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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理在澳门主持华英校书房的活动，笔者在《铸以代刻》书内已有不少论述，下文补充的是外国传教部档案胶卷中前所未见的内容，共有九封信，都是柯理在澳门写给传教部秘书娄睿（Walter Lowrie）的报告，始于1845年1月13日，终于同年6月12日。其中最长的一封信多达七千字左右，从当年5月20日陆续写到6月4日，次长的一封也有四千字，其他七封信从百余字至一千六百字。这九封写于1845年上半年的信内容繁杂，以下举述两项荦荦大者以增益补正《铸以代刻》的讨论。
柯理于1844年2月下旬抵达澳门，开始筹建华英校书房，印刷机则自同年6月中启动，到1845年6月下旬校书房迁离澳门，印刷机运作时间只有一年，不计单张散页的代印杂件，先后共印十种书，如以下目录所列：
表1—1 华英校书房印书目录
续表
华英校书房是新开办的印刷所，只有一部手动印刷机，一年内能印出十种产品（第九种《乡训》在宁波完成），其中两种还多达100页，算是差强人意的成果。因为负责的柯理刚开始学习中文，而六名中国工匠除一人外从未接触过西式印刷，柯理和工匠双方在摸索中教导与学习从检字排版、打样校对、上机压印到拆版归字等西式中文印法，至于装订则仍是中国传统线装（英文书除外），外包给一家有八女五男的作坊承做。 [25]
这十种产品的前五种已在《铸以代刻》中讨论过。第六种《张远两友相论》和第九种《乡训》是传教小册，作者是传教士米怜，由华英校书房旧书新印，都由美国小册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补助印刷经费，共300元。《张远两友相论》印完随即接印《乡训》，但因篇幅较多，直到校书房迁至宁波以后才全书告成。 [26] 第七种《使徒行传》和第四种《路加福音书》一样，都是以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补助的经费印刷，《使徒行传》的印量多达15000部、成本365元，《路加福音书》则印14500部、成本328元。
第八种《英华字汇》和第十种《广东传教会肇始》，是以英语读者为对象的非传教书。两位作者怜为仁与罗孝全都是美国浸信会国外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传教士，由他们付费印刷，成本共45.8元。 [27] 《英华字汇》的篇幅不详，柯理只说约60—100页 [28] ，而伟烈亚力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并未收录此书。《广东传教会肇始》的内容所记应当是浸信会最初在广东的工作，伟烈亚力的纪念集同样没有收录，但一部关于浸信会的书目确实记载有此书。 [29] 奇怪的是柯理在提及此书时，不知何故竟说印制这部“夸张可笑的产品”（bombastic and ridiculous production）让他感到羞愧。 [30]
在华英校书房这十种、将近六万部印量的产品中，《以弗所书》《英华字汇》《广东传教会肇始》等三种为代印，印完全数交给付费者，《新铸华英铅印》与《拼合活字可排字表》两种则是校书房的工作用书，其他五种都是传教书，再扣除其中在澳门没有印完的《乡训》不论，还有《路加福音书》《十诫注解》《张远两友相论》和《使徒行传》等四种。柯理如何处理这四种产品值得注意，他自己不曾在澳门分书给中国人，而是先寄一部分给娄睿转赠美国各长老教会作为纪念，再将大多数免费送给澳门以外的长老会和其他传教士，转而分发给中国人。
以印量14500部的《路加福音书》为例，柯理各送1000部到香港与厦门，1980部送往长老会在华首要的宁波布道站，却非常大手笔地将多达9000部送给广州的浸信会传教士叔未士（Jehu L. Shuck） [31] ，以致1845年4月香港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向柯理索赠或购买此书1000部，柯理只能回复已无库存。 [32] 再如印量10000部的《张远两友相论》，有2200部送往厦门，5000部送往宁波。 [33] 又如《使徒行传》，印量15000部，在十种产品中最多，但1845年5月印成后一个月，校书房即迁离澳门，或许不及分发，但到宁波后也不见分发的详情，只在一份写于1846年9月30日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产品记录中，记载《使徒行传》尚存2210部 [34] ，其他将近13000部难以追踪下落。至于《十诫注解》5000部最为离奇，早在1844年9月间已经印成 [35] ，却从此在柯理及其他传教士的书信中失去了踪影。这些现象显得华英校书房重视生产，却不太讲求如何有效分发。
巴黎活字最大的问题是将汉字拆分部首和字根后，以同一个部首活字拼合多至数百个字根，完全不顾每个汉字各部分的比例匀称，以致许多拼合后的活字字形怪异洋相。娄睿的儿子娄理华是传教士，在华英校书房建立初期相当深入地参与过管理，他质疑巴黎活字究竟有无汉字风格（The question is ‘Has this type a Chinese air?’），认为巴黎活字字形的改善之道，是请他们的中文老师检视每个巴黎活字，挑出字形怪异洋相者，要求铸造者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新铸全字。 [36] 1845年1月初《拼合活字可排字表》印成，包含22841字，可以作为检视和改善的依据，而娄理华也随即离开澳门北上宁波，就由柯理及其中文老师根据《字表》进行改善。 [37]
图1—1 华英校书房《新铸华英铅印》（1844）附巴黎活字排样
改善工作先由中文老师挑出怪异洋相的字形，柯理形容他的中文老师非常值得信赖，中文很好，足以判断字形高下。 [38] 应改善的活字挑出后，柯理分成三种处理方式：问题较轻的字由他随手改善，例如磨除活字笔画末端突然上扬的瑕疵。问题严重的字则由中文老师以毛笔书写工整，分次列表寄请娄睿转给李格昂新铸全字，在1845年上半年先后共列出103个需要新铸的全字。由于当时海上交通缓慢不便，柯理从澳门寄给美国的娄睿，转给巴黎的李格昂，铸成后再循相反的途径寄达澳门，往往得耗时一年半载，有些需要新铸但急待排版使用的字无法久等，只能由柯理在澳门雇工在空白的铅字字坯（shank）上逐一刻字，每刻100个字代价4元。 [39]
辗转传递相当耗时费事，娄睿两度问柯理能否在华找到铸造西式活字的工匠，柯理都回答不可能。 [40] 他还为此写信到新加坡询问伦敦会的传教士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施敦力回答新加坡只有一位，正为伦敦会工作，马六甲还有一位从前为伦敦会工作的铸字工，如果柯理肯给较好工资，此人或许愿到中国。 [41] 但没有史料显示柯理接受施敦力的建议，他倒是一再告诉娄睿，改善巴黎活字需要时间、经验和尽力而为才行，一旦完成就没有人会反对这套活字的字形。 [42] 柯理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巴黎活字经过他在澳门和稍后在宁波，以及姜别利（William Gamble）在上海陆续改善后 [43] ，对照华英校书房初期排印的《新铸华英铅印》与《拼合活字可排字表》，怪异洋相的字形确实减少了许多。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早在华建立的西式印刷所，华英校书房在澳门进行得还算顺利，虽然娄理华已发觉柯理的性格、情绪不稳定，必须有传教士监督才妥，却也没有发生大问题。1845年1月娄理华离开澳门北上宁波，交代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从香港到澳门常驻，以免柯理独留澳门，可是柯理不愿和哈巴安德相处，自行决定将校书房迁往宁波，于1845年6月下旬离开澳门北上。此后柯理在宁波任职两年，再到香港受雇主持伦敦会英华书院五年，直到1852年9月返美。他从离开澳门到返美之间七年的工作、生活与引发的争执不快，《铸以代刻》一书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与《香港英华书院（1843—1873）》两篇已有论述，本文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