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经》是周代典礼仪式中乐用歌诗的结集，在经过春秋以下赋《诗》、引《诗》、说《诗》等活动的广泛流传和阐说之后，逐渐经典化，成为先秦时期重要的经典文献。传至汉代，虽然经过秦火之厄，但“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诗经》的流传和阐释依然不辍，而且出现了传授各不相同的四家《诗》学，分别是：《鲁诗》，鲁人申培公所传；《齐诗》，齐人辕固生所传；《韩诗》，燕人韩婴所传；《毛诗》，鲁人毛亨、毛苌所传。其中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在西汉时即立为博士官学，各以家法教授，代有传承，而古文《毛诗》则未得立为官学（仅在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时曾短暂立于学官）。但至东汉以下，《毛诗》渐兴，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并为其作传注，遂使《毛诗》独盛，而三家《诗》浸微。据《隋书·经籍志》：“《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至唐以下，《韩诗章句》《韩诗翼要》《韩诗内传》等《韩诗》著作又俱亡佚，仅《韩诗外传》一书传世，成为汉代《韩诗》学硕果仅存的文献。

据《汉书·儒林传》，韩婴为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辩论，“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韩婴精于《易》《诗》之学，独成一家之言。从《韩诗外传》援引贾谊《新书》，及屡引《老子》等道家学说来看，其成书当在汉文帝之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很大可能是在汉景帝期间。《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山川颂》等篇中即有本于《韩诗外传》的内容，可见汉武帝时《外传》之说即已流传开来。

至于《韩诗外传》的体例，《汉书·儒林传》言：“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汉书·艺文志》亦言：“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可知，与训诂经文字词、揭明篇章大旨、论说诗之本事等有所不同，“传”这种撰述方式，旨在采取杂说，推衍诗义。王世贞《读〈韩诗外传〉》言：“《韩诗外传》杂记夫子之绪言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可谓至言。《外传》在记叙故事之后，常于章末引《诗》辞，并以“此之谓也”“（某人）之谓也”总结、照应前文。显然，这种“传”的撰述方式，与其说是解《诗》，不如说是用《诗》，《诗》辞只是所述古事古语在“经典”中的一个佐证，而不是论说的主体，是故，出现《诗》辞的上、下句杂引自两首诗的情况（参卷五题解），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虽然如此，也并不能简单认为其书浮泛不切，牵强游骋，如钱惟善《韩诗外传序》云：“《外传》虽非解经之详，断章取义，要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陈澧《东塾读书记·论〈韩诗外传〉》也认为：“《礼记·坊记》《表记》《缁衣》《大学》引《诗》者尤多似《外传》，盖孔门学《诗》者，皆不拘守于所谓本义。”可见《外传》采杂说以推衍诗义的撰述方式，是春秋战国以来赋《诗》及引《诗》、说《诗》惯例的延续，且汉代《诗》学著述中，不唯《韩诗》有传，《齐诗》及《毛诗》也有此体，因此，以驳杂不纯、不合经义来訾论《外传》，反倒是对先秦两汉时期《诗》之为“经”的地位、《诗》的阐释与传授传统不甚了解了。

而且，在“引《诗》以证事”的惯常体例中，《外传》也自有《韩诗》师法、家法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书凡308章，其中284章皆有引《诗》辞，分布于《诗经》122首诗中，各章所引《诗》辞有不少与《毛诗》不同的异文，与之相应，也呈现出与《毛诗》不同的诗旨。这些内容正体现出《韩诗》经文文本与经义传授的自家本色。二、今本《外传》虽非汉代原书，但其引《诗》的次第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各章引《诗》次第与诸诗在《诗》中的篇次大体吻合。可见，虽然《外传》各章所叙的人物、道理相对独立，不成系统，但韩婴在纂辑时，同一诗辞或引自同一诗的诸章前后相属，这说明《外传》一书仍是以《诗》为纲，组织全书，条贯各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传》仍可视作附翼《诗》的著作，《韩诗》的篇次等文本情况仍可借由《外传》推知一二。三、部分章节似是就《诗》之某句而引发，或敷衍故事，或论说礼制，或讲说道理，都是围绕《诗》句而展开。如卷六第二十二章章首以“《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发起，后紧接以“君子为民父母，何如”的设问，以此引出后文关于何为“民之父母”的解答；卷五第三十章章首以“如岁之旱，草不溃茂”二句发端，章末引《召旻》“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来照应。从中可见，这两章的论说和行文都是就《大雅·泂酌》《召旻》中的诗句而生发。另如卷八第八章论凤凰之德、第十三章论策命九赐之礼，也有可能是就《大雅·卷阿》《江汉》相应诗句敷说开去而成。四、《外传》也不全是断章取义、引《诗》证事论理，也有涉及《韩诗》经义、诗篇背景与本旨的内容。如卷一第二章、第二十八章论《召南·行露》《甘棠》的历史本事；卷八第三章论《大雅·崧高》《烝民》的历史本事；卷二第三章论《鄘风·载驰》编入《诗经》之缘由；卷五第一章论《关雎》为《风》之始，其中包含的《韩诗》“四始”之说；又有《外传》之佚文论《郑风·溱洧》的创作情境，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诸如此类都说明，其书虽为“外传”之体，但“韩诗”家说是它的第一属性，这是十分显著和确定的。也正因此，陈乔枞《韩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才会全采《外传》之文，析于各诗章句之下，借以考存《韩诗》遗说。

在充分认识《韩诗外传》的体例及与经义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杂引古事古语的一些情况。首先，十分明显的是，《外传》所记述的古事古语不少都互见于《荀子》《吕氏春秋》《尚书》《易经》《左传》《晏子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老子》《庄子》《尚书大传》《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包括与韩婴时代相近的贾谊《新书》，以及今文家口诵讲授的著作如《尚书大传》《公羊传》《穀梁传》等，都在《外传》的引述之列。以《公羊传》为例，自公羊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弟子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成书时代与《外传》同时甚或稍晚。这都说明先秦两汉时期文献的流传可能是多源而平行的，并不一定存在单一、明确的承袭关系，因此互文间或是详略有别，或是时世、名氏不同，或是褒贬评价不同，或是援引《诗》辞不同，就都不足为奇了。一些传闻异辞，甚至不排除韩婴有意地取舍和改造，以符合其经义思想，如卷四第二十二章并见《荀子·非十二子》，而《外传》则删去了对子思、孟轲的批驳。所以，这些互文，一方面可资以校勘古籍、考辨古史，但另一方面也应该审慎地处理文本间的异同源流问题。同样，《外传》不少章节，也见于《史记》《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论衡》《高士传》《渚宫旧事》等晚于韩婴的文献中，对此，我们也需谨慎考辨。

总之，这些文本现象反映了早期文本纂述与流传过程的复杂形态，而《外传》成书于汉初，此时正是先秦文本多源流传与杂出的时代，也是从战国诸子遗绪到汉代儒学、经学新传统逐渐形成的转捩时期，因此，《外传》一书对古事古语的纂辑、对经义的比附和阐释，都具有一定代表性，对其后相关文献的生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指示和影响作用。

回到《外传》本身，书中叙述了两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故事，他们远起上古，近迄蒯通、曹参等与韩婴同时而略早的当代，他们当中既有贤明仁爱的君主、贤能有谋的大臣、竭诚敢谏的直臣、独善其身的隐士、安贫乐道的穷士、奉养双亲的孝子、忠勇死节的义士、贞明识礼的贤女，也有昏庸、奢靡、奸佞、谄谀、愚昧的不肖之徒，对此韩婴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抑恶扬善的态度，常以“君子闻之曰”或引“《诗》曰”及“此之谓也”来臧否人物，揭明主旨。这些人物故事，有些虽然与历史人物真实的行迹、时代、交游、形象等不尽相符，但形象饱满，叙事生动，文笔新奇，有些还具有寓言、小说家的笔法。如“螳臂当车”（卷八第三十三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卷十第二十一章），都成了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至如“孔子、子贡于阿谷试处子”（卷一第三章）、“孔子见狸迹鼠而鼓瑟，曾子闻而识其有贪狼之心”（卷七第二十六章）等，前人多讥其不合圣人形象，违背经旨，甚至将其剔除出《外传》，则未免固陋，既不了解战国以来孔门故事不断衍生、流变的方式，也不了解《外传》一书的体例。而且，这些篇章的存在，反而使得《外传》一书在附翼《诗经》之外，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如晁公武认为《外传》“文辞清婉，有先秦风”（《郡斋读书志》），王世贞认为其书“明健可诵”（《读〈韩诗外传〉》），卢文弨也认为“其得流传至今者，岂非以文辞赡逸，为人所爱玩哉”（《校〈韩诗外传〉序》）。

除了叙事故事，《外传》中还有不少论理的文字，涉及治国理政、道德修养、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天地自然、民生风俗乃至医药养生等方面的主题，综合反映了先秦至汉初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这些论理文字，不论是否有所本，均能从中看出韩婴的一些思想倾向。受到汉初思想大环境的影响，书中屡引《老子》之言（见卷三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八章、卷七第十章、卷九第十六章等），其他一些言论如“故惟其无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矣”（卷一第二十三章），“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卷五第二十七章），多主张“无为”“寡欲”“清静”“逍遥”“任自然”，这在汉初思想环境下不足为怪。但总体上，韩婴仍以儒家思想为底色，书中讨论的政治思想和个人道德修养，如关于君王应该如何修身、明德、为政、治国、御民等，多符合儒家之道。书中还记载了很多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嘉言懿行，是研究孔门师生形象、德行及论学情形的重要资料。书中多处引用《论语》《孟子》，尤其是《荀子》，引用达五十余条。因此，汪中等学者认为韩婴属于荀学一脉。但实际上《外传》在引述《荀子》文本时，并非完全承袭，上文所举卷四第二十二章对《非十二子》的删节即是一例。再如卷五第五章袭自《荀子·儒效》，但将《儒效》中的三处“法后王”改作“法先王”，将“敦《诗》《书》”者为俗儒改作“杀《诗》《书》”者为俗儒。另外在人性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而《外传》卷六第十六章则曰“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云云，臧琳《经义杂记·韩子知命说》认为“即孟子性善之说”，“孟子之后，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韩君一人而已”。再如，卷五第十七章更是明言性善，其文曰：“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则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认为天所赋命的人的才性之中，有美善的潜质，顺因之，扶携之，“内之以道”，则可以成为君子。因此，韩婴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也都是基于性善的认识，屡言“材虽美，不学不高”（卷三第十五章）、“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卷四第二十七章）、“美材也，而不闻君子之道，隐小物以害大物者，灾必及其身矣”（卷六第九章），顺善之心，率性修道，教而为善，这都与荀子“化性起伪”的主张有所不同。总之，《外传》引述《荀子》甚多固不可否认，但并不能简单以引述的多少来判断其思想渊源，况且《外传》杂引史传百家，其个人的思想常常隐而不显，反而是从一些互文的异同取舍中能见出他的趣尚，其对荀学的依违态度正是由此透露出的。

以上介绍了《韩诗外传》一书的体例、与《韩诗》经说的关系、与其他文献的互见、叙事论理的内容与趣向等问题，让我们对《韩诗外传》在保存《韩诗》家说、反映早期文本的纂辑与流传、校勘古书、考辨古史等方面的文献价值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韩诗外传》的流传与历代注说情况。

据《汉书·艺文志》载录，《韩诗外传》原为六卷，而《隋书·经籍志》及唐宋以下诸史志及诸家书目著录，均为十卷。可知，当时的《外传》已不是汉代时的原貌了。或以为并《韩诗内传》四卷为一书（沈家本《〈世说新语〉注所引书目》、杨树达《韩诗内传未亡说》），但从《群书治要》等类书引述来看，《内传》《外传》固各自为书，并未混一。今所知《外传》最早的版刻，为北宋庆历中李用章刻本，其末题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见洪迈《容斋续笔·韩婴诗》）文相公即文彦博，其所校订，不可谓少，但宋本今已亡佚，无缘得知其详。今存最早的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海岱刘贞刻于嘉兴路儒学，此本明代以后递有修补。明代时另有多种《外传》版本，据屈守元先生《韩诗外传笺疏·凡例》，明本大致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沈辨之野竹斋本，一是薛来芙蓉泉书屋本，诸本互有异同，舛误之处不在少数。故至清代以下，学者对《外传》做了深入校订，其较著者，有赵怀玉《韩诗外传校正》、周廷寀《韩诗外传校注》，二书先后一年间刊布，互不相谋，周氏多据《荀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书，校其异同，间用己意疏释，而赵氏则并据《文选》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所引《外传》参校，补阙正讹，二书后由吴棠于光绪乙亥合刊通行。又有陈士珂《韩诗外传疏证》，备录三十余种互见之书于《外传》各章之下，读者两相参读，异同晓然，文义自见。又有许瀚《韩诗外传校议》、俞樾《曲园杂纂·读韩诗外传》、孙诒让《札迻》各有札记十数条，对《外传》故训及文本脱讹、窜乱等多有发明。而陈乔枞《韩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以《诗经》为纲，条析《外传》引《诗》诸文于相关篇章之下，以考论《韩诗》遗说及与鲁、齐、毛诗之异同。民国以来，又有赵善诒《韩诗外传补正》、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综合前人诸说，旁参博引，校释《外传》，渐臻完善。至于译注本，则有赖炎元《韩诗外传今注今译》、魏达纯《韩诗外传译注》及数种选译本，各书互有优劣，不一一备举。

综上，本书在注释时，综合参考前人对《外传》校订和研究成果，在参比诸书异文、阐说《韩诗》文义方面尤加注意，务以《韩诗》说解《外传》，或者也可以说，是据《外传》以考知《韩诗》说。以此为原则，本书并有如下几条凡例：

一、本书正文以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为本，其书间有排印错误，或校改未当者，则据他本改订。

二、《外传》与他书多有互文，他书之异文有助于校释《外传》，或了解文本流衍者，则于注释中交代异文，以做参照。他书之古注，如《吕氏春秋》《淮南子》高诱注、《荀子》杨倞注等，有助于《外传》文义理解者，亦常以引用。

三、本书于各章引《诗》，注释及译文谨遵《韩诗》家说及各章上下文义，尤其是尽可能引用陆德明《经典释文》《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等文献所保存的薛君《韩诗章句》等《韩诗》故训，毛传、郑笺、孔疏等《毛诗》家说及宋以下诸家解说，与《韩诗》说相合者，间亦采以为说。

四、《外传》各章引《诗》与《毛诗》多有异文，旧刻本多改从《毛诗》，今悉遵《韩诗》之旧，于注释中一一标明与《毛诗》异文，以见《韩诗》经文的面貌。

五、《外传》与其前或其后诸书多有互文，但因文本源流复杂，本书为免考证烦琐，谨慎起见，注释中只注“并见于”，而不言“本于”，读者和研究者可循此自加详察。

六、据唐宋古书古注所引，今本《外传》十卷之外尚有佚文，赵怀玉、周廷寀、陈士珂、陈乔枞、赵善诒、屈守元等均有辑佚，尤以屈守元《笺疏》考辨翔实。今参考诸家所辑，去其误收，并录存疑者，附于书后，供读者参考。

七、书后又附有“《韩诗外传》引《诗》索引”，以《外传》所引《诗》之诗题为纲，后标明其在《外传》中的卷数及章数，以俾读者方便查阅与考索《韩诗》遗说。

以上对《韩诗外传》的简要介绍，不免疏略固陋，又书中注释、译文的错误亦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方家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多赖中华书局熊瑞敏编辑的促成，相与讨论，匡我良多，在此谨致谢忱！

李辉
2020年孟秋于北京七贤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