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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斯坦因到达罗布淖尔附近，在婼羌和米兰进行小规模发掘，又对楼兰城堡遗址和一处墓地进行发掘，获得汉代织锦和希腊风格地毯的残片，以及汉文、佉卢文和粟特文文书等。 （向 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90、103—115、243页）
2—4月 法国学者色伽兰 （Segalen, V.，或译“谢阁兰”） 、法占 （Gilbert de Voisins, A.） 、拉狄格 （Latirgue, J.） 一行三人，由北京出发，经西安，沿渭河西行，调查周、秦、汉、唐帝王陵墓；然后进入四川，调查嘉陵江流域和岷江流域的汉代崖墓、石阙、碑刻，以及广元皇泽寺、巴州千佛崖等佛教石刻。其中对崖墓考察尤详。后冯承钧于1930年据其初步报告译述为《中国西部考古记》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 。关于四川的汉代崖墓，色伽兰著有《汉代墓葬艺术》 （1935年） 。 （参看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139—140页）
3月 斯坦因第二次到达敦煌莫高窟，骗取王道士私自藏匿的一批经卷，计有5大箱600多卷。随后，他考察了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遗址，获得汉文木简和其他文物；又考察了西夏和元代的黑城遗址，获得一批文书资料，以及塑像、壁画等。 （向达 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4—177、245、254—275页）
5月 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来敦煌活动。先后对443座石窟进行测绘，拍摄照片2000多张，窃取了大批绘画、雕刻和文书资料。1915年初回国。 （参看梅邨：《奥登堡 —— 俄国中亚科学考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文物天地》1987年第6期）
5月 16日，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 （Andersson, J. G.） ，来北平中国农商部 （后改称农矿部、实业部、经济部） 就任。他在进行煤田和其他矿产调查的同时，十分注意各地发现的化石产地线索，曾派遣技工前往山西、河南、甘肃等地采集动物化石，并将所获化石标本运往瑞典乌普萨拉 （Upsala） ，交给维曼 （Wiman, C.） 领导的古生物研究室进行研究。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第8页）
10月 斯坦因由甘肃西北部的毛目出发，来到新疆的巴里坤和奇台，再到吉木萨尔，对其附近的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进行考察和测量。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7—180页）
11—12月 斯坦因到达吐鲁番盆地，对哈拉和卓的高昌故城进行考察。他选择俄、日、德考察队未曾发掘的若干地点进行发掘，其中有城内南部的寺院遗址、外城东北部的居住遗址和寺院遗址，发现许多佛教、摩尼教、景教遗物，包括壁画、画幅、塑像、经典等。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割取壁画多达100多箱。 （向达译：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81—187页；参看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年末 罗振玉以四旬之功著成《殷虚书契考释》6万余言，交王国维抄清影印。该书分为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8章，将零碎而杂乱的卜辞梳理成有条理的可用史料；并且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研究方法，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词句的通读和分类，对甲骨学研究有重要的推进。 （参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6—58页；又王世民：《〈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见所著《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第99—1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