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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半夜，我在打车平台上接到一个单子。
当时我距离起点很近，然而老城区都是单行道，绕了一圈后，到达了乘客的上车地点。半夜的街道空旷至极，不远处一家便利店灯光通明，门前站着一个黑人男子。我想，会不会是他？应该不大可能。
正准备给乘客打电话，黑人男子上车了。
我问：“是去中远两湾城的吗？”
他的语速很快：“是的，是的，中远两湾城。”
我很惊讶，因为他的汉语相当流利。
车出发了，我夸赞他：“你汉语讲得很棒啊！”
他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我愣了一下——他竟然会说“马马虎虎”！我顿时佩服得不得了。能用这个词，基本上可以说接触到了汉语的精粹，而且很有语境感。聊天中得知，这个黑人男子来中国才两年，是沙特阿拉伯人。
还有一次，也是半夜，细雨蒙蒙，两个老外从浙江中路打车去几百米外的上海大酒店。
一上车，坐副驾驶位的老外给我让烟：“师傅，来支烟？”
老外抽烟一般都自顾自从来不带让的，这位竟然入乡随俗了。
我说我不抽。他问：“那我可以抽吗？”
我说：“Just do it.可以的。”
吞云吐雾了两口，他问：“师傅是哪里人？”
我有点不适应。按照常理，不是应该我问他“外尔阿尤福绕木”（Where are you from）吗？我原本想回答他“哎木牵尼资”（I’m Chinese）来着，但一想这么回答好像不对，等同于说废话。这老外应该是问我哪个省的人。于是我说：“我来自河南。”
“我知道，我知道。”老外兴奋地说，“在温州就有很多河南人，我还跟他们一起吃过饭。”
这老外着实霸气，又说：“我在中国十五年了！”
“那你基本上是个中国通了。”
“对，对，中国通。”
我问：“吃得惯中国菜吧？”
“还可以。中国菜，很好吃。”
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得知他是土耳其人，在中国做贸易。这才想起来，当时他是从一家清真饭店出来坐的车，而那家饭店我正好去吃过两次。
以前在小城市，大街上的老外比动物园里的猴子还少。到上海后，明显感觉各种各样的老外比动物园里所有动物都多。
有一天，我从浦东机场接两个美国人到了一家酒店。酒店门迎帮老外打开车门后，笑眯眯地小声对我说：“狠狠宰他们一顿！”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他猥琐的样子真不让人喜欢。虽然我曾幻想做一名杀手，但是真的下不了手，宰不了人，中国人不宰，外国人也不宰。
据说，“要想发得快，就得宰老外”这句话是很久以前从北京倒爷嘴里流传出来的，很多国家很多行业都有“宰老外”的“传统”，开车的、卖东西的、擦鞋的、经营旅馆或酒吧的……有些人并不是穷得吃不上饭，但却实在没骨气，能坑一个是一个，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外地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黄牛，有路的地方就有黑车。前段时间那则流传颇广的新闻又一次让黄牛和黑车上了热搜。
在浦东国际机场，一个来上海出差的老外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如火热情：黄牛和黑车司机，一黄一黑配合得天衣无缝，既热情又体贴。短短五十公里的车程，老外收到了一千九百元的账单。黑车司机的服务相当周到，在老外携带现金不足的情况下，愉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了POS机。
后来，老外的中国同事看不过去，把这件事在网上曝了光，引起一片哗然。对于这对服务周到的黄黑搭档，警察很感兴趣，想认识认识。通过POS机的线索查下去，他们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双方热情地交谈，随后，这对黄黑搭档各自都得到了一副银光闪闪的手铐、一间安静的房间以及一段可以放空的时间。简直大快人心。
一些欧美人有给小费的习惯，给了你可以愉快地拿着，不给你也不能去抢啊，是不？挣钱可以，贪图不义之财，真的需要被好好教训教训。
由于我的英语大部分都早早地“还”给老师了，所以跟外国人沟通起来有些障碍，但是总体来说都很愉快。会说一些汉语的老外，我能从他奇怪的发音里寻得真相；不会汉语的，用手机地图给我指明位置，虽然是英文版的，但通过路名也不难分辨；还有的会出示酒店的名片，那就很好办了。
直到遇到两个印度男人，我才第一次感到为难。前面的司机拒载了他们，当时还下着大雨，我想我来试试吧。然而，他们一句汉语也不会说，那种咖喱味儿的英语我一个词儿也听不明白，交流起来基本等于相互对牛弹琴。雨下得很大，我也不忍心丢下他们。看着两人身旁的几个行李箱，以及他们焦急的神情，我灵机一动：他们应该是去机场的，而国际航班一般都在浦东机场。于是我问：“Pudong airport？”
他们好像听懂了，开始点头，然后找出几页写满英文的纸递给我。我打开顶灯，看了一下，但看不明白。他们给我指了指顶端的“Terminal 1”，我猜应该是一号航站楼。那大概不会错了。我马上招呼他们放好行李，上车出发。两个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了一路，可能是印地语，也可能不是。到了航站楼，他们朝我竖起大拇指，然后愉快地付了车费。
黑人有彬彬有礼的，也有素质不高的。有一天晚上载了一个年轻的黑人，我正专心地驾驶，突然听见他在车后座发脾气，嘟嘟囔囔，也不知道是自言自语，还是在打电话，时而说英语，时而说汉语。他说汉语时，好像是在说“需要好多钱”，并且重复了好几遍。
我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摇头：这人怎么回事，是受不了上海的高消费吗？撸起袖子，伸长脖子，好好挣钱，不就行了？至于这样吗？后来我又想到他可能会耍赖，不给车费，不过事实证明我多虑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还是把钱给了。
日本人的谨慎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有家酒店的人用电话叫车，我接了单，送两个日本人到兴业太古汇。电话叫车是需要乘客额外加付四块调度费的。其中一个日本人汉语很好，所以送到目的地之后，我直接告诉他要加付四块的调度费，并把显示屏上的信息给他看。
他问：“为什么昨天没有？”
我说：“昨天可能不是用电话叫的车。”
他说：“昨天也是用电话叫的。”
我说：“平台不一样，有的平台不需要，我们平台需要。”
我解释清楚后，他把这四块加上了。
日本男人都有点大男子主义，最起码我在花木遇到的这个有。在上海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居住在花木或塘桥。当时有一家五口的日本人在花木打车：老太太，男人，女人，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还坐在童车里。乘客中只有一个成年男人，折叠童车的活不是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干吗？可他径直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犹豫一下，坐了进来。老太太摆弄了好一会儿，都搞不定。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下车帮忙，刚打开后备厢，老太太已经试着把车折起来了。
韩国人一般聚集在古北、龙柏和七宝。据说，韩国人愿意到中国来，主要是图中国的牛肉便宜。毕竟韩国大部分资源都依赖进口，很多东西都贵得离谱，一般人家舍不得买牛肉来吃。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胡扯，中国菜肴的丰富性肯定会给他们带来震撼。来中国，是个值得的选择。
那天晚上在古北，看见两个大男孩站在路边，我把车停下了。他们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坐了进来，用夹生的汉语说着什么。我听不明白，但能听出来他们是韩国人。其中一个男孩突然说：“这样吧，我要……女人！你知道？女人！”
原来是两个想寻开心的人。刚才支支吾吾都是废话，像这样直接说多好啊，我不是瞬间就明白了吗？我说了一声“OK”，就出发了。
我把他们送到了不远处的老外街（街名就叫“老外街”）。这是著名的休闲一条街，遍布着十多个国家的主题餐厅、各种风情的酒吧。至于能不能找到他们想要的，就看他们自己了。
老外街的五光十色让两个韩国大男孩异常兴奋。他们多付了十几块，神采奕奕地下车了。
还有一天晚上，我从世博园载了一对韩国的老夫妻，把他们送到了静安的一家酒店，愉快地接过他们付的二十块钱。等他们下车后，我才发现这两张十元的纸币都是上世纪发行的，一张属于1999年版的第五套人民币，还在流通，但是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另一张属于1988年版的第四套人民币，正面印着两个农民形象的头像，让我的思绪一瞬间回到童年时代。后面这张纸币肯定花不出去，留着当作纪念好了。可以想象，这对夫妻应该很喜欢中国，以前没少来，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前来中国兑换的人民币都还留着。
我的车上坐过各种各样不同肤色的老外。我总是喜欢靠着年龄、长相、语言、穿着打扮以及出没的时间，悄悄猜测他们的身份、职业、所处的行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只是我的英语，早已迷失在记忆里，短时间内不容易补回来了，想想真令人伤感。
依然记得那天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带着她的朋友乘车，递给我一张名片，地址是华山路1038弄××号。我把这个地址念给导航听，导航马上识别了。
洋妞汉语挺好，她问道：“这个字原来是‘nong’啊，不是胡同？”
我说：“小巷子，在北京叫‘胡同’，在上海叫‘弄’，都是一个意思。”
汉语很复杂，同时又很简单，英语必定也是这样。如果把我扔在美国，我肯定能学好。
车辆在延安高架上行驶，车流像江水一样流畅，道路两旁错落有致的大楼灯火辉煌。后座的一个男孩开始用手机播放一首歌，四个年轻的老外都跟着轻轻地唱起来。这首歌我没听过，也不怎么听得懂，但是优美的旋律以及车厢里轻松的气氛，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安心。我觉得，这一刻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