯狂的行为和1898年后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特点几乎如出一辙，这一行为的后遗症就是德国完全失去了公信力。因为只有对德国来说开展动员工作才等于开战，所以德国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一种狂妄的举动，让整个国际社会不寒而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914年实行的政策可能没以前那么强硬。但是那年夏天，德国为其先前咄咄逼人的气势付出了代价。
塞尔维亚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不闻不问，试图逃避所产生的后果。1918年南斯拉夫国家建立后，塞尔维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不过荒谬的是，导致奥匈帝国垮台的民族冲突，也会对这个新国家和1945年后的继任者产生困扰。
尽管奥匈帝国担心南斯拉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逐渐崛起，会对其产生威胁，但是这个二元制君主国无法进行完善的自我改革以应对挑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生前爱好和平，他的离去让国家无法控制康拉德将军的野心，并安抚民众的恐惧。奥拓卡尔·切尔宁的墓志铭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是不无道理：“我们被迫走向死亡，我们所能选择的只有如何死亡，而我们选择了一种最可怕的死亡方式。”
德国认为应该支持自己的多瑙河盟友，但是反过来又会影响其对俄国和法国的立场。没有德国支持的话，奥地利可能会有所犹豫，或者对贝尔格莱德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但是为了支持奥地利，同时让俄国和协约国分道扬镳，德国会冒险加入大陆战争，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其实德国和奥地利算得上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又让事态变得难以控制。
不过俄国也对最后的结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一直决心支持塞尔维亚，不愿意同德国和奥地利进行协商，而是迅速采取军事措施——这些举动都不断加剧了这次危机的紧张局势，最终失去了控制。7月30日，俄国开展全体动员工作，这场灾难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俄国做出这些决定要面临的是与法国结盟的各种后果。尽管法国抱有很大期望，但实际上和俄国结盟并未使法国免于重创，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自食其果，成了俄德战争的牺牲品。在整个危机期间，法国领导人未能说服俄国谨言慎行，却努力获得了英国的帮助。
对英国政府而言，在1914年8月做出决定并非易事。格雷不能对严重分裂的内阁进行攻击。英国和法国十年前的友好协定内容模糊，尚不成文；这些友好协定根据前人的旧俗而来，具有非确定性质。爱尔兰问题造成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同样造成掣肘。格雷急切地希望英国的干预能对德国形成威胁、阻碍其行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格雷是否还有更多选择？考虑到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党执政的不稳定因素，也许格雷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最近有一些人断言，可能当时只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才能阻止德国行动，但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1914年7月，一两个关键决定可能就会避免战争爆发。事实上，“七月危机”就是战事不断升级的后果。人们期望速战速决，打一场进攻性战争，把战争当成一种政策性工具并对此深信不疑——但很快就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假象和妄想。现代战争充满了冷酷、坚韧和不屈不挠，很快代替了大众媒体笔下浪漫神勇的传奇。少数精明的决策者（君主、文职大臣、海军将领和将军）发动了这场战争；无数百姓因此而丧命，才为这场战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