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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史书的终章讲述了一战记忆。作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梳理审阅了25年前的词条，这些资料来自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存的访客留言簿。在贝纳费战争公墓留言簿的“评论”栏里，一位英国访客写道“毫无必要”。在欧洲大陆西北部，众多公墓沿伊普尔、阿拉斯、凡尔登、贝尔福一线分布。“毫无必要”，这则评价虽然简单实用，意味深长，却淹没在一战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始终难以被史学家分享、评论。
众多战争诗人的诗篇早已表明，以文字形式描述战争绝非易事，需要投入巨大精力，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关于一战的出版物寥寥无几。作者需要理解似乎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现象，并将其梳理成形——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点一直是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但是由此所产生的一战文献描述，往往对战争规模或情感宣泄有失公允。另一位最近造访西线公墓的人评论道：“除了陈词滥调，我想不出其他字眼。”如果说记录一战经历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主义——塞缪尔·海恩斯在《臆想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一书中就持这种观点，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作家必须借助新词汇和新文体才能准确描述战争的意义。
在不考虑相对主义或精细分类的情形下，当时的人们经常把这场大战简化为三个字眼——全球、总体、现代——每个词都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规模，然而每个词又充满歧义，最终沦为陈词滥调。
“全球”这个词，貌似从地理意义上覆盖了全世界，但实则欠缺准确性。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见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参战。而且陆上战场主要限于欧洲、中东以及非洲部分地区，中亚和远东仅爆发了零星战事。倘若将“全球”一词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欧洲”。战争发端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事实上，理查德·J.克兰普顿的研究表明，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冲突相比，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显得较为孤立。当时，有些人将后续爆发的战争称为“欧洲大战”，也有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将其解读为某种形式的欧洲内战。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互相绞杀，消灭共享的霸权，挑战共同的文化传承——由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共同塑造的文化传承。
但是这样一来，准确地说，由于这种霸权的存在，战争的范围又显得过于局限。1914年，欧洲在全球位居主导地位——引领全球经济，控制多个殖民地——这样一来，欧洲爆发战事，全世界都被裹挟其中。以伦敦市为例，它是当时的航运和保险行业中心。59个国家使用金本位——即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金价则是通过兑换英镑来衡量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体系日益形成，而一战则打乱了这一进程。大卫·齐林格瑞在他所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由于非洲绝大部分都被欧洲宗主国统治，因此在开战伊始，立即就被卷入其中。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个欧洲国家。为了调整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土耳其被迫卷入战争。但乌尔里希·特林佩纳认为，鉴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中东，战火随即燃烧到高加索、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世俗领袖，奥斯曼帝国有权代表各地穆斯林宣布圣战。尽管没多少国家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迫选边站队。
真正的中立状态往往屈从于变幻莫测的国家利益，这恰恰印证了战争的影响力。B.J.C.麦克切尔描述了毗邻德国的中立国所承受的经济战压力。反观域外国家，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不必周旋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它们自然易于倒向协约国。诚然，出于一己私利，参战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个道理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卫·查斯克强调，1917年美国之所以参战，不仅是因为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最主要的是其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野心。因此，“全球”这个词更好地诠释了一战影响的广度。
较之“全球”，“总体”这个词用得更不恰当。它的隐含意义是绝对的，但现实意义却是相对的：“总体战”幸亏只是一句空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战役，特别是西线战场的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以及帕斯尚尔战役、意大利战场上的伊松佐河12次战役，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严寒中的鏖战，都把这个概念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对于那些在这些战役里战死的个人而言，用老套的话说，这种经历就意味着“总体”战殁。但是，倘若有一支小分队脱离战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约翰·摩罗认为，空战犹如骑士之战——个人勇气战胜了战争工业：1917—1918年间，空战远比陆战危险得多；而空战结果往往取决于参战国的工业实力而非王牌飞行员的机智果敢。大规模工业生产决定了空战的胜利。但是在西线战场，飞行员在高空至少能比陆军士兵更看得清地面作战的大致轮廓。堑壕战限定了作战区域，战争时刻威胁着官兵生命。堑壕为官兵提供了掩体。而当堑壕被攻破时，运动战便取代了堑壕战；士兵开始洗劫粮库，恐惧陡生，谣言四起，暴行累累——对平民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噩梦般的灾难。特林佩纳认为，即使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原因也大致相仿。
对于其他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解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这等同于把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战争背景下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视之为一场大屠杀，惨状堪比纳粹大屠杀。诚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证实了战争对平民的戕害。鉴于亚美尼亚人此前就备受迫害，那么大屠杀是不是以全新方式进行的？身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与身处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是1915年“大撤退”期间）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别？这两点尚存较大争议。另外，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为国际人权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反人类罪，即从形式上说，犯罪动机并非源于宗教差异（尽管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
战争对于平民的身体伤害，极少有像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样惨烈的，更严重的战争创伤则在于心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这个词绝不如“极权”更为准确：政府通过宣传来进行思想动员。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传是面向国外的，特别是针对有可能被说服成为盟友的中立国家。但是J.M.温特认为，对于宣传所下的这个定义过于局限：操控民意的机制，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们所使用的媒体也远比印刷品更为多样。媒体手段多种多样，起初是宣传海报，随后是电影，还包括老套的纪念品、图画明信片、连环漫画——这些媒介及时、广泛地加深了敌对情绪。1917年的两大明显迹象表明，参战国政府需要资助并发展这些宣传技术。亚历山大·华生认为，第一个迹象就是前线的哗变。约翰·霍恩分析了第二个迹象，即国内发生革命。学界通常认为，前线哗变并非反对战争目的，而是反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反观后者，由于苏俄呼吁和平，但拒绝赔款割地——这说明了它反对战争本身的目的。事实上这两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战的参战军队是公民军队。由于政府大规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处军队和社会之间，全体社会成员均置身于战争之中。
全面实行男性征兵制产生了另外一重“总体”效应——它导致工业生产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因而随后动员女性加入其中。但苏珊·格雷泽尔反对将女性动员的规模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从事军火生产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在传统农业中，女性已经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担加重。城市人口对于军需品生产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总体”参与战争的意义，即战争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战争中的合法目标。在一战中，这就意味着它和海上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差不多：没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1918年空军战略学家认为，紧随其后的便是直接攻击城市。
这样一来，从第三个领域上看，一战更接近“总体战”。精密科技推动了飞机制造的发展；飞机本身就是限制一个国家工业动员的方式。精密科技和工业动员为工业化战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工业化战争仍然超过二者总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业的运用方式，即作战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战争，这种论断不能充分说明它是“现代”战争的起源。同“总体”这个修饰词相比较，“现代”一词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可以肯定的是，新式战争机器取代了大自然的节奏。自从蒸汽船出现以来，机器就日益显示出掌控最基本条件的能力。1914—1918年，潜艇使得海战不再依赖风力和天气，而只是取决于海洋深度。空中侦察迫使士兵只得在夜晚行动，白天则匍匐隐蔽；高爆炸药威力巨大，简直能够移动大山——至少是小山丘。大炮决定了士兵们的作息表——无论是睡觉、起床，还是行军、停止，这些都取决于炮击频率。罗宾·普莱尔和特雷弗·威尔逊认为，1916年时，大炮的精密程度和规模尺寸决定了西线战事。提姆·特拉弗斯描述了1918年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大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枪炮的残酷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却是前现代的。士兵深挖堑壕，堑壕拯救了士兵生命——这样一来，他们所理解的战争就不太具有“总体”参加的意味。堑壕里士兵的境遇与“穴居人”相似，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武器与18世纪的围城战类似；迫击炮和手榴弹，甚至还有更加原始的战斗工具，例如棍棒和斧头。工业化战争所带来的第一反应并非现代主义，而是原始主义。
但这并非唯一反应。当精密工程被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便产生了轻机枪；化学工程研发了新型炸药以及光气；电气工程革新了通信手段，使得军队可以获取实时情报。精确的反炮兵火力，使得军队野心日益膨胀。在战术层面，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火力重组和运动战，重新整合了炮兵和步兵。在实战层面，火炮可以长距离精确打击，增加射程，在短时间内密集炮击——这迫使堑壕加深，战线拉长。霍格尔·海威格的研究表明，这些作战技巧正是德军的制胜法宝，德军所采用的作战原则，后来成为20世纪实战概念的基础。
战术和技术相结合，便决定了“现代”战争。但是1914年时，总参谋部关注的并不是战术和技术。作战参谋们关注的是战区内的军事行动、军队调动；他们关注的是战役而非战斗。一战之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不同战术之间的关系，即策略。他们认为，策略是一种纯粹的军事行动、一种作战方式，与政策毫无关联。尽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涉足政治，但是他们的专业军事指挥水平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优势。小塞缪尔·威廉姆森并未指责挑起战争的将军，但他确实认为由于这些将领采取机械化军事动员计划，使得外交斡旋成功的机会被大打折扣。D.E.肖沃尔特强调，一旦开战，陆军首要关心的便是机动作战，重视实战而忽视战术。这样一来，高级军官由于思想僵化，被1914—1915年的个人经验所局限，因此不能深入战场，获得堑壕战的直观经验和启示。
海战与陆战不同，没有这些层次之分。保罗·霍尔本回顾了英德舰队各自的指挥官——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的战术和作战策略。在日德兰海战中，两支舰队均遭到炮击；杰利科和舍尔都善于观察战局并灵活应对，都意识到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杰利科深知英国大舰队倘若战败，那就意味着英国将满盘皆输。
在海战中，战术和战略指挥被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电的发明。当时的无线电设备十分笨重，陆军无法轻易移动，但每艘军舰都能安装无线电。显而易见，无线电常常被滥用，通信交流冗长拖沓；信号以电波的形式传送，使得敌方至少知道对面有一艘军舰存在——倘若获取了对方的密码本，例如英军就获取了德军的密码本——那就可以读取电报信息。但是英国人却对另一件事情有独钟：位于伦敦的海军部，偏偏要直接干涉身处海上的下级军官的作战指挥。1914—1915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只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仍然热衷于滥用无线电越级指挥，策划海军作战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武装部队负责完成作战任务，而战术问题则具有政治意义，关乎国家大局，在一场“现代”“总体”的战争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1914—1918年，各参战国首要的政府职能就是交战。约翰·特纳认为，对文职官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战争如何进行、具体战役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关注是真实且合法的。一般说来，在英法等所谓的自由社会中，由于文职官员的关注，军民矛盾异常尖锐。对士兵而言，为了战争目的而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特别是生产弹药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们对战时经济的运营变得合情合理。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掌控战时经济，他们的职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作战任务。
当制定战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时，军队就不再轻易服从政治命令了。克劳塞维茨曾讨论过战争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战争走向，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植根于抽象哲学而非现实。在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战争对参战国而言消耗巨大，军需消耗提高了各国对战争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视了他们到底能够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霍格尔·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国埃里希·冯·法金汉为代表的一类将领，被勒令接受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源于军事现实，亦无法获取政治支持。大卫·弗伦奇认为，对协约国而言，战争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完美结合。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限制将领权力、减少伤亡，但拒绝了当月提出的和平倡议，并谋求彻底取胜。而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誓言将战争进行到底。
前两章回顾了1914—1917年战争的战略梗概，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场战争毫无目的——根据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记述，许多造访西线战场的游客都异口同声说，一战就是一场“浪费”之战。大卫·史蒂文森在讨论战争目的时，提出了关于战争走向的第三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观点。他关注战争的政治目标，并发现：交战双方的目标全然无法顺利调和。他认为“没有胜利的和平”或许无法长久维系。
左拉·施泰纳通过分析《凡尔赛和约》，也支持大卫·史蒂文森的上述观点。1919年的和平转瞬即逝，原因并非合约条款不够严谨，而是因为列强未能执行该条约。二战距今已有70年，冷战也早已结束，回首二战和冷战，我们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和平进行预测。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所产生的政治成果正慢慢衰竭。在20世纪，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同时又极具破坏力；战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
首先，四个专制帝国土崩瓦解。1914年，德意志帝国还貌似年轻，充满活力。学者们对待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沙皇专制与革命力量的早期冲突导致俄国分裂；也有学者认为，1914年列强博弈计划中，俄国的重要性反映出它具有隐藏的实力。至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早在19世纪就已经逐渐衰落，日薄西山。多民族构成是这两大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民族主义正日益高涨。
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将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指导原则，这样一来，就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为列强关系定下了一个持久的基调，但其间龃龉不断，这贯穿20世纪后来的数十年。诚然，这种操作漏洞百出。欧洲的民族划分和领土划分并非一一对应；东欧的民族矛盾纷至沓来，直到苏联成立才得以缓解。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权未获承认——至少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承认。但是在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东，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得以成形。
其次，《凡尔赛和约》包含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的理念，这是美国参战的战果。1914—1917年间，自由主义遭到打击。约翰·特纳认为，从国内视角出发，对别国的侵略行径已经彻底扭曲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从国际上看，沙皇俄国加入协约国的作战行动削弱了这一联盟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退出了协约国集团，但并未缓和英法两国高层首脑人物的立场，因为苏俄的退出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退出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和平的理念。伍德罗·威尔逊像救世主一样提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无疑使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得以复活。许多在1914年参战的国家之所以参战，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战争”。威尔逊的提议无疑让参战国的和平构想重燃希望。短期而言，美国参议院拒绝修改《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而来——这都表明自由国际秩序轰然倒塌。但长期而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表明威尔逊主义具有延续性。1918年的11月11日休战纪念日是为了庆祝停战而设立的，随着岁月流逝，这一天由庆祝变为纪念。
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把历史事件置于一定视角下讨论。战争所带来的危险——特别是一战的危险，在于把这些历史背景合理化，而大大削弱了战争的暴行，而且历史学家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得不泯灭人性。只有一个因素可以把一战描述为“总体”“现代”，即战争时间跨度。
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指出，战前人们预期战争会很快结束，但是1914—1915年的战争进程使这种幻想彻底破灭，大家感觉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是，“短暂”或“漫长”都不是明确的时间定义。1914年时，最明显的参照物莫过于1866—1870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以星期为度量单位计算战争跨度。但是，战前准备耗时数月，即便是当时的总参谋长也无法信心十足地预测战果；某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预测，战争会持续两至三年。在大众看来，这些专业的计算预示着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考虑到战争的真实走向，身处1918或1919年去回溯的话，这些预测又显得过于“短暂”。
罗伯特·葛瓦斯在本书倒数第二章也指出，一战并未随着休战纪念日的一连串纪念活动而突然停止。恰恰相反，中欧东欧冲突不断；内战将波兰从俄国分裂出来；土耳其战败后继续作战，力图重塑自身和疆界；1914—1918年，在欧洲列强边缘地带原本被压制的革命，在战后即刻爆发。1914年一战爆发，其他冲突也紧随其后，此起彼伏——巴尔干诸国混战；日本在东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侵略，图谋建立帝国，但最主要的还是四大列强倒台后各国的独立之战——所有这些鏖战，都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之后。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突然接受投降条约——但一战并未就此结束，这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大战。
对于研究“现代”战争的历史学家而言，一战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考虑到战争规模和结果，历时52个月（假设我们承认：一战终止于1918年11月11日），一战也称不上“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历时更长一些，但这是后话了。从1914—1918年间那些参战国的角度来看，30年战争、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时间跨度都更长一些。一战的历时和美国南北战争大体相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着实称不上一场长期战争，但也算不上短期战争。但它的确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战斗风雨无阻，全然不受天气和季节制约；至少在西线战场，战地受伤在历史上首次超越疾病成为首要致死因素。特别是由于受伤，许多官兵都在前线有过短暂逗留。他们的战争经历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既有胜利的兴奋，也有失败的沮丧。每位官兵参战的范围、地点、程度都有所不同，汇总起来的集体经历绝对称不上“总体”“现代”抑或是“全球”战争。这场战争的决定要素非堑壕莫属。堑壕内的官兵团结一致，他们对于战争现实的记忆也大致相同——随后的章节会继续说明，这是一场风格迥异的多方冲突。
1998年，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恰好是德国休战80周年。本书第二版出版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在详细梳理了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拓展阅读指导，其中4个章节是全新撰写的。鉴于3位原撰稿人（盖尔·布雷本，戴维·英格兰德，L.L.法勒）业已仙逝，原章节均被替换。罗伯特·葛瓦斯撰写了《尚未终结的战争》这一全新章节，反映了学界自1998年起对一战研究的新倾向。
过去15年间，史学界对一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但本书的撰稿人并不想对初版做过多改动，这的确出乎意料。这是纪念一战100周年时遇到的挑战：抓住这一机遇，运用对一战已有的观点，产生新的思路。在导言开篇之处，我曾指出，在过去100年间，对一战的记述曾达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28—1934年间（至少在英语区如此），当时许多出版商都认为，出版战争回忆录渐成时尚。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畅销全球，随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大获成功。许多学者（包括莫德里斯·埃克斯坦因）都认为，一战回忆录的风行是受到了《西线无战事》的启发。然而二战随后爆发。直到一战50周年时，人们才对它重拾兴趣。对英语观众而言，人们围绕民粹主义讨论了冲突是如何爆发的。1964年，一战老兵首度发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历史纪录片《伟大战争》是首部记述一战的纪录片，一战老兵在该片和其他节目中都讲述了各自的经历。1963年，琼·李特伍德在动感十足的影片《多可爱的战争》中使用战争歌曲讽刺英军将领，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有艾伦·克拉克的《毛驴》（1961年），列昂·沃尔夫的《在佛兰德斯战场》（1958年）。约翰·特林在为道格拉斯·黑格写的传记中回应了上述批评，约翰·特林还为这部作品起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副标题——《受过教育的士兵》（1963年）。1964年2—3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全新彩页副刊都被用来讲述一战，称其为“压垮欧洲文明的最大劫难”。大西洋对岸，美国的《生活》杂志在当年4月份也开始出版类似的纪念专刊，但其执行编辑用词不甚准确，没有准确地描述英国所参加的一战，因此，他唤起了“关于战争的理想主义甚至是冒险主义”。
纪念一战50周年的史学集刊均未做过严肃的档案研究，因为那时战争档案尚未解密。后来研究一战的学者们（也包括本书的撰稿人）则不同，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可以调阅的档案充足且资料翔实。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一战的大部分国家档案陆续公开，一是因为50年保密期限到期自动解密，二是因为公共文件的管制规定有所放松。从那时起，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知识深度逐步拓展。但是现有研究仍有巨大缺陷——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有待加强；奥匈帝国的一战档案全面翔实，对其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但同另一种现象相比，这些档案研究的欠缺简直微不足道。
高深的学术理论远未唤醒公众意识。纪念一战100周年本身需要塑造公众对战争的理解，这也是第三大要务。这就向媒体、广播公司、出版社以及各国政府提出了新挑战，即必须摆脱一战50周年纪念时代的陈词滥调才能塑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使大众喜闻乐见。很明显，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都出自私人笔记或地方志，关于家史和社区活动。但这些史料也需要国际化视角。一战史需要突破民族和教区争论的界限，实现真正的对比研究和国际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战争本质、内部相关因素以及战争影响。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