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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人柯理（Richard Cole）是一名重要的人物。他自1844年2月抵达中国，至1852年9月返美，在八年半中，先建立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这是美华书馆最早的前身，也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在华开办的西式印刷所；1845年7月他将华英校书房迁往宁波，并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为美国长老会服务三年半后，他于1847年9月离职，前往香港受雇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当地的布道站，担任英华书院印刷所主任，工作五年后辞职返美。
柯理来华时，基督教传教士试图以西方技术取代木刻印刷中文以便传教的工作正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以往的鼓吹、讨论与尝试西方技术，到借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口岸的时机，即将展开以实际行动向木刻印刷挑战和竞争的局面。柯理身负这种任务来华，他带来巴黎铸造的中文拼合活字（divisible type），这是第一种实际可用于印刷的西式中文活字，也成为西方印刷术向木刻印刷挑战竞争的“利器”。但这套活字有以部首与字根生硬拼合成字的缺陷，于是柯理在任职长老会的三年半间，致力于改善这项问题，以争取中国人对这套拼合活字的认同，提升对木刻印刷的竞争力。等到他转往伦敦会服务后，又负责铸造香港英华书院原有的大小两套活字。这两套都是全字而非拼合字，字形较为自然美观，比巴黎拼合活字更受中国人欢迎与接纳，也比巴黎活字更早开始打造，但进度相当缓慢，工期逾十年仍未达可以实用的地步，直到柯理接手后才全力加速铸造，并从1850年起上市供应印刷之用。
巴黎拼合活字与香港英华书院的大小活字，都不是出自柯理的原创，但经过他的用心改良或加速生产，巴黎活字才得以提升字形的质量，而香港活字则大增活字的数量，两者也因此具备和木刻印刷一争长短的条件。在巴黎活字方面，长老会在澳门的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不止一次表示，华英校书房以这种活字印的产品，被中国官员和学者赞许为清晰美观。 [1] 而长老会宁波布道站1845年的年报也记载，华花圣经书房印的书经常受到中国文人的肯定。 [2] 至于香港活字，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美国印工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一再称道柯理所造的香港活字“超越迄今任何中国人或外国人所造的中文活字” [3] ，“是所有人中铸造最美观也最为实用的一套” [4] 。而长老会在宁波的传教士兰显理（Henry V. Rankin）也极为赞扬香港小活字的字形，说以此印成的书“远胜于我在中国所见的任何书” [5] 。
柯理离华后，从1860年代起，巴黎活字与香港的大小活字成为美华书馆拥有的三种活字 [6] ，也都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国内外通行的中文活字，最后还连同其他活字取木刻而代之，成为印刷中文的主要工具。在西式活字与木刻竞争的过程中，柯理先承担以巴黎活字发动向木刻的挑战与竞争，接着他又打造更好的两套香港活字，充实西式活字的队伍与壮大竞争的力量。尽管西式中文活字的发展耗时长久，向木刻的挑战与竞争也绝非一人可以成就，事实上柯理从长老会离职时，巴黎活字的改善并未完成，他离开伦敦会返美后，香港两套活字的数量也还在继续增长中，但是柯理的使用、改善与铸造，以及对木刻进行的挑战与竞争，无疑都是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史上有显著积极意义的行动。
虽然如此，后人对于柯理其人的了解却极为有限，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编《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一向是研究者所知的关于柯理的最主要史料来源，却只有不到300字的内容。 [7] 此外，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年报中几次有关他的印刷出版活动的报导，《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几篇活字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的《在华传教印刷所》（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一书等，都略为涉及柯理，大约仅止于此了。
多年来，笔者陆续从各基督教传教会的档案中，抄录整理出不少关于中文印刷出版的史料，包含柯理自己撰写的书信报告和别人书信中关于他的内容，并据此论述他的铸字、印刷与出版工作，分别收在《铸以代刻》一书的《澳门华英校书房（1844—1845）》《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香港英华书院（1843—1873）》三篇之中，柯理在中国的活动情形与他的性格问题也得以大略为人所知。
但是，研究者对于史料总是只恨其少而不嫌其多，史料越多则研究内容的断点越少，论述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关于柯理的史料与研究也不例外。他在华期间的工作情形虽然已有论述如上，但是否仍有值得补充之处？尤其令人悬念的是他来华以前的经历背景究竟如何？离华返美以后的生活是否仍和中国与中文印刷有关？柯理这样的人在美国社会中只类于一般平民百姓，生平事迹难得出现在图书文献中，因此他的生平活动是令人关心却很难着手的课题。所幸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全文与影像数据库层出不穷，2021年间笔者尝试检索近年来新出的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数据库和三种美国报纸数据库后，获得不少关于柯理的史料。
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于1960年代拍摄缩微胶卷，出版成《外国传教部书信与报告1833—1911》（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1833 — 1911 ），并将原始文件全数销毁。2016年进一步将胶卷的内容数字化，出版成数据库《中国传教：外国传教部通信1837—1911》（ Evangelism in China: Correspondence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1837 — 1911 ），并将原来隐身于胶卷第217卷内的《杂项与非洲来信》（Miscellaneous and Africa）内容提出，单独成为《杂项书信》（Miscellaneous Letters）两卷。笔者发觉其中竟夹杂有因档案管理失误而收入此两卷的美华书馆文件 [8] ，包含柯理在澳门期间于1845年上半年所写的九封信，为笔者以往所不知，本文即据此补充他在澳门的活动。
至于三种美国报纸数据库：第一种是《纪录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报纸》（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由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与美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合作，将1777—1963年间出版的美国报纸数字化，已完成者多达1870万页，供免费公开利用、检索及下载原件影像。第二种是《加州数字报纸收藏》（ California Digital Newspaper Collection ），由美国加州州立图书馆（California State Library）主办，将1846年以后的加州报纸数字化，包含300余种、1000万多页内容。第三种是《印第安纳州纪录——印第安纳数字历史报纸项目》（ Hoosier State Chronicles — Indiana’s Digital Historic Newspaper Program ），由印第安纳州立图书馆（Indiana State Library）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博物馆与图书馆部门（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资助下建立。
以下主要是依据这四种数据库检索所得的史料，整理、排比、分析后，建构而成的柯理来华前、在华初期，以及返美后的活动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