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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底，新闻出版博物馆的张霞副馆长邀约我为该馆文库“研究”系列《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以下简称《美华书馆》）写序，并说此举已获作者苏精教授的首肯，真是令我诚惶诚恐。
苏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术前辈。海内外学者群体中，大致可以分出视野开阔、跨域拓展型和精耕细作、纵深推进型两种。苏教授似乎很难归于哪一类，他兼具两种类型：早年以同文馆研究进入晚清教育史的领域，还研究近现代藏书史，属于视野开阔、跨域拓展型；赴英留学归来后，他主要通过档案深度聚焦中国近代中文印刷出版史和西医出版史的研究，显然又属于精耕细作、纵深推进型。2004年，苏教授58岁选择提早退休，专注于研究写作，至今已是第20年了，退休后前后出版了八本大著，不得不令人赞叹！
美华书馆的前身是澳门华英校书房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美华书馆连同之前的澳门华英校书房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都算在内，从1844年创立到1931年底结束，存续近88年，即使从1860年由宁波迁至上海算起，也有70余年之久。关于美华书馆的前身，苏教授在《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以下简称《铸以代刻》）一书中多有述及，本书中尽可能避免与该书重复，凡涉及澳门华英校书房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内容，基本采取互见法或略写表示。
《美华书馆》一书除自序外，包括：一、美华书馆第一位主任柯理；二、姜别利这个人；三、从档案谈姜别利活字的四个问题；四、小刻工、大成就：王凤甲的故事；五、美华书馆二号（柏林）活字的起源与发展；六、卫三畏与日文活字；七、从学生、工匠到牧师：鲍哲才的一生；八、狄考文兄弟与美华书馆；九、范约翰主演的美华书馆乱局；十、盛极而衰：美华书馆的后半生1888—1931；十一、美华书馆的研究文献；十二、附录：我与档案，凡十二个部分。美华书馆从宁波迁至上海的目的是谋求发展。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与太平天国战事平息，中国印刷出版市场赶上了大为增长的时期。随着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扩张，上海商业的快速繁荣，以及西学传播的勃兴，亟需大量的传教和西学书刊作为辅助。同时，本是美华在市场上最强劲竞争对手的伦敦会墨海书馆，进入1860年代后又急遽中落，1866年歇业关门，迅速崛起的美华书馆遂成为近代中国中文、英文甚至日文印刷出版的巨擘。
美华书馆在近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的传播中有过突出的贡献，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是近代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研究课题。苏教授完成的《美华书馆》一书，至少有如下一些特色：
首先，这是汉文系统中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美华书馆的专著。
海内外中国印刷出版史的论著中，尚未见到深入而全面探讨美华书馆的成果。即使一些关于美华历史的单篇文章，或因袭前人的泛泛之谈，或涉及美华书馆的叙述则多错谬。目前关于美华的研究似已近于停滞不前，这种现象和美华在近代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突出地位极不相称。造成这一困境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未能充分掌握数量浩繁的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忽略发掘与运用第一手英文档案文献，仅在有限的中文史料内打转。苏教授在《铸以代刻》一书研究的基础上，再次系统梳理有关美华的相关英文档案史料，对主持美华书馆的诸位主任，如柯理、姜别利、狄考文兄弟、范约翰、费启鸿等，展开深入的讨论。该书第十章《盛极而衰：美华书馆的后半生1888—1931》的贡献尤其突出。开篇苏教授指出：
关于美华的研究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集中在姜别利主持馆务的时期（1858—1869），主要讨论他在中文印刷技术上的贡献，至于美华在他以前和以后的时期，则少有人关注，尤其是他离职以后的美华更少见专门的研究。姜别利时期的美华活字印刷固然独步一时，但那十一年仅是美华存在的八分之一时间。姜别利离职后的美华继续存在超过一甲子，其中将近四十年位居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也是重要的中文铅活字供应者，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约十年间达到其出版上的巅峰时期，可与1860年代活字生产的盛况相辉映，此后即由盛转衰以至关闭，只是这些都还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
可以说，三万多字的这一章是苏教授用力最大的部分，填补了有关美华书馆后半生研究的空白，从而使该书成为汉文系统中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美华书馆的专著。
其次，挖掘中国雇员、工匠的材料。
传教士的档案书信中积累有不少关于中国工匠的人数、名字、工资、雇用期间的工作内容与绩效，甚至他们因赌博或怠惰受到惩罚等史料。最令人好奇的还有华英校书房创立初期的档案中，就有负责经营管理的印工柯理（Richard Cole）与中国工匠之间如何沟通，一方如何教导，另一方又如何学习检排活字和使用印刷机器等新式技术。这些详细的互动过程的描述，是近代西式中文印刷出版初期难能可贵的史料。
最初在澳门时仅仅雇用了四至六名中国工匠，从1862年至1874年为止的十三年间，美华书馆在人数、产量和技术上都快速增长，职工人数在1863年时仅有24人，五年后的1868年已达到60多人，到1872年又增至75人（其中包含一两名英文部门的外国人）。1904年美华书馆已雇用的职工多达190人，外包装订工80人，合计有270人。在这些中国职工里，除极少数西人、买办、账房和校对等职员外，绝大多数是分在铸字、印刷、装订等各部门的工匠。这些中国工匠都没有留下自己在美华工作的记载，传教士在书信中提及个别工匠的行事，也寥寥无几，因此中国雇员和工匠的资料几乎被淹没。
论著第一次开掘了以往研究中完全不被注意的关于美华书馆中国雇员和工匠的资料。书中对工匠王凤甲、鲍哲才两位的资料整理特别令人瞩目。姜别利在任职美华书馆的几年间经常谈论一位名叫王凤甲（Wong Feng-dzia）的刻工的不凡成就，首次为学界介绍了这位中国刻工的事迹。王凤甲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工作以前已是技术高明的木刻工匠，进入华花圣经书房后，向姜别利学习在金属字坯上刻字的技术。最初由于健康不佳，刻小字又很费目力和精神，他每天只能刻成七个字。1861至1865年将近四年时间，他不负期待独自雕刻完成“上海活字”。“上海活字”（即美华五号活字、Small Pica）有7400个字范，都是王凤甲又写又刻独自完成的杰作。“上海活字”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中国广泛流行，在外国也有人使用，王凤甲却在完成雕刻“上海活字”半年后的1866年1月不幸辞世。苏教授以颇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写道：
上海活字得以完成，归功于王凤甲细致入微的技巧和丝毫不倦的耐心……王凤甲简直就是专为上海活字而生的，有如姜别利所说：在打造这套活字需要人手的时候，王凤甲就出现了；上海活字完成后，他竟然也随之过世。……虽然在姜别利的记载以外，难以觅得更多王凤甲的生平史料，但这些记载已经凸显了王凤甲鲜明的形象，即一位社会地位不高的寻常刻字工匠，凭着高明的技术和坚忍的毅力，创造了中国近代印刷史上一套令人赞不绝口，也广泛为人所用的活字字范。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但他开创的上海活字或者说美华书馆五号活字，在数十年中印刷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雇员中还以鲍哲才为最有名。他有一很少有人知晓的英文姓名Richard Webster，少年时就读于长老会宁波布道站的男生寄宿学校义塾。1853年进入印刷所以后的七八年间，鲍哲才不仅信仰了基督教，更亲自体验了传教士彻底改变中文印刷方法的过程。西式印刷的工匠主要是排版工与压印工两种，前者重在识字能力，后者则需要相当体力，鲍哲才进入印刷所初期担任压印工，不久又改为排版工。1855年2月间，印刷所全部八名工匠中，有五名在印刷所内聚赌，被袆理哲查获并处罚半个月工资，五人拒缴罚金并串通离职，企图瘫痪印刷所，因为剩下的三人都是压印工而无排版工，鲍哲才于是被推荐担任排版工，以后又研读神学成为牧师，在苏州和上海两地传教牧会。他曾撰文讨论过牧师的四项职责：宣道、管束教友、与人行事及克己之身。出身排版工的他无疑最能了解教友的身心，解决他们的困难与增进他们的灵修。鲍哲才过世两年后，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立，在八名共同创办人中，有多达六人是鲍哲才的子婿姻亲，其中有他的两个儿子鲍咸恩和鲍咸昌，还有两个女婿张桂华和夏瑞芳，另一名创办人郁厚坤则是鲍咸昌妻弟，鲍咸昌也是又一名创办人高凤池的儿女亲家，他们也都是基督教信徒。鲍氏兄弟、夏瑞芳和高凤池四人是长老会上海清心书院的同学，而鲍咸昌和高凤池两人还是美华书馆的职工。这六人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受到鲍哲才的熏陶影响，并在彼此连带的关系上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成为近现代中国印刷出版业的重镇。
第三，凸显美华书馆在中国乃至东亚印刷出版史上的突出影响。
印刷从19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脚步开始近代化，新式而复杂的机器设备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到1870年代已是高度专业性的工作，美华书馆又可以视为中国乃至东亚首屈一指的大规模印刷机构。该馆是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为协助在华传教工作而设，但实际作用远超出传教，不仅促成中国印刷出版的近代化，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知识在华的传播与中外文化的交流。
作者通过大量第一手关于美华书馆的文献，如计算中文常用字、设计新活字架、训练中国印刷与铸字工匠、出售活字给中国内外的顾客，以及姜别利对中文印刷出版的更多想法等珍贵史料，讨论了19世纪下半期，东亚地区的来华传教士不仅努力学习中文，也学习日文，如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猎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努力学习日文，还将《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等译成日文出版。1844年5月，卫三畏完成了《马太福音》与《创世记》的日文翻译；1845年12月13日，他写信指名由铸字师傅哈洛克（Homan Hallock）打造日文活字。哈洛克原是美部会传教士，自1826年起驻在中东马耳他（Malta）和土耳其士麦那（Smyrna）等地布道站，专门负责铸字和印刷，先后制造出阿拉伯文（Arabic）、叙利亚文（Syriac）、坦米尔文（Tamil）及亚美尼亚文（Armenian）等多种语文活字，1841年离职返美后，经常承揽美部会的生意，其铸字印刷的成就由美部会在其会刊《传教先锋》（ Missionary Herald ）上屡次加以报导。不难见出，传教会有通过铸造活字推广基督教宣传其“世界主义”的打算。
19世纪上半期正是来华传教士在中、日两国编纂英华字典和和英字典的高峰时期。1848年6月卫三畏再度启程来华，将哈洛克完成的一套日文活字字模借给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秘书娄睿，让他仿铸一套日文活字字模用于支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61年墨海书馆向美华书馆借用日文活字排印了英国驻日本使节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的《日文文法要素》（ Elements of Japanese Grammar ）。1863年4月初，在日传教的鲍留云（Samuel R. Brown）所著《东洋初学土话》（ Colloquial Japanese ）也在美华书馆出版，所印800册若全部售出，利润相当可观。之后美华还印刷在日传教士平文（James C. Hepburn）所编《和英语林集成》（ A Japa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在日本编纂的和英辞书要送到美华书馆印制，足以说明当年上海的印刷条件要超过日本。1877年狄昌在一篇关于美华的报告中表示，美华的活字有中文五种、日文六种、英文三种、满文一种，以及音乐活字两种，合计十七种活字、超过40000个字模，凸显出美华书馆曾经在东亚出版印刷史上具有主导的地位。
1890年代中期以后，印刷出版业竞争激烈，就连本是美华书馆“天职”的《圣经》印刷，也被日本同业夺走了大部分，其对美华形成的竞争压力，甚至比中国同业更大。1897年来华巡察传教事业的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秘书史皮尔（Robert E. Speer）表示，日本人将中文《圣经》印得更快、更好、更便宜，而且装订得更牢固，因此英美圣经公会乐于将订单发给日本同行。半个世纪不到，中日之间同业优势很快出现了反转，在华编纂的书籍多会拿到日本去印制了。1901年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秘书布朗在来华视察的报告中认定美华书馆或中国同业在规模、机器、人力成本方面都无法和日本同业竞争。英美两国圣经公会的代表明白告诉秘书，他们各自在日本印的中文《圣经》数量，都远超过交给美华的，因为即使算入中日间的运输成本，日本业者的要价还比美华要低。
美华书馆曾长期执中文印刷出版业的牛耳，在中国乃至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近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苏教授在书中指出：
美华书馆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从创立起就致力于以铸造的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用于印刷中文，并于1860年代完成这种划时代的中文印刷技术建置，此后的美华位居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1900年代才被商务印书馆超越；第二，美华书馆是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为协助在华传教工作而设，但其实际作用却远超出传教，不仅促成中国印刷出版的改变与近代化，也增进近代知识在华传播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与发展。
苏教授信守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不轻易发挥，但我们不妨可以依据《美华书馆》一书所提供的丰富档案资料，进一步从美华书馆在以中日两国为中心的东亚印刷出版史上的地位来讨论其突出的影响。
从1844年创立到1931年结束的将近88年间，美华书馆共有正式和代理主持馆务的14名主任，其中10人本是传教士，3名为印刷业者出身，1名没有任何专业背景。他们任职时间长短不一，有人长达26年多，也有短至3个月者。《美华书馆》中有不少关于美华书馆主任的研究，突出讨论的有柯理、姜别利和范约翰三位。
美华书馆的第一位主任柯理来华前的经历，在伟烈亚力《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中非常简略，仅仅提及三个片语：住在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地方、是一名印刷业者、曾办过一种报纸。在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中，则有传教医生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写于1847年关于柯理的一件报告，提到他的母亲曾经住过精神病院，其兄弟则是脾气暴烈的偏执狂，柯理自己也有忧郁症。而苏教授依据报纸数据库收录的关于柯理的文献，指出他的原籍是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1830年前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印行的《全国报导者日报》（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担任排版工匠等。此时他几乎默默无闻，但服务于报业排版和印刷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办报对于凸显个人价值的作用。从1840年柯理创办的报纸《全国爱国者》（ National Patriot ）问世起，他的身份从原来的印工或印刷业者跻身为报人与编辑，从名不见经传的沉默大众之一，变得名字经常出现在《韦恩郡纪录》（ Wayne County Record ）、《纽约传教者》（ New York Evangelist ）等报纸的字里行间，于是也使他的人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来华后他发挥了专长技能，相继主持华英校书房、华花圣经书房与英华书院三家重要的印刷所，并大幅度改善、提升巴黎活字与香港活字的效用，从而建立他自己在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出版史上的一席之地。1858年柯理返美已六年，其间从事过翻译税法、办报纸、办学校等工作，1859年底他突然转变为市场商人，贩卖鸡、鸭、鹅、火鸡等家禽，同年12月31日在《山区民主党人报》（ The Mountain Democrat ）刊登大幅广告，宣传他开办的兼卖面粉、小麦、大麦、燕麦、奶油、蛋类等的“家禽卖场”。
在美华书馆档案中存有108件姜别利发出的书信，包含他撰写的1859—1868年的美华书馆年报。这些书信始于1858年7月他来华抵达香港时所写，终于1869年10月1日的离职交代，合计约12万字，加上传教部秘书和不同传教士写给他的三十余件书信，以及许多传教士的书信中涉及他的部分，共有15万字左右。《姜别利这个人》一章指出姜别利的中文姓名本是“姜辟理”，1930年代因贺圣鼐译为“姜别利”广为人沿用后，姜辟理之名几乎湮没无闻。苏教授俏皮地认为“别利”完全不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身的姜别利的想法与做法——他不论公私两端都很精明灵活，追求金钱利益，而且实际上也都大有所获。精明求利的作风也运用在增加其财富上。这些档案表明姜别利一直保持着创新的精神，1867年完成电镀字模、计算汉字使用频率、设计新活字架，以及造字新法四项创新后，随即在1868年开始第五项创新计划：电镀铜版。他曾经宣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1868）是以成功开始电镀铜版作为标志的。”姜别利写给外国传教部秘书的信通常篇幅很长，许多都是“千字文”，或长达两千多字。这些书信史料是研究姜别利的丰富资源，从中可以认识他在美华的工作内容，还有其精明谋利的才能、待人处世的态度，以及秘书和其他传教士对他的评论等。这批史料中还有许多详尽的细节与曲折的过程，至于他努力设法为美华增加营业收入，以及直来直往、好恶分明的待人个性，却是鲜为人知的。姜别利工作之余还投资于上海土地与房屋的买卖出租，并且从中大获其利，因此得以在离华返美后不必再谋职工作，还过着相当优游舒适的生活，这也是研究姜别利不可忽略的一环。1863年10月他写信给娄睿幽默地说：“虽然财神是上海本地供奉的神祇，而我和财神也有关联，但是我希望财神不会控制了我的心志。”坦承自己和上海中外居民一样都追求财富，但自己不至于财迷心窍。作者认为这些档案的内容显示出其三种人格特质：积极创新的精神、精明谋利的才能，以及鲁直待人处世的态度。这些人格特质促成他在印刷工作上的非凡成就，却也导致他愤而辞职离华的后果。姜别利以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精明的管理能力，将华花圣经书房和美华书馆经营得成效卓著，并对近代中国印刷出版技术与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在离职这年不过39岁而已，但工作上的成就已经普遍受人推崇，确实难能可贵；不料却因过于鲁直粗犷的个性，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下突然离职，没能为中文印刷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
以办理清心书院、《小孩月报》、《画图新报》等事业闻名的范约翰是著名的上海传教士，他与同一布道站的传教弟兄相处不善，和姜别利的争吵、对惠志道的霸凌经常当众而为。1886年费启鸿如此评论范约翰：“他有一种不幸的本领，就是会和他接触较多的几乎每个人都吵架。”他随时准备好迎战自己心目中的对手，没有务实改善技术，只顾和重要客户与同会的传教士吵架争执，等到英美圣经公会不再和他来往，造成美华产量大减，他为维护自己的颜面，又开始大量承接性质不合传教印刷所的低俗印件，并不断撰写长篇大论争辩与告状，而无心于实际馆务，以致长老会内外都认为让他掌理美华真是严重的错误。美华拥有1860年代建置完成的独特中文活字技术，也在1870年代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却在1880年代差点被范约翰一人主演的乱局拖垮。他造成的长期乱局是美华先后十四名主任中仅见的不幸场面。范约翰向外国传教部的上层机构长老会美国总会告状申诉，还通过各教会广泛散发其申诉状，大张旗鼓地上告，结果一败涂地。在华传教士、外国传教部、美国总会，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都得费力耗时陪着他演出，诉讼竟然长达一年半时间，直到1888年12月费启鸿撤诉，整起事件才算尘埃落定，范约翰也终于离开了美华书馆。苏教授称这是美华八十八年历史中最黯淡和难堪的一段时期。
苏教授为读者绘制了一份美华书馆从转迁来沪重新创办，进入发展的巅峰，继而渐渐衰弱直至停办的全景图。全书基本上是以问题意识为线索展开的，不过由于美华书馆主任频繁换届，其间事件纷繁错杂，中文、日文出版物竞相推出，如能编制一份《美华书馆大事年表》作为附录，可能更便于读者清晰地了解美华书馆的前身后世与来龙去脉。
苏教授为人温和，与他交往几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记得2008年在南方某大学开会，在有关历史上的印刷工艺的辩论中，一位来自某权威出版社的老总如同给学生上课一般在小组讨论中给苏教授讲授近代出版机构的印刷工艺流程，曾经在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英文系研读过“目录学、出版史与校勘”的硕士课程和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完成了《伦敦会的中文印刷事业》博士论文的苏精则微微一笑，不置一词。但是读苏教授的大著，发现他一旦较真，论辩真是绵里藏针，针针见血。
1924年出版的第七期《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载有两名作者合作编写的中国第一位信徒蔡高的传记与年谱，说他于1814年受洗前后结婚生子，后来航海做生意，至1846年6月3日五十九岁时因信教被捕入狱而死云云。这篇企图塑造中国第一位信徒殉道而死的传记和年谱发表后，还有史学家为其背书，认定其可信。苏教授以伦敦会传教士司雷特（John Slater）1818年10月12日写于广州的信为证，认为这一蔡高传记实际上完全经不起档案的检验，因为蔡氏在几天前已经去世。马礼逊也在写于1819年11月14日的信中表示，蔡高已经过世了。怎么可能晚至1846年因信教入狱而死？苏教授的结论是《年鉴》刊登的所谓蔡高传记与年谱毫无疑问是伪造的。
许多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一举一动相当注意，但他们的记载有时和中国人所记有很大的差别，清代咸丰朝大臣肃顺的问斩为明显的实例。中文关于这一幕的记载以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为代表。该书卷一写得详细又戏剧化：肃顺在囚车上被反绑双手于背后，旁观孩童欢呼，以瓦砾泥土丢掷他脸上致模糊不可辨，行刑前肃顺破口大骂悖逆言词又不肯跪，经行刑者以大铁柄敲打才跪下受刑。薛福成笔下的乱臣贼子下场大快人心，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伦理，也符合《庸盦笔记》序言所说的有益世道人心的写作目标。但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雒颉（William Lockhart）却有很不同的描述。他在从1861年11月4日到11日逐日所写的一封长信中，记下了8日行刑时自己在刑场目击的现象：刑场挤满了人，却一片默然无声，只见先运来红色大棺木和葬仪用具，陆续是一群官兵、三名行刑者，随后是刑部囚车，车前有两名官员，车中坐着肃顺，他安静地看着周遭；肃顺对官员说了一下话便走下囚车，又听到沉重的一下声响，雒颉身旁的人说结束了，官员沉默地离开。雒颉描述的是安静而沉闷的场面，肃顺没有被欢呼者丢掷土石致面目难辨，也没有被破口大骂。作为这场行刑的外国旁观者，雒颉没有留下这一事件戏剧化的场景。
当年曾任职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的贺圣鼐撰写有《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称马礼逊派米怜和蔡高两人到马六甲设印刷所，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中文《圣经》，为西式活字印中文之始。贺圣鼐所说的人物、时间和事物都错了，和米怜一起到马六甲的是梁发而非蔡高，第一部中文《圣经》印成于1823年而非1819年，使用的是木刻而非西式活字。贺圣鼐接着又说，印度英人马煦曼（Joshua Marshman）在槟榔屿译印中文《圣经》，托汤姆斯（P. P. 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其实马煦曼是在印度雪兰坡（Serampore）而非槟榔屿译印《圣经》，使用自行铸造的中文活字，并没有委托澳门的汤姆斯刻模铸字这回事。贺圣鼐这篇文章是中国人研究近代中文印刷史的早期作品，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可惜文中错误不少。
一如以往的风格，在《美华书馆》中除了提供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史料外，苏教授继续与中外学者进行论辩，纠正了以往有关美华书馆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说法。其中多处回应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贺圣鼐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篇认为姜别利为美华打造了大小七种中文活字。由于贺氏此文又被收入以后的印刷出版史书中而广泛流传，八十多年来的研究者几乎全都承袭这种说法。贺圣鼐并未提供自己说法的依据，苏教授追根溯源，指出可能是来自1895年时任美华书馆经理的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为纪念美华五十周年而编印的《在华传教印刷所》（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一书。长期以来所谓姜别利制造七种活字的说法是个误解，姜别利制造的只是六种中文活字，他离职后美华书馆才又增加了一种Brevier大小的六号中文活字。苏教授进而指出“姜别利制造六种中文活字”这句话还是非常含混笼统，比较准确的表达应是在六种活字中由姜别利改善既有活字、复制别人活字以及自行新创活字各有两种。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 1876—1937 ）一书中将电镀活字和电镀铜版混为一谈，夹缠不清；《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也论及电镀铜版，误认为在中国首先采用者为宁波之华花圣经书房。苏教授通过翔实的考辨，指出华花圣经书房并未使用电镀铜版。将电镀铜版技术引入中国的是姜别利，电镀铜版是他对美华，也是对整体中国印刷技术最后的一项重要贡献。此后宾为霖（William C. Burns）翻译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卫三畏编纂的多达一千多页的字典《汉英韵府》等，都是由美华以电镀铜版印成。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称戈登与费启鸿于1881年共同担任美华的主任，接着又与侯尔德于1882—1883年共同担任美华主任。这一说法是根据季理斐（D. MacGillivray）的《基督教在华百年史》（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一书，档案显示季理斐和樽本照雄两人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戈登是早自1870年惠志道担任美华主任期间雇用的英文排版领班（foreman），为专业印工出身，一直没有正式出任主任，也没有先后和费启鸿与侯尔德共同当主任这回事。
因缺乏专门研究美华的成果可以参考利用，美华书馆关闭的时间和原因大多记述错误，如《谷腾堡在上海》不止一次宣称：1923年美华被商务印书馆并购一事，象征着谷腾堡发明并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印刷术彻底中国化。这是该书第一章非常重要的立论，也是以下各章内容展开的基础。《美华书馆》第十章《盛极而衰：美华书馆的后半生1888—1931》主要依据美华书馆已经或尚未出版的档案，首次探讨美华在19、20世纪之交达于极盛，又随即从巅峰中落、衰退以至出售而结束的原因、经过与结果，指出美华并非结束于1923年，而是八年后的1931年。芮哲非讨论的是约六十年（1876—1937）间的事，而作为西方印刷术中国化象征的年份却和史实相差八年，这是一个严重的硬伤，何况美华根本不是被商务并购而消失的，当然不能作为西方印刷术中国化如此大局的象征。
鲍哲才就读义塾的校名，数十年来涉及这所学校的论著，如田力《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在浙东地区早期活动（1844—1868）》（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及其《宁波差会男校——崇信义塾》；龚缨晏、田力《崇信义塾：浙江大学的间接源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长利《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教育评论》1993年第1期）等文，几乎都异口同声称校名是“崇信义塾”或“崇信书塾”。苏教授通过当年宁波各传教士在书信档案中都称其为男生寄宿学校（Boys’ Boarding School）、早期关于寄宿学校的中文文献，认为其中均无特定的校名，并依据曾就读于义塾的鲍光熙牧师的回忆，以及义塾迁往杭州后，五名原来宁波义塾出身的牧师1876年联名致函美国长老会等六点证据，考证“崇信”一词应是1881年新学校落成开学时才使用的校名。
《美华书馆》一书很多论辩也是常带锋芒，不过有时作者为了给相识的友人保留颜面，不直言姓名。其实笔者以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学界讨论的点名批评，事实上还是尊重被批评者的一种方式。
来华传教士档案是一个宝库，苏教授曾称之为“另一个敦煌宝藏”。本书的附录《我与档案》，告诉读者传教会档案内包含有书信、日志、报告、会议记录等，其中的图像，包括手画、木版、铅印、石印、建筑设计图等，都是以往西文档案利用中多被忽略的方面。这些记录在历史研究中属于特别有参考价值的基本史料。传教会档案的数量庞大，很有延续性，内容繁杂，包罗广泛，对于跨越年代较长、地域较广的主题，或是范围较小的事件，都有可供研究的第一手的史料。他在书中指出：“研究者对于史料总是只恨其少而不嫌其多，史料越多则研究内容的断点越少，论述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可以说，正是苏教授在英文文献档案的大规模开发，使美华书馆历史上的很多断点得到了填补。
苏教授指出印刷出版史等领域，大部分研究者未利用传教会的英文档案，只用方便到手的次级或二手史料，辗转相因，史实严重失真，曾见不止一篇考证墨海书馆何时开办和关闭的论文，作者没掌握墨海所属的伦敦会档案，一直在许多间接的史料中绕圈，大费笔墨和心力却得不到准确的结果。档案可以订正其他史料的错误，如《谷腾堡在上海》一书中批评王韬所言一天可印刷四万余页纸张为信口雌黄，事实上传教士麦都思在说明墨海产量的信中证明了王韬的说法实为可信。
苏教授称自己已经看了三十年数量庞大的传教会英文档案，然而经眼的却还只是整个传教会英文档案一小部分而已，就以用力较多的伦敦会、美部会和美国长老会为例，他估计自己也仅仅看过其中十分之一二的内容，即便如此，也已深切了解其内容的包罗广泛，不论传教或非传教的档案，他都感到好奇，也越看越觉得有趣。他曾经感叹：“来华传教士档案是另一个敦煌宝藏。”这一说法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档案文献数量惊人；二是其内容繁复多样，犹如敦煌文献，不仅涉及政治史、军事史等，还有生活史、物质文明史、文化史等内容。
开掘和利用英文档案这一富矿时，苏教授强调了仍需要坚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即必须小心谨慎，遵守学术规范。他批评一篇关于姜别利与美华书馆的文章，其中包含四个引自英文档案的注释，第一、二个注引用传教士克陛存写于1860年10月20日和11月20日的信，一说是他支持姜别利关于上海比宁波更有利于印刷所发展的说法，一说是外国传教部鉴于姜别利表现卓越，决定授予其传教士身份，竟然全属错误的解读；第三个注引用姜别利写于1861年11月6日的信，说是姜别利拟订美华书馆的发展计划书，包含增聘两名中国文人以提高美华的中文水平，但在该信中根本没有什么发展计划书；第四个注引用1863年上海布道站开会的决议，说要为姜别利招聘一位助理分劳，并说这位助理就是1864年底自美到任的惠志道牧师。其实决议雇用的姜别利助理是一名在上海的专业印工，和按立过的牧师惠志道毫不相干。虽然四个注释都引用档案，但该文作者的解读却严重扭曲或颠倒了档案的原意。苏教授认为这种漫不经心、不求甚解，或为求增加论文分量而任意误用档案的做法，绝非利用档案的正确态度。
天生的“读书迷”很多，但天生的“档案迷”几乎没有，“档案迷”一定是缘于学术的趣味，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追求。苏教授是典型的“档案迷”。他曾言：“我和档案很有缘，四十五年来见了不少中文和英文档案，我出版的书都利用了档案。从1992年读研究生以来的三十年间，更是日常与档案为伍，抄档案、读档案、用档案占了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光，也是我念兹在兹的工作，我还教过两次辨识英文手稿档案的课。”本书副书名“档案如是说”，原是他博客的一个总标题。让“档案”来言说，充分开发和运用中外文档案，特别是英文档案，堪称苏教授所有研究论著的最大特色。
学人有很多种，有把学术视为改变人生境遇的敲门砖，或以学术仅仅为谋生进阶的手段，或把学术仅仅视为生活的一种调味品。而苏教授则是把学术视为自己人生的全部。
缘于学术兴趣的转换，也为了突破职业的天花板，1992年苏教授辞去了安身立命的台湾“中央图书馆”的优裕工作职位，以将近半百之年负笈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一年的硕士学习，当然无法满足他对于出版史研究的巨大需求，一年后回台又无法找到合适的教职，于是他孤注一掷，竟然卖掉了栖身的小屋和所有的藏书，于1994年初再赴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修读哲学博士。读博的三年间，他全力以赴，完成五百多页的博士论文，单计注脚及书目已近百页之多。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传教士档案已在眼前，如何转写出英文手稿的内容却是一大难关。他说在攻读硕士之初，真是举“字”维艰，他一字一字慢慢辨识抄写，认不出的字暂时搁着，过会儿或隔天甚至两三天再回头辨识，实在认不出也只能留白放弃。当年已过半百、作为已无退路的“过河卒子”，在异乡的图书馆内独自竭力辨识传教士书信中的一字一句，留学几年争分夺秒的艰苦劳作，他甚至不知道“下午茶”是什么滋味。
笔者有一种疑问，即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样一位成大气象和大格局的学者呢？我想是一种学术“苦工”的精神。从搜集和研读原始史料的基础工夫着手，他多年奔走在英国、美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地的收藏档案的诸个高校和档案馆，收集和整理英美传教会和相关中英文档案，每天独自一人或在阅读机器上看影印缩微胶卷或胶片，或辨识手稿字迹、抄录或键入电脑等，耗时费力，相当辛苦吃力。即使在因伤痛坐卧难安的日子里，他也从不间断，甚至还说可以借着辨读字迹以求分心减轻痛苦。而一旦这些档案资料的释读可以成为自己著作叙事、分析与立论的重要依凭时，他总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的论著不以阐述理论见长，所采撷的史料强调一手，运用娴熟，叙事细密，翔实可靠，力求原创性，这是他的所有论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二法宝。
老天赋予每个学者一生的使命是不同的。70多岁的苏教授迄今为止所推出的学术成果，是一般学人几辈子都难以完成的工作。2018年他在仁济医院举办的院史论坛上演讲，有两位听众低声交谈，称苏教授以该院档案内容为本的报告，应当是一个研究团队整理和讨论后的成果，他们完全不知道苏教授是名副其实的“个体户”，从在图书馆借阅、抄写或复印，到辨识手稿、键入电脑、阅读吸收和撰写论文，再到制作演示文稿，均为自己一手包办。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能在海内外学术研讨会上看见他，他的身影不在“学术江湖”，但他的“苦工”精神却一直在江湖流传，凡谈起他的力作，除了钦佩，还是钦佩。借着这篇代序，作为后学再次为苏教授祈福，祝他健康，年年有新著问世。
2024年1月8日于复旦大学光华西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