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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朝廷设立四夷馆，各馆编纂《译语》，录写汉语与周边地区民族语言的词汇，便于学习与交流。这种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词汇对照手册，是明代官方编纂的双语词典，也是研究汉语音韵学的资料。
据日本学者竹越孝、远藤光晓《元明汉语文献目录》（2016）统计，明代韵书大约有31种，韵图大约有11种，音韵著作约有7种。明代还出现了《葡汉辞典》（1585）、《西字奇迹》（1605）、《西儒耳目资》（1626）等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记录汉语官话音的工具书。这些语音材料所反映的明代语音特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些情况反映出明代官话语音的复杂性。
永乐本《回回馆杂字》波汉对音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部波汉双语词典有明确的成书时代和成书背景。我们依据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刊行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回回馆杂字》，在刘迎胜（2008）校释与转写的基础上，研究了明代初年汉语语音的特点。
对音又叫“译音”，是用A种语言的文字记录B种语言语音的一种工作。对音的双方，被记录的语言是源语言，用来记录的语言是目的语（尉迟治平2002）。对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对音是指以汉语对译非汉语的语言，或以非汉语的语言对译汉语；狭义的对音是指用汉语对译非汉语的语言。我们的研究属于广义的对音研究，既研究用汉字音译波斯语的材料，又研究用波斯字母或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汉字音的材料。
音译之法的使用由来已久。东晋时鸠摩罗什主持的佛经翻译就大量使用了音译法。他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转写梵文词语，创立了汉译佛经专有名词的方法。唐代，玄奘针对梵文佛经名词的翻译，提出了“五不翻”原则
。汉译佛经里，梵文的很多名词和咒语往往采取音译之法。利用梵汉对音材料研究汉语古音，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刘广和、储泰松、张福平2017）。
自古以来，汉民族就和其他民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往，这些接触或交往常常会在各自的语言里留下痕迹，例如两种语言相互翻译时所形成的对音和相互借用而形成的借词。一般而言，用于译音的汉字不再分析其意义，只保留其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因此音译外来词的几个汉字只可连在一起表音，不可分析其意义。
汉字本身并不能直接表示从古至今语音的变化。但如果用汉字音译的源语言所使用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则可以利用这些拼音文字来推测和构拟汉字的古音。这种方法就是对音拟测法，简称“对音法”。对音法又叫做“译音对勘法、对音还原法”等。从有明确时代标记的对音材料出发，可以探求某个具体时期汉语语音的大致特征。当然，利用对音资料也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
。
运用对音法研究汉语音韵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运用对音法研究汉字古音肇始于19世纪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汉字研究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1876）。真正把对音法作为汉语音韵研究的一种方法提出来的是俄籍学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对音研究标志性文章有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 ，1923）、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首次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古音，除了各地方音，还可以利用“中国字在外国文里的译音与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材料研究汉语音韵的，首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对音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历史阶段的汉语研究当中，前人在开辟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构拟古音的方法。
从对音资料的性质看，对音资料有三种类型：一是汉语与非汉语的对音，二是域外译音，三是使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的资料。
从汉代开始，汉语与非汉语的对音资料有以下诸种：梵汉对音、藏汉对音、西夏汉对音、蒙汉对音、波汉对音、满汉对音、阿汉对音、于阗汉对音、吐火罗汉对音、回鹘汉对音、契丹汉对音、朝汉对音、日汉对音、琉球汉对音、比 （比利时） 汉对音、意汉对音、法汉对音、泰汉对音、缅汉对音等等。
域外译音指境外非汉语民族借用汉字及其读音所形成的一种读音系统，主要有三种，即：日本汉字音（Sino Japanese）、朝鲜汉字音（Sino Korean）、越南汉字音（Sino Vietnamese）。借助这些域外译音材料，可以考订该民族借入汉字的相应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从而整理出汉语语音发展的大致脉络。1443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创制。训民正音是拼音文字，朝鲜人用这种文字翻译、注解了大量中国典籍。这些材料都是汉语拼音材料，特定时代的汉语拼音能够显示特定时代的汉语语音面貌。
使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是指特定历史时期曾经出现的用拼音文字记录汉语的辅助性书写工作。这些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文献资料因其出现的时代明确、资料明晰，从而可以用来考证其时代汉语语音情况。明末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学习汉语，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由此发展出了一整套汉字注音方案。最早进行这种注音工作的是罗坚明（Michel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二人早在来华之前就已经编写了《葡汉辞典》（1585），该书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特点与南京话相一致（杨福绵1995）。利玛窦1605年写成《西字奇迹》，他用罗马字母有系统地给汉语注音。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指出，《西字奇迹》使用了26个字父（声母）、44个字母（韵母）、5个声调符号来拼写汉字音（罗常培1930/2004：254～257）。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出版了最早的有完备注音字母的汉语字典《西儒耳目资》（1626），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标出字父20个、字母50个、声调符号5个（罗常培1930/2004：260～263）。1867年，英国使馆秘书威妥玛（1818～1895）出版了北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其中的“威妥玛式”拼音逐渐成为《汉语拼音方案》之前西方人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的通用符号。
自唐代以来，中国与中西亚地区文化交流逐渐加深，开始出现了以波斯字母、阿拉伯字母拼写汉字音的材料。在域外文献典籍中，用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词汇尤其是专有名词的材料频频出现。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汉语拼音材料（也有一些汉语借词，如“茶、罗 ～衣 ”等）。借助特定时代的汉语拼音能够考订特定时代的汉语语音面貌。
沈钟伟在龙果夫（Alexandr Dragunov，1900～1955）《古官话的波斯译音》（ A Persian Tran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1931/2014：276～292）中译本“译者前言”中指出：“波斯译音材料的性质与同时代的《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相当不同。”又：“与韵书字音不同，波斯译音则不受汉语传统音韵学影响，而是根据当时个人语言译音，这样的材料是对当时活语言的真实描写，直接体现当时的口语实际。这样的音韵材料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认识元代的语音，因此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元代波汉对音材料的性质不同于传统韵书或韵图，其所反映的是当时活语言的口语音。而明初四夷馆《回回馆杂字》基于实际的交际需要而编写，对音汉字所反映的语音也是当时的实际语音。
波斯译音材料的性质与《中原音韵》《蒙古字韵》相当不同。《中原音韵》根据当时北方语音编制，大体反映时音；汉字只能记录音类，无法直接描写音值。《蒙古字韵》采用表音性质的八思巴文字，不但有音类记录，也有音值描写。八思巴字必须按照口语做出音值描写，但是受到汉语传统韵书、韵图按照音类排列的影响，八思巴字拼写所体现出的汉字的音值就显得过于系统化。波斯译音则不受汉语传统音韵学影响，它是根据当时人的语音来译音的。这样的材料是对活语言的真实描写，直接体现当时的实际口语音；这样的译音材料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认识元代汉语语音，因此其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波汉对音资料有三种：一是用汉字音译波斯词语的资料，二是用波斯字母拼写汉语专有词语的资料，三是用阿拉伯字母或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西北方言词语的资料。本研究所运用的材料有以下三类：
1.波斯词语的汉字译音
汉字音译波斯词语的材料，以明代四夷馆及会同馆所编的《回回馆译语》的杂字为典型代表。例如永乐本《回回馆杂字》“天文门”所收的波斯词语及其音译形式：
，天，阿思马恩；
，日，阿夫他卜；
，月，妈黑；
，星，洗他勒；
，云，阿卜儿。
又如：元代、明代汉语典籍中往往有纳速拉丁、撒马尔罕、布哈剌（不花剌）等用汉字音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胡振华、胡军整理编纂的明代会同馆《回回馆译语》（2005）中收录的26篇来文中，多有对译其他民族语言的汉字译音，兹举例如下：速坛阿黑麻[王]（sulṭān aḥmad）；撒马儿罕使臣阿力（samarqandı̄̄lc̆ı̄‘alı̄）；白勒黑地面速坛宰蛮王（diyār balχ sulṭān zamān vān）；敌米石地面火只罕东（diyār dimis̆q χwājah hamdūn）；阿鲁马骨（ar‘ūmāq）。
这类用汉字音译波斯词语的材料，集中而明确地反映了明代初年汉语的口语音的面貌。
2.波斯文记录的汉语专有词语
这方面的材料例如：（1）波斯伊利汗王朝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Ibn Abū al-Khayr Ibn‘Alī hamadānī，1247～1318）《史集》第二部分“世界史”中的“中国史”，用波斯拼音拼写了很多中国古代专有名词，包括帝王名、朝代名、诸侯国名、地名等等。（2）拉施特编纂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 Tanksūqnāma-i Īl-khān dar Funūn-i‘Ulūm-i khatāyī ）所包含的中医著作《脉诀》中用波斯拼音拼写了很多中医术语。（3）波斯史学家志费尼（‘Alā al-Dīn‘Atā Malik Jūvaynī，1226～1283）《世界征服者史》（ Tārīkh-I Jahān-gushā ）中的汉语地名、蒙古人名与地名，这些专名都可与《元史》中的专有名词相对应。
其他拼音材料如明代永乐五年《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中以波斯字母拼写的汉语词语有“大明、灵谷寺、永乐、孝陵”等，也有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佛教词语如“舍利、罗汉、如来”等。见于胡振华、胡军（2005）所收来文中有汉语词如“大明皇帝”（dāimīn χān）、“王”（vān）、“都督”（dūdū）、“佥事”（siyām s̆ı̄）、“肃州”（sūjīū）、“罗 （～缎） ”（lāy）、“茶叶”（c̆ā yah）等。
我们所做的对音研究是广义对音研究。从这个角度讲，这些以波斯字母拼音形式记录的汉字词也是波汉对音材料。中古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随着历史文献语言学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材料被发掘出来，这将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更有力的域外史料。
3.阿拉伯字母的汉语拼音
在我国境内，曾出现过以阿拉伯字母或波斯字母拼写汉字词的现象，例如民间曾经使用、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的小儿锦汉语拼音词典。刘迎胜根据这种民间汉语拼音字典汇编而成的《小儿锦研究》之第二册、第三册，对所收词语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词语释义、校勘等工作。学界通常把这种采用阿拉伯字母、波斯字母以及几个自造字母拼写汉字音的拼音文字称为“小儿锦”。小儿锦拼写的汉字音，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我国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语音面貌。
1.正确掌握汉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之间语音系统的差异
不同语言系统各有自己的一套音素，即使是相同音素在不同语言的语音系统中也会受不同组合规则支配而有不同的变异，因而在两种语言中很难找到绝对相同的音。以《中原音韵》为例，汉语的声母有21个（含零声母），韵部有19个，韵母46个（杨耐思1981：24/44），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中原音韵》有入声，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郑张尚芳等持此观点）。而波斯语辅音音素有22个（其中清辅音14个，浊辅音8个），元音音素有8个，没有声调，单词重音区别意义。从汉语声母和韵母分析出来的音素数量与波斯语的辅音和元音的音素数量是不一致的。用汉字音译波斯语音时，并不能保证汉字音与波斯语音能够完全对应得上。对音精确与否，要先考察两种语言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否相同、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是否对立、清音与浊音是否对立等情况；同时也要考察其元音系统的特点。汉语没有波斯语的小舌音、颤舌音，对音时就不得不采用近似的见母字、溪母字来对译小舌音[q]，不得不采用近似的来母字对译颤舌音[r]。汉语声母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辅音没有此项对立，用波斯字母、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时，常常[p/p‘]、[t/t‘]、[k/k‘]、[ts/ʦ‘]、[tʂ/tʂ‘]不分。近代汉语北方话没有全浊塞音、塞擦音，而波斯语有丰富的全浊辅音，撰作者往往用近似的全浊音字母对应汉语的清音声母。又，《中原音韵》的主要元音有[a i u o ə ï e ɛ] 8个，有46个韵母。而波斯语的主要元音只有3个，在添加发音符号的情况下，能够拼出的元音有[a i u ā i ū ow ey] 8个，能够拼出的鼻音有[an in un ān īn ūn] 6个。了解了波汉两种语言的语音特点，才能够厘清所谓“近似的音”的近似程度究竟如何。
2.注意分析两种语言语音对译的方法
明代火源洁、马沙亦黑《华夷译语》（1382）之《凡例》云：“用汉字译写胡语，其中间有有声无字者，今特借声音相近字样，立例于后。读者依例求之，则无不谐矣。”可见当时翻译人员就很清楚，用汉字音译非汉语的语音并不能完全确切对音，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借读音相近的汉字来记音。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由于两种语言辅音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不同，主要元音的发音部位不完全相同，元音数量不同，元音组合的数量不同，元音与辅音组合的数量不同，所以用汉字音对译波斯音以及用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这一过程中就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研究波汉对音时，一定要考察撰作人的对音方法。
（1）在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一致的情况下，波斯语有此音，汉语也有这个音，则对音准确而严格。（2）波斯语有此音，而汉语无此音，对音时则采取汉语中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相近的音来替代，并设法加上标识，以明确标示此音不能按汉语固有的音来发出。（3）由于两种语言语音系统有差异，在用波斯字母拼写汉字音时，不免会丢失一些语音信息，造成一些误差，如汉语的[-ŋ -m]韵尾就存在被省略或被替代的现象。（4）汉语的某些音（如中古的日母及其在近代、现代发生变化后的音）在有些民族语言里没有，他们也会采取相似、相近替代的办法。这种强人就我、音近替代的现象，给对音分析带来困难。永乐本《回回馆杂字》波汉对音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波斯语没有后鼻音韵母，而对音汉字却使用了[-ŋ]尾字；汉语的[-ŋ]尾字，在波斯语里或者用[n]拼写，或者同时用[n g]或[n k]两种音素拼写。小儿锦在拼写后鼻音的汉字时，或者用阿拉伯字母
[n]作韵尾，或者用
[gh]作韵尾。
3.注意对音资料的性质
拟测古音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例如：资料时代确切与否，底本来源问题，译音人对于两种语言语音的掌握程度如何，发音人的方音问题，有无新译与旧译的纠纷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特别关注，每一种对音资料都会针对这些问题作专门的说明与讨论。季羡林《浮屠与佛》《论梵文ṭ、ḍ的音译》（1948）指出：早期汉语的“佛”并不是译自梵文的buddha，而是译自吐火罗文的bud；汉译佛经的一批来母字也不是译自梵文的ṭ、ḍ，而是译自巴利文的ḷ，所以当前人们用梵文来研究汉唐之间的汉语音韵，实际上是错的。这个观点提醒我们在研究对音资料时要注意甄别原文本语言的性质。只有确定了源语言，才可以开展研究工作。同时，中国古代的方言相当复杂，对音资料所反映的时代、撰者成长或长期生活的地域及其所操方音，这些因素都是要加以考量的。
因此，在利用对音材料研究汉语音韵问题时，必须要注意到以下问题：第一，对音有时只取近似值；第二，必须确定源语言的性质、对译的年代；第三，明确知晓两种语言语音系统的不同之处；第四，译音人所处的时代、生长地域、方音背景及其教育背景；第五，对音材料标音的优劣。这些问题关系到古音研究的结论正确与否，所以必须要搞清楚。
对于如何判断对音材料标音的优劣，聂鸿音《番汉对音简论》（1992）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从对音材料的编纂目的来看，专供学习语言的材料优于一般性的音译。”“从对音方向上看，双向对音的材料优于单向对音。”“从原语和译语的声韵类数目来看，译语声韵类多的材料优于声韵类少的。”
专为语言学习而编纂的对音材料，如《番汉合时掌中珠》《蒙古字韵》以及各种《华夷译语》，其目的是让学习者能从字面上理解源语言的发音特征，因而在选择对音用的汉字时总要反复斟酌，以保证两种语言的音位能够准确对应；为此编纂者有时不得不使用冷僻字，或者创造性地在现有汉字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符号如“口、舌”等组成新的字，或者在现有汉字上边的位置加一个小一点的字，以此来标明源语言的特殊发音。明代火源洁、马沙亦黑《华夷译语》之《凡例》云：
用汉字译写胡语，其中间有有声无字者，今特借声音相近字样，立例于后。读者依例求之，则无不谐矣。
字傍小注“中”字者，乃喉内音也。如 中 合、 中 忽之类。
字傍小注“舌”字者，乃舌头音也，必弹舌读之。如 舌 兒、 舌 里、 舌 剌、 舌 鲁、 舌 侖之类。
字傍小注“丁”字者，顶舌音也，以舌尖顶上齶读之。如 丁 温、 丁 兀、 丁 豁、 丁 斡之类。
字下小注“勒”字者，亦与顶舌同。如“冰”呼“莫 勒 孙”之类。
字下小注“黑”字、“惕”字、“克”字者，皆急读带过音也，不用读出。
字下小注“卜”字、“必”字者，皆急读合口音也，亦不用读出。
甲种本《华夷译语》中这些标识蒙古语音的办法，在后来的对音工作中继续沿用。不同的是，《华夷译语》的字傍小注字变成了新造字的一个偏旁，例如清光绪年间成都刊行的《择要注解杂学》（1888）中，使用一些加“口”旁、加“舌”旁的自造汉字来对译阿语的音：用加“舌”字旁的“
、
、
、
”等字表示颤舌音，用加“口”旁的“𠺙、
、
、𡁴”字表示顶音。用这种方法所造的字在《龙龛手镜》《康熙字典》中大都有收录。与汉字的偏旁表意或表音功能不同的是，这些新造字的偏旁，表示的是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
4.注意撰作者的发音习惯
从客观上讲，译音人的发音习惯不同，所用来译音的汉字和对音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同样，方音不同的人，用汉字音译波斯单词时所选用的汉字也不尽相同。例如：天，四夷馆本《回回馆杂字》对音汉字作“阿思马恩”，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作“阿思忙”；冬，四夷馆本对音汉字作“即米思他恩”，会同馆本作“即米思汤”；僕，四夷馆本对音汉字作“五剌恩”，会同馆本作“五良”；“贤”四夷馆本对音汉字是“黑期尹”，而在其他版本里，该词有被称作“哈钦”和“阿奇木”的情况，等等。同理，用波斯字母给汉字注音时，波斯学者汉语水平的高低，或其所选用的发音人（口译者）的发音与撰作者（笔受者）的听觉感受是否一致，都会影响他对拼音字母的选择。简言之，方言不同的人的波汉译音、波斯学者的汉语水平或对汉语语音的听辨能力，都是影响波汉对音的直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