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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庄子》，是经由尼采和存在主义的引导。一直到现在，尼采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庄子》仍是我最为激赏的两部著作。他们两者间的异和同，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宁静致远的意境，对立而又并存地蓄藏在我心底。青年时代，我在写完《悲剧哲学家尼采》、《庄子哲学》（香港版改为《庄子浅说》）、《耶稣新画像》三本小书之后，大约从1967年开始，便将全部心力投入到《老》、《庄》的译注中，终于在1974年前后，完成了撰写工作。比较而言，老子的哲学思想较容易概念化，而庄子的哲学就较难将它系统性地概括把握，在《庄子》的诠释上我花费了比探讨《老子》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1966年开始，我的生命之旅就步入了一段坎坷之途，其间尤以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我之遭受波折为甚。由于多年钻研《庄子》，他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也逐渐内化，成为我内心世界的重要部分。每当人生跌入困顿之谷，庄子的理念总是成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支撑我继续前行。
二十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感到庄子的哲学和智慧的可贵，进入庄子的世界，赞叹于他的思想视野的开阔、精神空间的宽广；也许是由于个人人生经历的缘故，我对于《庄子》文中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使命感和悲剧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尤其是他的由“游心”心境所达致的美感经验和艺术情怀，令我心向往之，却力有不逮。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为宇宙论和人生哲学，其建构者主要是道家，道家的宇宙论在汉代《淮南子》中得到了更为完善的发展，而其本体论到魏晋有了突破性的建树。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后代也是无人可及的。
“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庄子首先提出的，而庄子的“内圣”之学，无论其心学、气论以及天人之学，都对后代哲学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可以说庄子的“内圣”之学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涵和方向。个人深以为，庄子思想的原创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本书自1974年出版后，不断地发现今译部分中的欠妥之处，但一直无暇修改。最近因病住院，在医院中根据王师叔岷先生的《庄子校诠》等著作，对这本书进行了修订，感谢台湾商务印书馆为本书重排再版，令我可以稍解多年来对读者的负疚，也了却我的一件心事。
陈鼓应
1995年12月修订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99年8月校稿于台湾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