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种学问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
（其书不传）
最早将“金石”一词用作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早在宋代以前很久，已有不少学者搜集、考订古代文物，访查古代遗迹。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便有若干擅长辨识“古文”的学者，从事这种古文经书的专门研究。西汉宣帝时期，“好古文字”的张敞，考释过美阳 （今陕西武功） 出土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晋太康二年
（281年）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
。荀勖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述及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的具体情况
，至今仍对考古调查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初期，著名的“石鼓”在陕西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
。
但是，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唐末和五代的割据之后，宋朝统治者鉴于君臣之纲被破坏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关系，极端奖励经学，立意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精心地整理研究，企图“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吕大临语） ，更好地制礼作乐。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拓墨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促进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使得金石学相当兴盛，取得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据记载，宋代金石学家中年代最早、有开创之功的，应推宋仁宗时的刘敞。他率先编撰古器物图录，将家藏十一件铜器，使工模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 （已 佚） ；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一套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 （1092年） 的吕大临撰《考古图》 （十卷） 。该书及其后二十余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 （三十卷） ，充分反映宋代古器物研究达到的水平。两书分别著录古代铜器二百余件和八百余件，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和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二十卷） 、王厚之《钟鼎款识》 （一卷） 、王俅《啸堂集古录》 （二卷） 等书，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则属铭刻集录性质。
至于石刻方面的著作，欧阳修《集古录》 （十卷） 、赵明诚《金石录》 （三十卷） 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目》 （四卷） 、陈思《宝刻丛编》 （二十卷） 二书系地，《宝刻类编》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隶释》 （二十七卷） 、《隶续》 （二十一卷） 二书，则俱录石刻全文。
其他除钱币尚有洪遵《泉志》 （十五卷） 等书传世，玺印也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仅个别著录，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元明两代，整个学术研究呈现衰落局面，金石学方面少有突出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入仕中原王朝的色目人葛逻禄迺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访古，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后根据自己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撰写《河朔访古记》 （十六卷） 。虽然该书未能完整流传下来，仅见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百三十多条，但它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接近于现代的文物调查工作。
元朱德润《古玉图》 （二卷） ，是现存年代最早著录玉器的一部专书。明曹昭《格古要论》 （三卷） ，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金文方面没有什么新的专著。但在版刻技艺发达的情况下，曾将《考古图》《博古图录》和《古玉图》合刻为“三古图”，是现存刊刻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昂霄《金石例》 （十卷） ，开碑志义例研究的先河；明代有陶宗仪《古刻丛钞》 （一卷） 、都穆《金薤琳琅》 （二十卷） 等俱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 （八卷） 存目并附跋尾。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所作研究偏重于石刻，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 （六卷） 、《石经考》 （一卷） ，以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 （四十卷） 、《宁寿鉴古》 （十六卷） 、《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 （各二十卷） 四书，模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四千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由于乾嘉学派的进一步影响，同经史之学和小学都有密切关系的金石学大为发展。
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做过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他们收集了更加丰富的铜器铭文、碑刻，以及钱币、玺印等铭刻资料，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过去重视不够或置之不顾的玉器、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物，也有人编撰专书。清末民初，更有学者注意到甲骨、简牍和明器。仅据容媛编撰《金石书录目》 （商务印书馆，1936年） 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六十七种 （其中宋人著作二十二种） ，而乾隆以后二百年间却有九百零六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在关中为官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 （四卷） 。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等有关记载，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著成《考工创物小记》。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富，由朱为弼协助编撰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十卷） ，书中仅收录铜器铭文的摹本、释文及考证，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这方面著录之书即有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 （二卷） 、刘喜海《长安获古编》 （二卷） 、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 （十二卷）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 （二卷） 、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一卷） 、端方《陶斋吉金录》 （八卷） 及《续录》 （二卷） ；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一卷） 、吴荣光《筠清馆金文》 （五卷） 、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 （十六卷） ，而以吴式芬《攈古录金文》 （三卷九册） 、吴大澂《愙斋集古录》 （二十六册） 、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 （三十卷） 三书最为赅备，收器都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依据金文或兼及其他铭刻资料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十四卷） 和《字说》 （一卷） ，孙诒让《古籀拾遗》 （三卷） 、《古籀余论》 （三卷） 和《名原》 （二卷） 等书。
关于石刻的著作为数甚多。金石文字目录和跋尾之书，往往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金文，开始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八卷） 及《跋尾》 （六卷） 、武亿《授堂金石跋》 （二十四卷） 、严可均《铁桥金石跋》 （四卷） 等，考订均较精审；后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 （十二卷） ，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总计八千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攈古录》 （二十卷）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十八卷） 、端方《陶斋藏石记》 （四十四卷） ，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均多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 （一百六十卷） 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 （一百三十卷） ，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资料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他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著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 （二十二卷） 和《粤东金石略》 （十卷） ，毕沅《中州金石记》 （五卷） 和《关中金石记》 （八卷） ，阮元《两浙金石志》 （十八卷） ，以及毕、阮二人合撰《山左金石志》 （二十四卷） 等。至于专注于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石刻资料，例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 （八卷） 、傅云龙《日本金石志》 （五卷） 。另外，还有叶昌炽著《语石》 （十卷） 一书，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研究，是极为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撰《古泉汇》 （六十四卷） 和《续泉汇》，著录历代钱币六千枚；玺印有陈介祺撰《十钟山房印举》 （十二册） ，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撰《古玉图考》，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
综合性著作，属古器物图录的有冯云鹏、冯云鹓同辑《金石索》 （十二卷） ，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正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吴大澂撰《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计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编撰《殷墟书契》和《殷虚古器物图录》等多种甲骨文、青铜器著作，又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罗振玉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更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而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王国维在随后的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通过卜辞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可靠性。1925年讲演《古史新证》，提出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应与经史之学相表里的二重证据法。郭沫若称颂：“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许多学者对于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可贵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成为中国考古学分支的一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