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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根据采集员刘长山1920年末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附近收集的600余件石器，判断仰韶村一带应有面积较大的史前时期遗址，遂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调查，确认当地是一处埋藏丰富的史前遗址，有详细考察的必要。
6月 安特生及采集员白万玉等在奉天锦西县境 （现属辽宁） 进行煤田调查时，发现沙锅屯洞穴遗址。随即约请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教授步达生 （Black, D.） 共同发掘，7月中旬结束工作。该石灰岩洞穴，进深4.9—6米，宽2.2—2.5米。出土黑彩细泥红陶和篦纹夹砂褐陶的器物残片，以及石斧、石镞、石环和骨针、骨锥等。又发现分属42具不同年龄性别个体的残乱骨骸。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之后，曾将其归入仰韶文化范畴。实际包含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安特生著、袁复礼译：《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第1册，1923年）
7月 北平国立历史博物馆裘善元等前往河北巨鹿，调查发掘被大观二年 （1108） 洪水淹没的宋代故城。在两处保存较好的居址中，发现坍塌的砖瓦、倾倒的门窗，出土木质家具、陶瓷器皿，以及铁鼎、铜釜、算盘珠、围棋子、“崇宁重宝”铜钱等。所出瓷碗底部，多分别有墨书的“董”“王”二字，表明居址原系董、王二姓住宅。 （《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1年第1册，1926年）
夏季 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 （Zdansky, O.） 来到中国，根据安特生的安排去周口店鸡骨山发掘。当安特生偕同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兰阶 （Granger, W.） 于8月间前往鸡骨山视察时，从当地工人口中获悉，与此相距不远的龙骨山是一处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于是随即转往该地发掘，在一个洞穴的堆积中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最初编为第53号野外地点，1929年编为周口店第1地点，新中国成立后命名为“中国猿人遗址”，俗称“北京人之家”。师丹斯基曾在此发现一颗可疑的臼齿，当时误认为类人猿的。安特生在视察中注意到龙骨山堆积物中包含有白色的石英片，预言“这里有古人类，现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它”。 （贾 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第12、15、50页）
10月 27日，安特生报请中国政府批准，偕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及地质调查所人员，对仰韶村遗址和新发现的不召寨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参加工作的中国助手，又在渑池县境发现杨河村、西庄村二遗址，在河阴县境 （现属荥阳） 发现秦王寨、牛口峪、池沟寨遗址。12月初，安特生本人返回北平。他将这次调查发掘的收获，写成考古简报《中华远古之文化》在《地质汇报》第5号 （1923年） 发表。该文断定仰韶村等遗址的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稍晚，“实为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并且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第一个标志，证实中国远古时代有自己的史前文化。但因历史的局限，安特生所谓的“仰韶文化”包含龙山文化遗存。当时，他又曾将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与中亚的安诺、特里波列文化彩陶对比，提出彩陶由西而东的假说。
本年前后 成都西北郊白马寺附近，出土大批曾被金石学家误认属于夏代、具有明显特点的青铜兵器，总数近千件，随即流散海内外。后卫聚贤于1941年撰写《巴蜀文化》一文，介绍其收集的这类兵器。 （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