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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学最可贵的品质在于生活本色,那么《我在上海开出租》就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本身。不管是启明星高挂的时刻,还是春风沉醉的夜晚,或是闷热的午后,出租车上永远有不同的人们,不同的生活。随时有最赤裸的人性,也有难以捉摸的人生。读读这本书,突然间可以了解生活那么多侧面,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不同的人,或许从此不再觉得孤独。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在上海开出租》既像出租车版的《深夜食堂》,又似现代小人物的“三言二拍”,有人间烟火,又尽显众生百态。语言轻松幽默,观察细致入微,读之恍如认识了另外一个中国。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魔都开出租是什么感受?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向读者描述了行车途中万花筒般的所见所闻,在都市的纹理深处,展示不同的人生。上海的魅力,在于其大,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过客,留下了各自的故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在地,在场,不单单提供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观看市井百态的视角,同时也恢复了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的传统。他以“纸上广播”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街头见闻,把远方的故事带给远方的人们,这种更广大意义上的文学形式,既构成了文学另一种隐秘而又确实的存在,也为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李修文(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我在上海开出租》这本书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候车大厅》这类电视剧,以一个小型空间节点作为媒介,看遍人间百态,不同的是黑桃所在的空间和媒介更具有流动性。通过这些碎片化的浅描快照,用作者的话说是“只言片语探究到无垠宇宙的一个角落”,读者可以窥见当代人与人,人与城市如何连接在一起。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把与萍水相逢的乘客的交谈逐字逐句地认真记录下来,作者黑桃用文字的黏性与温度,让在这个孤独横行的社会里生活的人们,得到心灵的休憩与慰藉。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这本书精确地道出了繁花的另一面相——在魔都开出租是有福的,如果你善于倾听。入夜,乘客跳出自己的玻璃气泡,在车上分享那短暂的放松和真实。此时此刻,上海即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邢斌(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 YXVUXHEotcWKbIi/NYJXNmLN3DeR6Fs9yka5AwNjKSEV58E5JKDyg/anuN1iOhw1



推荐序

2021年初夏,中篇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派快件》和《我在上海开出租》同期刊发于《读库2103》,甫一推出,这两篇“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文章就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好评。2023年,胡安焉出版了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并以此被评为“豆瓣年度作者”;我们手中这本书则是完整版的《我在上海开出租》。

“北京”胡安焉细腻深邃,段落间闪烁智慧的金句;“上海”黑桃则从容温暖,别具一种迷人的气质。读者将黑桃的故事称为“出租车版的《深夜食堂》”,“满载人间烟火,令人感到新奇,也能抚慰人心”。黑桃故事之迷人,我想可能源自其平实温和的喉音;这是他天生的。作者无意于引领我们去经历一场“繁花”奇遇记,因为奇遇总是糖霜,很甜,很短暂。沉静的叙述带我们跃入真实:细碎的对话、心理的波纹、情绪的小小爆裂。一种更深的真实。

收到试读本后,我已经沉浸其中二十多个小时。实际上,现在是第三遍重读,我边读边写,读得比前两遍都要慢。总是这样,蛋糕越甜美,我们品味的节奏就越舒缓。在第三个小时(第一遍读到三分之二处),我按下了暂停键。一个问题跳了出来:作家最好的工作台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可是个大哉问。

我想我摸到了钥匙——作家与现实世界之间,最好的那把椅子,就是出租车的主驾。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作家的烦恼主要是如何写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逐渐明白,作家的主要痛苦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故事可写。我们呆坐在书桌前,在自己的记忆里挖呀挖,挖出来的故事真令人泄气:没多大意思,生硬,做作,强行增重,自己读着都烦。那句话原话是怎么说来着?“荷马有个经久不衰的、被人用滥了的比喻:生着翅膀的语言。别人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就长着翅膀,它们宛如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趁它们飞过身边一把逮住,那真是一件乐事。”黑桃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体验到了吉尔伯特·海厄特“偷听谈话的乐趣”。这才是作家该干的事!真是对虚构的解放!这句话如此轻盈,我从旁边经过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咔哒一声打开了困扰我多年的那份痛苦。

在出租车主驾的位置上,黑桃与乘客分享着一场场新鲜的小戏剧。乐观的四十岁平衡车爱好者要去买栗子,他不久前被公交车轧断了一条腿(《北方狼》);乘出租车从上海回盐城,迅疾又跳上车返回上海的女孩,让两位大男人面面相觑(《谜一样的女孩》)……还有更生猛鲜活的:富有私奔经验的小叔出谋划策,助一对青年远走高飞(《私奔世家》);惊魂未定的“百家乐”赌场女观众,幸运地保住了财又免了灾(《看守所惊魂记》);拯救深陷南派传销的振江,司机你必须参与(《惊险解救》)……从高处看,平凡众生瞬间的磕磕碰碰算不上什么“历险”,更不必说“奇遇”。但这些历史不会收录、戏剧也会婉拒的小故事,正是文学之核,正是人性之镜,正如黑桃所说的,“生命的有趣之处正是在这种确定与不确定之间”。

2019年在上海体验出租车司机的经历,夹在黑桃文学性非常浓的岁月间,有一种粗粝的诗味。对此,黑桃是这样形容的,“我熟练地开车前行,像轻轻摇动一艘悠然的船,摆渡着这座城市与我有缘的乘客。”与之结缘的,是恍若等待戈多的逃单女(《一个女人去教堂》),是沉没于太平洋百货的怨婴之歌(《宝贝对不起》),是盘旋在魔都云雾间的青龙(《龙柱之谜与澳大利亚》)……这些幽暗船客,浮浮沉沉,若隐若现,凝聚成洋泾浜英语、华北方言、导航提示音与老克勒发蜡香气杂相交融的魔都云雾。独属于现代都市的诗性,对,我想说的正是本雅明的巴黎。

关于困扰我许久的那份痛苦,我曾经找到过答案。那是庞德(Ezra Pound)说的,“Fundamental accuracy of statement is the one sole morality of writing.”(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准则。)庞德的话总有些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的意思是说,叙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足够结实。当然,这个真实,既是现实层面的真实,又是潜意识的真实。如果没有黑桃引领,我可能永远注意不到那对按图索骥的东北夫妻暗自神伤(《上海欺负人》),听不见出走孟津已大半生的台湾老者发出“李先生”的陌生腔调(《八旬老人》),难以体会错位的对话中濒临爆发的激情(《突然的爱情》)。我可能与他们多次擦肩而过?但首先我必须得有那对精准的耳朵,必须坐在那个恰如其分开展近距离侦听的主驾上。坦率地讲,我有些嫉妒:像旧木船上的老渔夫,正在嫉妒崭新邻船上丰硕的渔获。

所有人类发明的巧计,可能都有毒。比如,虚构。虚构固然美丽,但它的美丽是化合物,是化妆品,是遮蔽。由虚构撑起来的小说,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它的终点。我喜欢“笨重”的故事——笨重者有力,力量来自真实,来自于黑桃克制到木讷的叙事风。他隐身,只记录、不发言,以如此拙笨的方式展示如此“繁花”的上海众生相。慢悠悠地第三遍沉浸,我想起了伊朗导演阿巴斯,他在《十段生命的律动》中展示了一种“捕捉真实”的独特技巧:仪表台上的摄像仪记录了女出租车司机车厢内的十段长镜头,“以一种极度非知识分子的方式,为电影带来新鲜感和重量”。

幸运的是,我们手中这本书容纳了更丰富的长镜头。角色更复杂,角度更多元,更有韵味。黑桃纯以白描记录拒绝催婚的可爱女孩(《戴渔夫帽的女孩》),将无限情伤深埋上海的武汉姑娘(《握不住的沙》),东山再起的山东大哥(《江桥批发市场》),过度熟化的一群男童(《黑童谣》),中英双语吵架的精英青年(《起跑线》),迹近速写,不少故事却隐藏着令人久久感喟的“前史”。他们吐露往事的瞬间,应该有一股遏不住的激情吧?当然,推开车门,谁都会立即带好面具,在人潮人海中继续扮演既定的角色。

近年来,陈年喜、杨本芬、王计兵、胡安焉、范雨素的作品昂首大步跨入文学殿堂,广受读者的关注,我对《我在上海开出租》也同样抱有信心。“素人写作”为何动人?李敬泽一语挑明:“非虚构是在真诚和真实两个意义上的承诺。”因为这些“素人”的文字一字一句皆从泥土中来,都带着亲历者的体温和心跳。因为他们劈开了坚硬的茧房,几乎是头顶着摄像机抵近底层在为我们直播,极具现场感。这种“双重意义的承诺”,既是为我们读者,也是为他们自身。正因如此,这样的文字天然具备更野性、也更充沛的诗情。

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 邢斌 YXVUXHEotcWKbIi/NYJXNmLN3DeR6Fs9yka5AwNjKSEV58E5JKDyg/anuN1iOh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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