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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夏鼐担任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4月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会这个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酝酿于1959年初，直到二十年后整个国家实现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伟大转折的时刻，才终于成为现实。与会考古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回顾，肯定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同时又着重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横加批判，使考古研究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
1980年代初期，在夏鼐的主持下集体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1984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1986年 出版） 二书，以断代和专题为纲，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最近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这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建立学科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前书由考古研究所的二十多位中年学者执笔。后书由考古研究所和其他考古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执笔。夏鼐为前书所写前言强调：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还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渗透，并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同时又讲到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夏鼐在王仲殊的协助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撰写的概观性特长条，对考古学的定义和最终目标、考古学的简史，以及考古学的方法论、考古学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了经典性的全面阐述，对于进一步明确考古研究的方向和当前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这个时候，苏秉琦将其运用类型学方法坚持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心得，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几次讲演的基础上，由殷玮璋协助整理成文，以《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为题联名发表
。众所周知，弄清楚某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即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原属考古研究的基本课题，前述夏鼐1959年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尹达1963年对新石器研究回顾与展望的文章，都曾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学术任务。那时以来，已有若干中青年学者撰文探讨史前文化的类型和谱系问题
。但是，这种谱系研究，只有系统的科学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行动。苏秉琦在研究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将其向前推进，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后来产生较大影响。他所谓的“区”“系”“类型”，是指较大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文化的发展系列，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简而言之，“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该文提出：“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资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苏秉琦划分的区域有六：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则划分为黄河流域
（包括中游、下游与上游）
、长江流域
（包括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鄱阳湖和赣江流域、南京及其相邻地区、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
、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北方地区。两种划分，大同小异。后来，苏秉琦又将区系类型学说发展为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研究
。实践证明，区分文化类型而进行文化谱系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史前文化基础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苏秉琦还发表《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文章
，又通过在考古学年会和若干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大家注重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讲到，地层学上文化层的叠压，虽然提供了判断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依据，但在考察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则主要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从文化内涵方面去分析。又讲到，运用器物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打破关系为依据，从那些数量众多、经常出现的代表性器物中寻求变化规律；至于区分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其间的关系，则既要着眼于常见器物群的特征，又要注意虽不常见却别具特色的器物。他还强调：“不应停留在找出典型器物的局部发展序列，而应该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全部发生发展的过程
（源和流）
；不应停留在对个别遗址多种典型器物组合关系的分析，而应该进一步对多处同类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关系做出综合比较分析。”那段时间及以后，就考古地层学或考古类型学问题进行论述的，还有石兴邦、俞伟超、严文明、张忠培等
。苏秉琦和其他几位考古学者的论述，来源于考古工作的丰富实践。考古学方法论问题受到较多考古学家的关注，是中国考古工作水平提高的表现，又促进考古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1970年代以后考古研究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原因是，各地考古队伍的业务素质有了较大改善。1966年以前，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力是1952—1955年经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的300多位文物干部。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截至1965年毕业的200余名本科生中，当时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还不到一半。21世纪初全国所有考古工作人员中，经高等院校正规培养的拥有中级以上业务职称的人员，总计大约1500人以上。截至1970年代末，除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外，又有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建立考古专业，后来大多独立为考古学系 （2000年以后设立考古专业的又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校） 。据不完全统计，各校考古专业仅2001—2018年毕业的本科生总数即达3000人以上，硕士生上千人，博士生相当人数。新培养的青年考古人员，大都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和外语方面受过较好的训练，特别是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和撰写学位论文，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都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考古工作第一线的业务骨干，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
随着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善，各地纷纷在原有文博单位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主持业务人员的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明确本地区考古工作的学术目的性，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发掘，因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
过去许多地区考古工作几乎限于清理历史时期的墓葬、对史前时期文化遗存所知甚少的状况，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从19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三十多年，重要时期重要考古发现迭出，学术质量远远超过以前的三十多年。由于各地普遍加强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搞清楚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序列，极大地消除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先后大面积揭露临潼姜寨、郑州大河村、秦安大地湾、乐都柳湾、余姚河姆渡等保存较完整的聚落遗址或重要墓地，从宏观上获得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更发现年代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裴李岗遗址，乃至若干与农业起源有关的早期遗址，如仙人洞与吊桶环等。为探索夏文化，发掘了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等遗址。商周时期最具突破性的发现有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安阳洹北商城、敖汉大甸子、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震撼的发现还有殷墟妇好墓，周原庄白村、董家村等西周铜器窖藏，曲沃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平山中山王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凤翔秦公大墓等。历史时期考古方面，秦代咸阳宫、汉唐两京等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更加深入，又开展曹魏—北齐邺城、隋唐扬州和南宋临安等城址的发掘。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掘与陵园布局的勘察，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西汉南越王墓和其他诸侯王陵墓的发掘，以及汉代以后诸多大墓的发掘，取得的多方面收获更是光彩夺目。历代手工业方面，不仅发现与发掘矿冶、铸造、瓷窑遗址，而且及于煮盐、酿酒和造纸遗址等。面临与日俱增的考古发掘，《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种杂志外，新增许多考古文物期刊，主要有：《考古与文物》 （1980年） 、《江汉考古》 （1980年） 、《北方文物》 （1981年） 、《中原文物》 （1981年） 、《东南文化》 （1985年） 、《华夏考古》 （1987年） 、（山西）《文物季刊》 （1989年） 、（河北）《文物春秋》 （1989年） 、《南方文物》 （1992年改名） ，还有不定期出版的《考古学集刊》、（安徽）《文物研究》、《海岱考古》、《湖南考古辑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等等。田野考古专刊也极大地超过以往。考古学文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经济日益发展，各项考古工作经费充足，设备渐趋改善，现代化技术含量增多。这些条件是五六十年代无法想象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应用遥感勘测、无人机摄影、计算机处理等技术相当普遍。从复杂细致的现场清理，改变为整体搬迁室内的实验室考古，成为重点发掘中的常态。而现代科技方法的进一步应用，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早在五十年代半坡遗址发掘即已着手的生态环境考察，受到有关专家更多的关注，关中、华北、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环境考古都已取得一定的成绩，灰像法、水选法的试用，为获取农业考古资料开辟新的可靠途径。断代技术方面，除社科院考古所外，又有北京大学考古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所、南京博物院，以及科学院贵州地球化学所、国家地质局地质所等许多单位，陆续建立 14 C实验室，其中北京大学还建立了更先进的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 14 C测年数据的积累日益增多，仅《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 （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一书收录的即达2100多个，并且依据1988年国际 14 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逐一进行了校正。此后二十多年 14 C数据又有很大的增加，为中国史前和夏商周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热释光和其他测定方法也有相当的成绩。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分析，尤其是青铜器所含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瓷器所含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穆斯堡尔谱分析等项的初见成效，为考古研究提供诸多新的信息。再如，水下考古、碳十三食谱测定等项工作，也都先后起步，不断取得显著的成果 [1] 。
随着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水平普遍提高，在持续开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探讨的情况下，苏秉琦又重新强调从李济到夏鼐早就一贯主张的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考古研究任务。这表明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正在成为广大考古学者的实际行动。大家要求在逐步建立和充实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国外同行一切有益的东西，不仅引进新的技术，而且引进新的方法。
最近二十多年来，众多考古学者先后参与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积极作出自己的贡献。前者是“九五”期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进行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涉及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殷墟、洹北商城、周原、丰镐、北京琉璃河、天马—曲村，以及商州东龙山、新密新砦、邢台东先贤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
。后者是“十五”期间科技攻关项目，系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所做田野考古工作，涉及地域从中原地区延伸到整个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涉及的典型遗址除前已持续发掘的凌源牛河梁、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等遗址外，还有新近发掘的灵宝西坡、新密新砦、巩义双槐树、张家港东山村、含山凌家滩，以及余杭良渚古城、天门石家河古城、神木石峁古城等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过程，对于认识祖国悠久的文明历史有深远的意义
。而历史时期考古，除早就关注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城遗址外，近年对过去未能顾及的辽上京、元上都等都城遗址，汉唐陵墓的陵园布局，也都开展了全面勘察。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和墓地，在考古发掘以后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既妥善地保护了古代遗存，又为公众提供了爱国主义和历史文化教育的基地。
改革开放形势下与日俱增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使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基本封闭的状态得到改变。某些年青的考古学者，热情介绍西方国家的当代考古学流派 （其中包括美国的“新考古学派”） ，选译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论著，从而引起大家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学者在认识上存在着分歧，但讨论有利于开阔思路，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特别是1991年国家文物局下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以后，我国考古学界的国际合作因为有了明确的方针而逐步开展起来。
首开其端的是社科院考古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酝酿已久的合作项目——“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该项目于1993年开始实施，坚持数年取得了重要收获
。随后，社科院考古所、若干省级考古单位及高等学校，分别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考古机构合作，进行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的研究项目，涉及的地区、时代和内容都很广泛，从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分布的调查，到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源的探索，以至汉唐都城宫殿、园苑和手工业遗址的发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2000年以后更发展到中国派遣考古队出国进行合作发掘，曾先后派人或派队前往德国、俄罗斯、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洪都拉斯、蒙古、越南、老挝、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伊朗、肯尼亚、埃及等国开展工作。特别是2013、2015等年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曾在上海联合主办“世界考古论坛”，数十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最能体现中国考古学国际地位的提高
。
总结以上概述获知，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很早就有学者珍视和研究古代遗迹和遗物，北宋时代形成专门的学问——金石学。现代化的考古学的出现，虽然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距今也有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中国考古学正在历经黄金时代，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学科体系，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不断取得闪耀的成就。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使广大考古工作者深受鼓舞，更加明确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必将更好地向前发展。
[1] 仇士华、蔡莲珍：《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见《 14 C测年及科技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