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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颁布保护管理文物的法令，在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局，在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但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因“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考古研究方向的认识曾存在偏颇，考古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受到过一些干扰。1966年以后，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更被迫中断。
中国掌握田野考古方法的专门人才原本很少，其中部分人员又在1949年初随国民党政府官方研究机构 （中研院史语所） 迁往台湾，留在大陆的考古学家屈指可数。梁思永和夏鼐，是当时中国大陆仅有的两位既在国外经受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各研究所时，周恩来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梁思永和夏鼐为考古所副所长，可谓众望所归；所长则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郑振铎主要忙于文物工作，而梁思永卧病已久，只能在病榻上运筹帷幄，唯有夏鼐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第一线，主持考古所的各项业务工作，培养承先启后的第一批业务骨干，从而被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奠基人。
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家建设高潮，急需培养田野考古人员，以期有重点地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合乎科学要求的清理发掘。为此，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作，一面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担任班主任，对各地文物单位的在职人员进行考古知识和田野技能的短期培训，以适应配合基建工程的急需；一面共同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高等学校第一个考古学专业，由考古所派遣苏秉琦副研究员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更有系统地培养考古研究专门人才。当时，裴文中、贾兰坡、郭宝钧、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训练班讲授基础课程。尤其是夏鼐，连年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田野考古方法的内容包括：考古调查，遗址和墓葬发掘中对各种遗存的详细观察、认真处理与忠实记录，以及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的具体要求。其中，夏鼐特别强调考古发掘和整理材料中的地层学研究，指出只有正确地观察地层、记录地层和解释地层，弄清楚遗存的自身情况及其在地层中的关系，才能确定遗存的性质和年代。他在当时和日后反复指出：“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准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
这些看法，在全国考古工作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田野考古成为考古工作的主流，坚持发掘质量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工作量较大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往往由文物局调集人员协力工作，例如河南白沙水库区、黄河三门峡和刘家峡水库区，湖北丹江口水库区。而西安、洛阳、郑州、长沙、广州、鞍山等大城市周围，成为有数的考古发掘基地。重点遗址的发掘，基本上都由科学院考古所为主负责进行。一般地方单位所作发掘，多为配合基建清理历代墓葬，少有史前时期的遗址和历代都城遗址。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培养了一批田野考古技术较强的业务骨干，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资料，初步建立了若干重点地区考古标本的断代标尺，也积累了一整套在中国地理条件下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经验。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提供了原始聚落遗址的发掘经验：正确区分文化层，弄清楚居住建筑、防卫壕沟、烧陶窑址和公共墓地的横向关系 （这比弄清楚纵向关系更为困难，也更重要） ，齐全地采集各类出土遗物，注意收集反映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动植物标本，及土壤、孢粉等资料，以期更好地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关于历代都城遗址，持续进行了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为探寻西周丰镐和东周王城的发掘；对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的勘察，着眼于它们的整体规划，先判明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宫殿、衙署等重要建筑遗址；对隋唐两京及元大都等古今重合的城址，则利用文献资料、航测照片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个别古代遗迹和可以判定的旧街道，结合以重点钻探和发掘，进行古城布局情况的复原。至于中国考古学家对具体遗迹的细致清理，在国际上早有肯定性评价。1951年夏鼐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完整的古代木质马车，曾被西方著名考古学家誉为战后考古发掘方法新进步的一项范例。1958年北京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又提供清理大型陵墓墓室，尤其是妥善处理丝织冠冕、珠玉佩饰等易损文物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举国上下都在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考古学界同样如此。1950年春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 （Kиceлёв, C. B.） 来中国讲学，《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条被译成中文发表，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学者关于考古学定义等问题的表述，被部分青年考古学者奉若经典，作为考虑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例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恢复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为历史科学服务；而资产阶级考古学却人为地与历史分离，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要使中国考古学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就要从“为考古而考古”转变到“为历史而考古”，妥善解决考古与历史挂钩问题。苏联考古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曾颇为严重，片面强调通过实物史料论证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忽视考古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对类型学研究方法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在国内原本存在“左”倾思潮影响的情况下，对苏联考古学的了解又是如此有限，必然会反映到实际工作中来，特别是尚未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在校学生，很容易简单化地从社会发展史角度要求一般考古研究。
1958年春季，尹达作为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两次报告会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怎样落实到具体工作尚待认真讨论，社会上掀起“跃进”和“批判”的浪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一面集体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一面批判“资产阶段学术思想”。关于编写教材，前此为适应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老一辈考古学家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系统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又有邹衡、俞伟超、严文明等青年教师集思广益，重新编写，当然会有新的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有计划发掘的典型遗址尚少，包括半坡、庙底沟在内的有数几项重要发掘刚着手整理资料，尚未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更没有展开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教材中必然会存在着“标签加例证”的偏向。至于所谓批判，首当其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夏鼐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
（1956年）
，再是苏秉琦的旧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1948年）
。还批判李济的“反动思想”，实际涉及田野考古中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的全部工作，器物形制排比等基础性研究被一股脑斥为“形式主义、繁琐主义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是所谓“庸俗的文化进化史观”
。此外，某负责人士赞许个别单位发掘中的“挑灯夜战”和“流水作业”做法，斥责考古标本线图是“令人生厌的阴阳脸”。这便搞得大家思想混乱、困惑不安，不知道考古研究的出路何在。
1959年初，尹达在为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考古收获而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大破大立”批判运动中出现的偏向，提出反潮流的“立中有破，边立边破”方针，重申“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口号。号召：“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力合作，在三五年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他又表明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陶器是数量最大、变化较多的文化遗存。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经过对它们的认真研究，就可以找到各种文化遗存的时间序列和地区的分布。只此一点，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
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应与会人员的要求，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
，对这一考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及时作出科学的明确回答。当时，由于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其间又有学者将历史上的族名直接与考古遗存挂钩，更有个别人主张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考古学文化概念，因而能否正确对待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主张，在以第一次发现典型考古遗迹的小地名命名的前提下，采取从实际出发、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既不要条件具备时迟疑不决，使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期混淆，从而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也不要看到片面的个别现象就给它新的名称，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纠纷。至于历史上的族名，他认为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尹达和夏鼐的这些意见，对于克服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六十年代初期整个学术界呈现活跃气氛的时候，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曾出现转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经过较大程度的修改和重写，于1960年7月铅印成册，在全国考古单位中广泛征求意见。考古研究所多人执笔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则于1961年底公开出版 （后书的部分章节，对前书有所参考） 。两书对于截至五十年代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初步的综合和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虽然存在不足之处，对考古研究的转变仍有积极意义。
随后，夏鼐于1962年7月在《红旗》杂志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
，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考古学研究归纳为六个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
（艺术、宗教、文字等）
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他还提到，要不断改进考古研究方法，“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
（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
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期取得更重要的新成果。这对于推进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尹达根据他本人为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而亲自研讨考古新资料的深切感受，从理论上对考古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于1963年8月写成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该文讲到，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强调：“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尹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还再次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这段时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局部地区，已经积累相当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历经几年整理出版的十多种考古报告中，既有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京山屈家岭、长安客省庄、郑州二里冈、长安张家坡等典型遗址的资料，又有经类型学分析排比成年代序列的洛阳东周墓和汉墓、长安西周墓和隋唐墓等资料。其他正在整理的若干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有的根据器物排队进行分期和有关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这些资料显示的文化面貌复杂情况，考古刊物开展热烈的学术讨论，研讨一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和分期，埋葬制度反映的社会性质，尤其是仰韶文化有关问题。
这些情况说明，通过1958年到六十年代初的实践，从领导到群众对考古研究的方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在为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加强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而积极努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秉琦于1965年夏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该文根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几次实习发掘的收获，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仰韶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指出在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即时间和空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应将文化类型和年代分期的研究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先划分仰韶文化的外围范围和中心范围，以及中心范围的文化类型，再按类型分析发展序列，追寻来龙去脉，进而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些，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错误的批判开始由文艺界扩大到学术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去农村参加“四清”，考古研究中出现的新苗头未能进一步生长。随后，正常的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不少考古学者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非常难得的是1960年代后期，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得以在“武斗”频仍的地区，发掘了规模宏大的满城汉墓，第一次成功地启取和复原“金缕玉衣”；紧张的北京地铁工程中，对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进行了抢救性清理。1972年起，又在全国范围逐步恢复田野考古工作，《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杂志获准复刊。考古工作者热情投入新的发掘，被迫停顿数年的考古工作迅速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轰动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突出地表现我国田野考古微观方面的技术进步情况。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揭取丝织衣物、帛画、帛书等糟朽文物；又与多种学科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测试手段，进行出土女尸、纺织品和动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田野考古的宏观方面，史前时期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不仅有计划的重点发掘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数省份，并且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先后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965年建成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工作，开始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周汉唐等时期都城遗址的勘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错误的批判仍波及考古学领域，干扰正常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新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发表，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难以广泛展开，种种情况有待于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