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2021年初夏，中篇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派快件》和《我在上海开出租》同期刊发于《读库2103》，甫一推出，这两篇“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文章就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好评。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并以此被评为“豆瓣年度作者”；我们手中这本书则是完整版的《我在上海开出租》。

“北京”胡安焉细腻深邃，段落间闪烁智慧的金句；“上海”黑桃则从容温暖，别具一种迷人的气质。读者将黑桃的故事称为“出租车版的《深夜食堂》”，“满载人间烟火，令人感到新奇，也能抚慰人心”。黑桃故事之迷人，我想可能源自其平实温和的喉音；这是他天生的。作者无意于引领我们去经历一场“繁花”奇遇记，因为奇遇总是糖霜，很甜，很短暂。沉静的叙述带我们跃入真实：细碎的对话、心理的波纹、情绪的小小爆裂。一种更深的真实。

收到试读本后，我已经沉浸其中二十多个小时。实际上，现在是第三遍重读，我边读边写，读得比前两遍都要慢。总是这样，蛋糕越甜美，我们品味的节奏就越舒缓。在第三个小时（第一遍读到三分之二处），我按下了暂停键。一个问题跳了出来：作家最好的工作台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可是个大哉问。

我想我摸到了钥匙——作家与现实世界之间，最好的那把椅子，就是出租车的主驾。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作家的烦恼主要是如何写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逐渐明白，作家的主要痛苦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故事可写。我们呆坐在书桌前，在自己的记忆里挖呀挖，挖出来的故事真令人泄气：没多大意思，生硬，做作，强行增重，自己读着都烦。那句话原话是怎么说来着？“荷马有个经久不衰的、被人用滥了的比喻：生着翅膀的语言。别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就长着翅膀，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身边一把逮住，那真是一件乐事。”黑桃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体验到了吉尔伯特·海厄特“偷听谈话的乐趣”。这才是作家该干的事！真是对虚构的解放！这句话如此轻盈，我从旁边经过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咔哒一声打开了困扰我多年的那份痛苦。

在出租车主驾的位置上，黑桃与乘客分享着一场场新鲜的小戏剧。乐观的四十岁平衡车爱好者要去买栗子，他不久前被公交车轧断了一条腿（《北方狼》）；乘出租车从上海回盐城，迅疾又跳上车返回上海的女孩，让两位大男人面面相觑（《谜一样的女孩》）……还有更生猛鲜活的：富有私奔经验的小叔出谋划策，助一对青年远走高飞（《私奔世家》）；惊魂未定的“百家乐”赌场女观众，幸运地保住了财又免了灾（《看守所惊魂记》）；拯救深陷南派传销的振江，司机你必须参与（《惊险解救》）……从高处看，平凡众生瞬间的磕磕碰碰算不上什么“历险”，更不必说“奇遇”。但这些历史不会收录、戏剧也会婉拒的小故事，正是文学之核，正是人性之镜，正如黑桃所说的，“生命的有趣之处正是在这种确定与不确定之间”。

2019年在上海体验出租车司机的经历，夹在黑桃文学性非常浓的岁月间，有一种粗粝的诗味。对此，黑桃是这样形容的，“我熟练地开车前行，像轻轻摇动一艘悠然的船，摆渡着这座城市与我有缘的乘客。”与之结缘的，是恍若等待戈多的逃单女（《一个女人去教堂》），是沉没于太平洋百货的怨婴之歌（《宝贝对不起》），是盘旋在魔都云雾间的青龙（《龙柱之谜与澳大利亚》）……这些幽暗船客，浮浮沉沉，若隐若现，凝聚成洋泾浜英语、华北方言、导航提示音与老克勒发蜡香气杂相交融的魔都云雾。独属于现代都市的诗性，对，我想说的正是本雅明的巴黎。

关于困扰我许久的那份痛苦，我曾经找到过答案。那是庞德（Ezra Pound）说的，“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is the one sole morality of writing.”（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准则。）庞德的话总有些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的意思是说，叙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足够结实。当然，这个真实，既是现实层面的真实，又是潜意识的真实。如果没有黑桃引领，我可能永远注意不到那对按图索骥的东北夫妻暗自神伤（《上海欺负人》），听不见出走孟津已大半生的台湾老者发出“李先生”的陌生腔调（《八旬老人》），难以体会错位的对话中濒临爆发的激情（《突然的爱情》）。我可能与他们多次擦肩而过？但首先我必须得有那对精准的耳朵，必须坐在那个恰如其分开展近距离侦听的主驾上。坦率地讲，我有些嫉妒：像旧木船上的老渔夫，正在嫉妒崭新邻船上丰硕的渔获。

所有人类发明的巧计，可能都有毒。比如，虚构。虚构固然美丽，但它的美丽是化合物，是化妆品，是遮蔽。由虚构撑起来的小说，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它的终点。我喜欢“笨重”的故事——笨重者有力，力量来自真实，来自于黑桃克制到木讷的叙事风。他隐身，只记录、不发言，以如此拙笨的方式展示如此“繁花”的上海众生相。慢悠悠地第三遍沉浸，我想起了伊朗导演阿巴斯，他在《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展示了一种“捕捉真实”的独特技巧：仪表台上的摄像仪记录了女出租车司机车厢内的十段长镜头，“以一种极度非知识分子的方式，为电影带来新鲜感和重量”。

幸运的是，我们手中这本书容纳了更丰富的长镜头。角色更复杂，角度更多元，更有韵味。黑桃纯以白描记录拒绝催婚的可爱女孩（《戴渔夫帽的女孩》），将无限情伤深埋上海的武汉姑娘（《握不住的沙》），东山再起的山东大哥（《江桥批发市场》），过度熟化的一群男童（《黑童谣》），中英双语吵架的精英青年（《起跑线》），迹近速写，不少故事却隐藏着令人久久感喟的“前史”。他们吐露往事的瞬间，应该有一股遏不住的激情吧？当然，推开车门，谁都会立即带好面具，在人潮人海中继续扮演既定的角色。

近年来，陈年喜、杨本芬、王计兵、胡安焉、范雨素的作品昂首大步跨入文学殿堂，广受读者的关注，我对《我在上海开出租》也同样抱有信心。“素人写作”为何动人？李敬泽一语挑明：“非虚构是在真诚和真实两个意义上的承诺。”因为这些“素人”的文字一字一句皆从泥土中来，都带着亲历者的体温和心跳。因为他们劈开了坚硬的茧房，几乎是头顶着摄像机抵近底层在为我们直播，极具现场感。这种“双重意义的承诺”，既是为我们读者，也是为他们自身。正因如此，这样的文字天然具备更野性、也更充沛的诗情。

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