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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晚，它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一样，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起来，完全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前后不过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大体说来：世纪之初，现代考古学思潮开始传入中国；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宣告诞生；后经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步发展，五十年代以来的全面发展和继续发展，形成日益壮大的规模。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从开始形成，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兴盛和成熟起来。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业绩十分注意，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之比附
。正是这个时候，1899年安阳小屯村发现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此外，新疆若干遗址出土汉晋简牍，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三项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行将崩溃的晚清政府统治之下，古代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虽有学者初步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以致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暂时仍未兴起。
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步深入，各国列强在强占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觊觎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区活动。他们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而其所作调查发掘，又往往采取并非科学的方法，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克里门兹
（D. Klementz）
，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1900年以后，一些外国考察队更加频繁地在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活动，珍贵文物被劫往海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后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
（Stein, Aurel）
，瑞典的斯文·赫定
（Sven Hedin）
，德国的格伦威德尔
（Grünwedel, A.）
、勒柯克
（Le Coq, A.Von）
，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
（Pelliot, Paul）
，俄国的科兹洛夫
（Kozlov, P. K.）
、奥登堡
（Oldenburg, S. F.）
，等等。先后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而且劫运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拉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购学术价值很高的大量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作也曾在这个时候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墓。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法国的沙畹
（Chavannes, E.）
、色伽蓝
（Segalen, V.,或译“谢阁兰”）
等人，又在我国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建筑、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神父桑志华
（Licent, P. E.）
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遗址和水洞沟遗址。又有安竹思
（Andrews, R. C.）
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队队员纳尔逊
（Nelson, N. C.）
去内蒙古及三峡地区，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
。
与此同时，由于几条穿越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在二十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一方面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大量出土，另一方面交通便利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转移，导致古董市场空前兴旺，许多文物精品随即流失海外。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广泛收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新近出土文物，以及已被外国考察家劫取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汇编成书，采用当时最优良的珂罗版工艺印刷出版，为保存和传播珍贵的学术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类器物，并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罗振玉堪称近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
。这一阶段所作研究与清代的金石学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尚有明显的距离。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科学在我国蓬勃兴起，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正是由地质学家首开其端。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年代。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勘查铁矿和煤矿，聘请国际闻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 （Andersson, J. G.） 来我国，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身份协助工作。这便与某些外国考察家潜入我国边境地区的盗掘性活动性质不同。后来在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的地质学家一道，进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工作。其间，曾在华北的一些省份采集较多的古代石器；进而于1921年发现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并随即进行首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首要标志。周口店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产地，因其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处史前遗址，由此确认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它们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安特生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以及随后去甘青地区调查半山、马厂、齐家等史前遗址，都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和助手白万玉等参与。安特生著有《中华远古之文化》 （1923年） 、《甘肃考古记》 （1925年） 等。
中国第一位从事田野发掘的考古学者是李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虽然并非攻读考古学专业，但在学习人类学专业期间接触过考古发掘。1923年返国后，先任南开大学教授，再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所以，当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由美方提供活动经费，进行山西汾河流域调查和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时，便确定由李济主持工作，袁复礼参与其事。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二个标志。
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心机构——中央研究院。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下简称“史语所”） ，于同年10月派遣董作宾会同河南省政府人员郭宝钧等，对连年出土有字甲骨的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地开展工作进行准备。当时选定殷墟发掘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已经将传统的古史体系摧毁，学者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研究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1929年，史语所设立考古组，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粗具现代考古学知识的学者，被聘任为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 （1936年始成立史学研究所） 。中国从此有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三个标志。
史语所成立以前，北京大学于1922年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由于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并不熟悉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仅于1923年前往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故城太学遗址进行察看，未曾从事考古发掘，因此，虽然命名为“考古学研究室”，它并不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个标志。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意欲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大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同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 （今大连市普兰店皮口镇） 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