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致命乐透

人人手中都有一张死亡奖券，每年都有许多人不幸中奖。

——拉孔达明 ¹

1739年7月13日，伦敦保罗码头。阳光透过高高的拱形窗，洒在圣贝内特教堂（Church of St Benet）的地板上，此时，教堂内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新娘是赫特福德下议员纳撒尼尔·布拉西（Nathaniel Brassey）的独女玛丽·布拉西（Mary Brassey）。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了这座由牛血色红砖和波特兰石建成的教堂，它坐落于帝国首都的中心地带，正好处在泰晤士河和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之间——后者同样是雷恩的杰作。婚礼上，托马斯和玛丽在英国圣公会牧师面前宣读了婚礼誓言，这公然违背了贵格会拒斥神职制度、重视个人“内心灵光”的原则。这场婚礼被载入圣公会的教区记录，而在贵格会自己一丝不苟的记录里，则充满了对托马斯“外婚”的错愕，以及教友们为劝他悔改所作的努力。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这桩婚事对雄心勃勃的外科医生托马斯来说并无不妥，甚至还有诸多利好因素。玛丽的父亲纳撒尼尔·布拉西不仅是政治家，还是银行家，纳撒尼尔的父亲是富有的银行家且信仰贵格会，不过纳撒尼尔并未将父辈的贵格会信仰一并继承下来。玛丽的妈妈碧希娅（Bithia）是约翰·弗赖尔爵士（Sir John Fryer）之女，弗赖尔爵士拥有男爵爵位，是商人，还是有名的长老会信徒。但对于赫特福德贵格会的教友们而言，与教外之人结婚是“不守规矩之举”，这会破坏社群的纯洁性，不能坐视不管：约翰·普赖尔（John Pryor）和托马斯·格拉布（Thomas Grubb）被派往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家，他们的任务是“努力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² 二人确实去拜访了托马斯，不过，赫特福德贵格会组织的记录显示，托马斯虽洗耳恭听却不为所动。记录称“他当下似乎不愿倾听真理之声”，并且二人表示会再次前去拜访。后来，第二次拜访也失败了，但教友们坚持不懈，“本着对他的关怀”，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迷途知返。

1741年，普赖尔和格拉布第三次叩响了迪姆斯代尔家的大门。这一次，托马斯告诉他们，他已经没有什么要向贵格会交代的了。二人终于放弃了“让他认识并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希望。针对托马斯的所作所为，教友们起草声明称，他迎娶了一位“不属于我们这一宗教团体的人，这一做法违背了善的秩序，也破坏了公谊会的既有纪律”，并且经过教友们的屡次请求仍拒不悔改。赫特福德贵格会团契认为他的行为“与我们共同信奉的信仰相抵触”，进而宣布“直到他为上述罪行真心感到悲痛之前，我们无法将他视为贵格会的一员并与他团结一致”。这份声明被宣读后，于1742年送到托马斯的手上。这名从小到大一直是虔诚信徒、其信仰传承可以追溯至该教派建立之时的年轻人已经——按照贵格会独有的说法——被“抛弃” 了。

对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来说，要在赫特福德这个小小的集镇上冲破贵格会信仰的束缚，是一件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事情，更何况他很可能还面临家人的反对。但他总是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并非会轻易改变自己想法之人。他深爱着玛丽·布拉西，哪怕与她结婚需要站在牧师面前起誓，他也选择一往无前，心甘情愿承担后果。被逐出贵格会后，他挣脱了令人窒息的条条框框，可以自由地追求医学抱负，并攒下一笔可观的财富——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但他其实是很爱财的。

这对新婚夫妇不曾料想的是，托马斯的自我牺牲只换来短短几年幸福时光。1744年2月，二人喜结连理后不到5年，玛丽便撒手人寰，且未留下子女。托马斯32岁就痛失爱妻——他情愿为之抛弃信仰——成了鳏夫，这让他备受打击，陷入迷惘。他去找好友约翰·福瑟吉尔博士（Dr John Fothergill）寻求建议。福瑟吉尔是贵格会成员，出生于约克郡（Yorkshire），是一名天赋异禀的内科医生，也是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同僚。

后面发生的事情证明，福瑟吉尔的支持实质性地改变了托马斯的人生轨迹。当时，福瑟吉尔在伦敦的医学界和贵格会圈子里都颇具影响力，他为悲痛不已的年轻鳏夫托马斯提供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和他一起为英国军队筹款，支持镇压詹姆斯党，后者是试图推翻汉诺威王朝乔治二世的统治、复辟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叛军。 ³ 1745年末，趁英军大部队被欧陆战事牵制之机，“小僭王”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Young Pretender”Prince Charles Edward Stuart）带着苏格兰人朝伦敦进发，已行进至英国境内，即将到达德比郡（Derby）。英国志愿军集结起来为保卫王室浴血奋战，但他们补给不足，衣物单薄，很难挨过异常寒冷的冬季。贵格会信奉和平主义原则，其信徒不可参战或资助军火，于是他们选择筹集资金来为士兵——总数大约为1万人——提供双排扣毛料马甲和马裤。 ⁴ 这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善举，托马斯出于良心捐了不少钱。

衣物短缺并非是英军面临的唯一困难：他们想阻击叛军，但军医稀缺，疲于应对伤病——托马斯终于有机会提供专业帮助而非仅进行慈善捐赠了。他仍然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赫特福德“不务正业”，再次向福瑟吉尔寻求建议后，他成了一名不收费的志愿军医。 ⁵ 他北上兰开夏郡（Lancashire），在普雷斯顿（Preston）加入了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塔斯王子（Prince William Augustus, Duke of Cumberland） 率领的皇家陆军，并随队开赴卡莱尔（Carlisle）——苏格兰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占领了这座被守军抛弃的城市。

托马斯为自己“做了一份有用的工作”而感到解脱，此后他回到赫特福德，未曾想，在这里，他再次邂逅了幸福。1746年4月，英军终于在卡洛登战役（Battle of Culloden）中重挫并镇压詹姆斯党人叛乱。不到两个月，托马斯再婚了，而且这次的结婚对象——他亡妻的表妹安·艾尔斯（Ann Iles）——仍非贵格会教友。二人的婚礼在伦敦霍克斯顿阿斯克医院（Aske’s Hospital in Hoxton）的礼拜堂举行，这栋带有柱廊的优美建筑归男装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Haberdashers）所有，该协会是伦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行会。托马斯·迪姆斯代尔这位原本隶属贵格会的局外人如今已被男装公会接纳，并成为会员。他的妻子安来自赫特福德附近的罗克斯福德村（Roxford），嫁给托马斯时带了9000英镑巨款作为嫁妆。为此，她的家人甚至起草了一份婚前协议，规定了在二人婚姻出岔子的情况下这笔钱应如何处理。

托马斯曾一度深陷丧妻之痛，并自我放逐于贵格会社群之外，但此时，他已经从悲痛中走出来了。虽然安的娘家人态度很谨慎，但他们二人的婚姻持续了32年之久，还养育了7名子女。在安去世时，托马斯写道：“我们两个一致认为，我们的结合无比幸福。”他把美满的婚姻生活归功于妻子“富有魅力、顺从的脾气和对我的温柔关怀”，并坦陈“我内心很清楚，我有缺点，但我的爱人非常伟大”。 ⁶ 此时的他也有了经济上的安全感。此前，财务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甚至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仅仅三代人之前，不从国教的迪姆斯代尔家还饱受贫困和牢狱之灾的折磨，受此氛围熏陶的托马斯深知，唯有金钱可以确保他在世上的地位。除了安带来的财富之外，托马斯还从父亲约翰·迪姆斯代尔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约翰的遗孀苏珊娜·迪姆斯代尔夫人于1745年去世后，这笔资产又进一步得到扩充。苏珊娜的遗嘱提及“我名下的各类马车 ”，这反映出当时英国一名事业有成的医生所拥有的交通工具种类之丰富，以及他生活的阔绰程度。 ⁷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托马斯经历了爱与别离，这两段经历也表现出他追随自己内心所想的坚定意愿，为此甚至不惜违逆他那道德高尚但充满条条框框的宗教社团。他曾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又自愿放弃舒适的小镇生活，在严寒的冬季去往棘手的战争前线医治伤病军人。他仍旧秉持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信念，却也目睹了战争现场的残酷和背后的政治运作。也是在这一时期，托马斯在行医中引入一种突破性的新技术——它极为重要，托马斯恨不得让它马上实现普及。这项技术就是天花人痘接种。

当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开始为赫特福德等地的居民接种人痘时，关于这项技术的争论已经过了用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相互攻讦的阶段，至少在医学界内部，人们对该技术起到的积极作用达成了广泛共识。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的宣传活动和随后的“皇家实验”引发了公众对人痘接种这种预防性治疗手段的强烈兴趣和激烈争论。但仅凭榜样的力量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关于公主、囚犯和孤儿的叙事即将让位给一种新手段，它对于人痘接种的普及而言十分关键：在统计数据面前，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如上文所述，1721年8月，纽盖特监狱的犯人们接受了人痘接种实验，此后不久，托马斯·内特尔顿（Thomas Nettleton）就从报纸上获知这一消息，他是一名内科医生，毕业于荷兰名校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在家乡约克郡西区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工作。哈利法克斯的主要产业是羊毛纺织，横扫英国的天花疫情对这座城市及其周边丘陵地带的村落造成了巨大破坏，许多人不幸殒命。面对重病的患者——“他们的状况令人叹惋，到了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手段能缓解他们痛苦的地步”——内特尔顿作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他要亲自尝试这种“有望使许多人轻松、平安地度过残酷瘟疫”的新技术。 ⁸ 几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期刊上曾介绍土耳其实施人痘接种的做法，内特尔顿按照文章记载的方法，在一名被试者的一侧手臂和对侧腿上做了切口，并向其中注入两到三滴从天花病人身上取出的脓液。这一疗法的效果“远超我的预期”，这让他倍感欣慰。首位被试者顺利康复后，内特尔顿又用他自己摸索出的简易技术为当地40多人进行了接种，其中无一人死亡，副作用也不甚明显。天花的残酷性处处可见：在内特尔顿的记录中，他为一名女孩接种了人痘，而这个女孩的家人“此前已经因天花而先后埋葬了3个子女”。

弊端只有一个：他的努力遭到了许多“无恶意”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人痘接种并不合法，有的甚至还散播“错误的、毫无根据的言论，极大地歪曲了事实”，这让内特尔顿有些沮丧。流言让一些家长迟疑、却步，他们拒绝为自己和孩子接种，最终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人痘接种才刚刚起步，而反对接种的虚假消息就随之出现并更为迅速地四处传播。

远离伦敦、独自开展试验的内特尔顿需要首都伦敦的证据说服当地的反对者。他把自己的研究发现分享给了他在伦敦的朋友和同行威廉·惠特克（William Whitaker）医生。惠特克把内特尔顿的信交给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詹姆斯·朱林（James Jurin）——一位颇有名望的内科医生和老练的数学家。此举意义非凡。1722年5月，就在两位公主接种人痘后不久，英国皇家学会听取了这份来自哈利法克斯的惊人报告，朱林立刻请求内特尔顿提供更多信息。内特尔顿在答复中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近况，以及“在我们经验允许的范围内”对天花自然感染和人工接种的危险性“进行对比”，以评估该疗法是否安全的决定。 ⁹

内特尔顿收集了约克郡及附近兰开夏郡、切斯特郡辖下各个城镇（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的天花死亡数据。他发现，在疫情期间自然感染天花的3405人中，有636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到五分之一；相比之下，他在当时予以人痘接种的61人则全部存活。他做了一个简表，把每处地点的天花病例和死亡人数明列其中，并把这种对照的做法推荐给朱林：“我很清楚，你在得到确切结论之前，一定要先进行大量观察。”内特尔顿指出，即便有人在接种人痘后死亡，至少还可以用所谓的“商人逻辑”来衡量这些数字：“把盈余和亏损记下来，看看差额是出现在哪边……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判断。”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内特尔顿对死亡率进行比较的做法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医学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722年内特尔顿对接种人痘安全性的分析可以说是已知的首次在医疗手段效用评估领域应用量化方法。 ¹⁰ 这位来自约克郡的医生使用直接获取的数据来评估这项新技术，用数据证明，而不是按照以往惯常的做法，基于个别医生依据少量病例形成的主观意见，或是依靠上溯至古典时代的传统权威得出结论。

在纽盖特监狱囚犯身上进行的实验招致了部分伦敦居民对人痘接种的抵制，面对这一状况，朱林接受了内特尔顿的提议，准备用量化的方式确定这种新疗法到底安不安全。他开始对数据进行分析，但走的是阿巴思诺特的老路，即根据不甚可靠的伦敦死亡统计簿登记的历史数据计算天花的死亡率。众所周知，伦敦死亡登记簿上登载的死亡原因并不可靠。不过，考虑到许多婴儿在有机会接触到天花之前就会因其他疾病而夭折，朱林还是对统计方式作出了一些调整。他最终做出的表格显示：平均而言，除婴儿外，人类自然感染天花后死亡的概率为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

除了对某种特定疾病的死亡率进行量化之外，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对其相应干预手段的致死风险进行量化，内特尔顿的做法就是示范。运用“商人逻辑”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至少有助于我们回答人痘接种带来的两大疑问：该疗法的风险是否显著低于天花自然感染？以及，它能否提供终身免疫？与内特尔顿一样，朱林也开始搜集关于这一新疗法的最新数据。与通过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和在英国北部各地的熟人网络收集信息的内特尔顿相比，身为英国皇家学会秘书的朱林更容易得到英国全国范围内甚至国外的大规模数据。他首先筛出了15名开展人痘接种的带头人，主要是专业的医疗工作者，包括内特尔顿以及御医查尔斯·梅特兰和克劳德·埃米扬等，但除他们之外，还有一名“来自莱斯特郡（Leicester）的妇女”位列其中，她成功地为8人完成了接种。在由这15人接种的182名天花患者中，仅有2人死亡。 ¹¹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西洋彼岸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波士顿也在进行类似的实验。著名的清教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从他的仆人奥尼西姆斯（Onesimus）那里听说了人痘接种。奥尼西姆斯对马瑟解释说，这在他北非老家那里是常规操作，他本人也早已完成了接种。 ¹² 与内特尔顿一样，马瑟从《自然科学会报》上读到了有关奥斯曼帝国境内人痘接种实践的报告，他发现这竟然就是自家男仆说过的那种技术，于是他给英国皇家学会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难以置信：“这项技术应该在英国开展实验并进行推广，但我们竟然还无动于衷？”1721年，一艘停靠在波士顿的船把天花疫情带到了这座城市，值此之际，马瑟成功说服了当地一位名为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Zabdiel Boylston）的医生对人痘接种进行实验。这项提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人甚至向被试者睡觉的房间扔了一枚点燃了引信的手榴弹，幸好它最后哑火，并未爆炸。手榴弹上绑着一张字条：“科顿·马瑟，你个狗东西，去你的吧。我用这玩意儿给你接种，崩你一脸麻子。”到最后，实验结果的“爆炸威力”远超这枚哑弹：在接种人痘的近300人中，只有5人死亡；相比之下，在这波疫情下以自然途径感染天花的5000余名波士顿居民中，死亡人数接近900人。 ¹³

在英国皇家学会位于伦敦弗利特街克兰大楼（Crane Court）的总部里，戴着垂肩假发的朱林面色凝重。他正在伏案工作，有条不紊地计算着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实时数据。终于，他放下手中的笔，吹干一组新表格上的墨水。这些最新数据——它们全部基于直接观察，朱林强调其来源具有十足的权威性——表明，在新近暴发的几次天花疫情中，全年龄段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几乎高达五分之一，也就是将近19%。与此同时，在英国，人痘接种的致死率仅为九十一分之一，也就是稍稍高于1%。波士顿的情况稍有不同，当地的人痘接种实施范围更广，就连孕妇和围生期妇女也接种，即便如此，其致死率也不过六十分之一。 ¹⁴

人痘接种的相对安全性已经很明晰了，但朱林并未叫停他的数据收集计划，反倒加大了收集力度。他决定编写年度报告，“直到人痘接种的实践能够建立在坚实而持久的基础之上，或是被公正地彻底摒弃”。只有“事实和经验”能带来答案。他年复一年地在《自然科学会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接种师们把接种者完整准确的病历和完成接种后的结果寄送给他。来自英国内外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乃至许多非专业接种师为他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博伊尔斯顿从波士顿漂洋过海来到伦敦，亲自向英国皇家学会呈上了他的专著，在此书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新英格兰为不论黑奴还是白人实施的每一例接种，并提出了关于人痘接种作用原理的猜想。

朱林和他的继任者约翰·雅各布·舍赫泽博士（Dr Johann Gaspar Scheuchzer） 不厌其烦地核查了每一宗病例，补全其中缺失的细节，并提取出关键数据。他们每年都会发布报表，按照年龄分组展示各个年度天花的自然死亡率和人痘接种致死率。他们的报告中还提供了人痘接种致死病例的临床细节，旨在充分保证透明度，让读者能够自行评估风险。围绕着人痘接种的争论不断升级，面对双方的争论，舍赫泽承诺道：“我将不断努力，摒除我个人观点的影响，行历史学家之职责，准确、中立地陈述通过调查发现的事实。”这项计划于1729年宣告结束，共产生了897份在英国接受人痘接种的案例报告和329份在波士顿以及其他地区接种的案例报告。 ¹⁵ 经统计，人痘接种的总体致死率仅为不到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天花自然感染超过六分之一的致死率。

历史的发展证明，朱林这一数学方法是颠覆性的，不仅因为它提供了有分量的支持人痘接种的证据，还因为该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公正性——这在高度情绪化的激烈论战中显得难能可贵。口耳相传的经验本质上充满主观性，容易被人曲解以证实其心中既有的观点；而匿名化的数字则赋予所有数据相同的权重，因而可以让人进行更冷静的分析。来自兰开夏郡博尔顿（Bolton）的内科医生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曾于1726年致信朱林，对其表示赞许：“我认为你致力于用事实说服世界的方式公平、公正，并且我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消除对人痘接种的偏见。” ¹⁶ 诺丁汉郡（Nottingham）的约翰·伍德豪斯博士（Dr John Woodhouse）则发来了他“衷心的感谢”，他预测，朱林的年度报告终将“说服所有反对人痘接种的人，并将这种医疗实践确立下来以造福全人类”。

虽然迪克森博士等医疗同仁皆抱有热忱，但其实“说服世界”这个任务远比他们所设想的更具挑战性。数字论证在医学领域一登场，就遭受了现代统计学方法仍然无可避免的质疑：它使用的数据正确吗？用于对比的标准公平吗？批评的声音指出，在英国，接受人痘接种的群体大部分来自健康状况良好的富裕阶层，从他们身上得出的统计结果并不能用来和自然感染天花死亡人群的数据对比，因为后者通常是健康状况欠佳的穷人。

1724年的一篇文章赞扬了朱林运用“清晰明确的事实来证实或推进人痘接种”的努力，但也不无讥讽地指出，他的数据并未“驯服”那些反对此疗法的声音：

它的反对者是用怎样的暴戾和恶意在对待它啊！新闻报刊上充斥着虚假的断言，对真理毫无顾忌地羞辱！不，就连讲坛也在牧师的狂热之下颤抖着……它被说成是蓄意谋杀！是新型的、邪恶的推定！是对上帝特权的侵犯！是在用人类的傲慢取代上帝的工作！ ¹⁷

尽管批评声四起，知识建立的基础还是向实证主义的方向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变。英国医学界越发重视实证经验和直接证据，而非承袭自前人的理论。实证原则早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就已被确立，在这一意义上，医学界的行动其实已经算是迟到。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百年前为所谓“自然科学”——基于经验的新科学形式——改革开创先河，他敦促人们摒弃传统权威的教条，转而支持以直接的、有章法可循的自然观察和归纳推理为基础的科学探索。在培根对新科学的论述里，作为分析基础的计算过程至关重要：《新大西岛》（ New Atlantis ）中，培根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科学社会乌托邦，这个社会设有研究机构，在其中工作的“编纂者”负责将实验结果整理成表格，“以便更好地梳理通过观察搜集的内容并从中发现真理”。

培根被誉为“经验主义之父”，他的影响力巨大，促成了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该机构的宗旨就是通过实验探究第一手资料来获得知识。学会成员决心以事实标准检验一切陈述的真实性，这体现在英国皇家学会简洁的会训中：“Nullius in verba”，意为不把任何人的话照单全收，自己去思考真理。

另一位科学革命巨擘牛顿是英国皇家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后来也担任学会主席一职。牛顿1687年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揭示了支配宇宙的物理规律，他对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的解释为自然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模型，在这套模型中，可量化的力按照能以数学语言表达的一般法则发生作用。1703年，即将开启长达24年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任期的牛顿在提交给学会的规划书中写道，自然哲学需要“通过观察和实验确立这些法则，再基于这些法则去推导万物之因果”。

长期以来，医学界一直深深根植于古典时代的体液理论，信奉个别内科医生的个人权威，抵触经验主义的思考方式，只有进行了更多直接观察的外科医生对医术革新做好了准备。而在当时，医学也开始采取以实证为基础的新方法，逐渐变得更加科学，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更“哲学”。如果行星和潮汐的运动都可以被人类测量和准确掌握的话，那么为什么人体的内部组织和作用机制不可以呢？理性和自然法则能代替神意、概率或迷信，成为人类理解疾病的新钥匙吗？

天花人痘接种这种前所未有之事是反直觉的，没有传统医学理论的支持，然而它的有效性却得到了经验的证实，这可谓是方兴未艾的科学精神的极佳体现。朱林是牛顿的追随者，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和医学。他系统评估了人痘接种的风险，使其相对风险得以量化，其效用也可以接受理性的检验。这种干预手段的本质在于变不可控为可控：医生们再也不需要与致命的天花作徒劳的对抗了；他们能掌控天花的发病及其严重程度，并将其致死与致残的风险降至最低。

人痘接种是科学方法的象征，它有着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增进人类福祉的潜力。以理性推动人类智性与文化进步，以实现更广泛的自由和更美好的世界，人痘接种彰显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信条。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是启蒙运动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曾公开支持人痘接种。伏尔泰的《哲学通信》（ 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 ）是关于英国政府、政治、宗教、文学和科学状况的杂文书信集，此书基于他在1726—1728年在伦敦生活的经历写成，其中一封信就是颂扬人痘接种的。他称赞人痘接种最初的推广者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信中称她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英国妇女” ）、卡罗琳亲王妃（信中称她是“一位在王位上的可爱的哲学家” ）二人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并认为人痘接种是一项开明进步的事业，在《哲学通信》一书中，和《谈种痘》这封信并列的内容是伏尔泰对培根和牛顿思想的分析。 ¹⁸ 他还把务实的英国人对人痘接种的欢迎态度同法国等地对它的抵制进行了对比，赞扬詹姆斯·朱林那影响力与日俱增的量化数据工作。人痘接种无论是作为一种医疗干预手段还是作为启蒙思想的一种象征，都得到了这位启蒙思想家长期的热情支持，这对于大约40年后说服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人痘接种，并将其在俄罗斯帝国境内进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伏尔泰返回法国时，人痘接种已在英国境内得到充分认可，甚至成为最早的英文百科全书之一——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百科全书》（ Cyclopedia ）——当中的词条。《百科全书》出版于1728年，副标题为《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它对“人痘接种”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用于将瘟病从一个主体移植至另一个主体，特别是用于移植天花；此种做法对于我们而言是全新的，但在东方国家却自古有之。书中对人痘接种的好处也有清楚的说明：可以选择在接种者年龄合适、身体康健且季节时令俱佳的情况下完成接种，接种后人们获得与自然感染天花相同的免疫力，“而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钱伯斯在《百科全书》中对“最佳方式”的描述表明，虽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在土耳其所见的民间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但英国的医生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动，使之符合他们的既有观念。在君士坦丁堡 ，妇女们所做的不过是用钝针刺破皮肤；而在英国，医生们会用手术刀在病人的一侧手臂及该手臂对侧的腿上切出很深的切口，再将浸有天花脓液的小块棉絮敷在切口上，用绷带固定，几日后再拆除。同时，依照古典医学的原则，在接受人痘接种手术前，接种者至少要花3周时间来平衡体液，确保身体能以最佳状态应对接种的毒素。接种前，他们需要保持清淡饮食——以素食为主，绝不能饮酒，并进行放血催泻，这有助于保持体液平衡和防止发热。这种饮食习惯在接种后仍需继续坚持，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和生活方式来针对性地调整疗法和药方。包括恢复期在内，整个接种过程可能会持续两个月——这还是在没有发生切口感染等并发症的情况下。

包括玛丽夫人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批评说，医生们在刻意让原本很简单的程序变得复杂，这不过是因为他们想强化自己的权威地位，从对他们言听计从的贵族客人手中赚取更多的钱财。不过，虽然人痘接种最终肯定会成为一些人的“摇钱树”，但与其说这一套成本不菲的准备与治疗流程是出于贪欲，不如说它是当时的医生——和他们的接种者——为把新发现融入旧范式所作的努力。启蒙思想和定量分析为人痘接种这一激进的科学创新铺建了台阶，但在最初阶段，塑造其面貌的是沿袭了数百年的体液理论和既有的医疗实践。

进行人痘接种的操作十分复杂、耗时过长且价格高昂，这导致其在进入英国的头20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只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实现了推广——他们想让子女建立起免疫，而且通常还要让用人们一并接种以防家庭内部发生交叉感染。有些关于接种致死的报道和对接种者可能成为传染源的恐惧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再加上天花发病率一度下降，这使得人们对人痘接种的热情一度消退。即便是始终坚定倡导接种的英国王室，其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743年11月，时年5岁的乔治王子——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和亲王妃的长子、后来的乔治三世——感染了天花，不过据报道称，“虽然情况有些危险，但它大概率是致病性不强的天花类型”。 ¹⁹

可这只是暂时喘口气罢了。18世纪40年代，天花疫情在英国卷土重来；50年代初，天花再一次成为英国全国性流行病，人们重新感受到天花的威胁。公众的恐惧始终是人痘接种最有力的推手，很快，接种工作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尽管偶发的致死事件会打消一些人的接种意愿，穷人对这种做法的信任程度也仍然远远不及富裕阶层，但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关于人痘接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疑虑早已烟消云散。来自萨塞克斯郡拉伊镇（Rye in Sussex）的医生托马斯·弗雷温（Thomas Frewen）在174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人痘接种的文章中指出，“人痘接种在过去已经取得了成功，如今，这一成功可以说是建立在无比坚实的基础之上的，足以堵住反接种者的嘴，并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 ²⁰ 他承认，人痘接种的反对者不少，但“大部分都无足轻重；他们试图通过散播失真的消息和凭空捏造的故事来诋毁这一医疗手段，而非诉诸论证或经验”。他还呼吁人们把视线移回清晰明确的大规模数据上：比起针对个别失败案例“心怀鬼胎地大呼小叫”，人们更应该做的是“依据统计数据来权衡人痘接种的利弊”。

乔治王子发病后不久，他的弟弟爱德华王子和奥古斯塔勋爵 就用他脓疱中的感染物完成了接种。汉诺威王室家族成员内部积极推广人痘接种的做法，可被视为英国最高层为这种疗法的背书。但是，英国尚未建立全国性公共医疗制度，这也意味着在整个18世纪，人痘接种并未得到自上而下的推广。至于医学界，由于监管不力，加之传统层级从属制度的削弱以及教育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缺失，英国医生们只是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人痘接种服务。

对那些无力负担接种成本的人来说，私人慈善机构填补了政府的缺位。虽然直到18世纪晚期才出现有组织地为穷人提供普惠性人痘接种的活动，但是早在1744年，伦敦孤儿院——该机构创办于1739年，创始人为慈善家托马斯·科拉姆（Thomas Coram）船长——就已开始为新入院的“弃儿”做例行人痘接种。这些孩子容易感染疾病，他们通常是未婚妈妈所生。该院理事会成员均大力支持此举，其中包括医疗顾问、著名医生与传奇的博物学家、收藏家兼毒药专家，曾为天花疗法的优劣之争与人以命相搏的理查德·米德博士。由于伦敦孤儿院拥有对孤儿的监护权，且人痘接种已被证明是救命之法，因此强制接种并未遭遇阻力。其理事会曾在报纸上不无自豪地宣称：截至1756年4月，该院共为247名儿童进行接种，其中仅1人死亡。

本着同样的、以切实减轻人们痛苦为目标的慈善精神，另一家开创性的慈善机构于1746年成立，这就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天花与人痘接种医院（Middlesex County Hospital for Smallpox and Inoculation），后来被人们普遍称为伦敦天花医院。为避免传染，伦敦其他医院被禁止收治天花病人，伦敦天花医院除了收治自然感染的天花病人之外，还首开机构接种之先河。天花的预防工作开始从贵族家庭花费不菲的私人治疗转向针对所有社会阶层的普惠性医疗实践。正如伦敦天花医院理事会的报告所言，毕竟，“尽管下等人和上等人感染天花的概率没什么差别，但前者在这种可怕的疾病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²¹

作为全欧洲首家专项医院，伦敦天花医院在搬进永久性建筑之前是开设在帆布帐篷里的。想要在该院接种人痘的人需要先进行为期4周的隔离准备。一旦确定他们并未有过自然感染天花史，医务人员就会为其接种。接种后，接种者会在隔离中再度过3周的恢复期。这个过程有些漫长，限制了潜在接种者的数量，但接种规模还是缓慢地增长到了每年1000人左右，而接种死亡率仅为六百分之一。不过，医院还是受到了指责，该院被控诉主要服务富人家的仆人们。出于对天花扩散的担忧，医院附近的居民还曾要求将其关闭，但并未成功，于是转而对出院的接种者们进行激烈的辱骂，这些接种者们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尽快溜走。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伦敦天花医院无出其右的专业性和管理运营还是很快吸引到外国医生的关注，他们迫切地想要学习英国在这一新技术领域中的进展。随着伦敦天花医院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欧洲大陆，各路名医从日内瓦、瑞典、荷兰和法国远道而来，学习人痘接种技术，并把这种技术带回他们的祖国，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位来自俄国的访客：曾在剑桥学习、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男爵曾亲自前往伦敦天花医院，观摩机构在接种方面的实际运作情况。几年后，作为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医学院首任院长的男爵，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亲自在冬宫迎接远道而来的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并为女皇和托马斯担任翻译。

在医疗机构之外，英国社会对人痘接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医疗行业内旧有的分工也随之变得模糊。传统上，外科医生只负责接种手术中在接种者皮肤上切口的环节；药剂师则负责开具处方并配药；而更有利可图的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环节则由内科医生垄断，因为他们——至少在理论上——熟知人体内部的运作规律，是此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但现在，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也挤进了内科医生的专长领域。这让内科医生群体大为不满，于是，他们也操起手术刀，开始以至少10基尼 （这差不多是一个熟练技工100天的工资）的价格为病人提供“全程”接种服务。良莠不齐的业余接种医生也开始出现，他们面向无力支付内科医生高额医疗费用的人开展低价业务，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这些业余接种医生中，有些人做得不错，而“庸医”的评价对有些人甚至都是谬赞。1752年，《绅士杂志》（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的一篇来稿警告称：接种费用高，“必然会使不少人——不，应该说是绝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它带来的益处”，这是最早的关于普及人痘接种的呼吁之一，“一般来说，穷人必然无法享受其益处”。 ²² 该文作者注意到，即便是生活水平远高于贫困线的农民和商人也无力负担为全家接种的开支，尽管这种手术本身其实很简单，就算非专业人员——哪怕是家庭主妇，只要她不晕针——也能安全地完成。作者也为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决方案：应按照伦敦天花医院的模式在整个联合王国范围内建立慈善机构网络，把人痘接种服务惠及“所有阶层的人”：个人应该自主选择他们认为靠谱的人来为其进行接种手术；医生们则需要降低收费标准，并为穷人免除接种的费用。

同一时期，媒体上刊发了大量有关人痘接种的论述，这些论述在英国、北美和欧洲大陆等地区流传甚广。出生于爱尔兰的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James Kirkpatrick）医生在1754年出版的《人痘接种分析》（ Analysis of Inoculation ）一书正是其中之一。书中，柯克帕特里克亦提出了类似的想法，诸如建立全国性的隔离医院体系、降低接种费用等，他甚至还主张为所有年满5岁的儿童实施接种。 ²³ 不过，他抨击了针对内科医生的排挤行为，认为内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对于据实调整手术方案以适应每个病人不同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但无论如何，他的长篇大作很快就被视作该领域的权威参考文献。此书准确而详细地列明了适用于各个年龄段和各种体质的术前准备方案，例如大黄可以用作泻药，帮助儿童排出体内的寄生虫；而需要放血、催吐和催泻的成年人则可以使用金属锑和被普遍视作万灵药的氯化亚汞。柯克帕特里克的饮食指南也极为详尽，他非常赞成服用应季的“上好的芜菁和多汁的菠菜”，并表示自己已经打消了对于芦笋益处的疑虑。尽管柯克帕特里克一再强调内科医生的个人判断非常重要，但他依据接种者的年龄段制定诊疗方案的做法，其实是人痘接种程序标准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体现，这一趋势最终将推动人痘接种惠及更多人群。

《人痘接种分析》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并流传甚广，它的地位远非普通的医疗指导手册所能及。在该书开头部分，柯克帕特里克愤怒地驳斥了宗教界对人痘接种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此疗法并非是对神的意志的挑战，而是“神发现的方法”，人类应该在神赋予的理性的指引下积极地追寻这种“对生命有如此不容置疑的益处的做法”，人痘接种完美地契合了启蒙价值观，正好处于“理性和阳光的安详地带”，而对它抱有偏见的批评者则迷失在黑暗之中；除了神意和理性，王室的示范效应也同样宝贵——这将是俄国从英国学习到的另一个宝贵经验。这本书是献给乔治二世的，柯克帕特里克称赞道，国王在25年前让女性子嗣接种人痘这一“明智和果决”的行为“保住了他成千上万的子民，这些子民都是他政治意义上的儿女”。

尽管一些神职人员仍对人痘接种持怀疑态度，但在英国的医疗机构中，此种疑虑已经消失殆尽。1755年，英国皇家医学院正式批准了天花人痘接种。英国皇家医学院注意到，人痘接种在英国取得的成功“被外国人歪曲了”，其观点是，早先存在的诸多反对意见已经“被经验所驳倒，目前在英国，人痘接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推崇，施行范围也更广，英国人民认为这是对增进人类福祉最有助益的做法”。 ²⁴

就在英国向人痘接种张开怀抱之际，欧洲大陆某些地区的人却仍未打消怀疑，一些国家甚至还表示坚决反对。即使有一道英吉利海峡相隔，天花的破坏力也并无差别。就在英国王室高调地接受人痘接种的同一时期，德国和意大利也对该技术进行了初步试验，最终却没有坚持下来。在法国，围绕着人痘接种，先进知识分子与保守的医疗界以及强烈抵制该技术的天主教会之间爆发了一场文化战争，促使人们对决策的本质和风险展开了深刻的辩论。

伏尔泰于1733年发表了一封为人痘接种辩护的公开信，但这封信在发表后不久就在法国被禁了。信中说道：“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说英国人又傻又疯的声音不绝于耳，傻是因为他们一边想要防止孩子感染天花，一边又主动为之接种天花；疯是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竟只是为了制止一种并不一定会发生的灾难。”与此同时，英国人则“称其他欧洲人怯懦而残忍，怯懦是因为他们害怕让孩子承受哪怕一丁点的痛苦，残忍是因为他们情愿让孩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因天花而丧命”。 ²⁵

即使考虑到伏尔泰对讽刺性挑衅话语的偏好和对其祖国僵化制度的失望（以及他本人在1723年巴黎那波疫情下感染天花的惨痛记忆），他对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相互看法的总结大体上也还是准确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ⅩⅤ）的祖父大太子路易（Louis the Grand Dauphin）于1711年罹患天花去世，但这并不足以说服路易十五效仿海峡对岸的王室为子嗣接种人痘，他这一决定的代价是3名子女的生命。英、法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是政教分离的，且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英国皇家医学院都不对公共卫生事务负责；而在法国，医疗管理则由大学的相关院系紧紧把持，大学的招生数量有限，经培训合格的医生也只能获准在大学所在地执业，这种自上而下的僵化制度对新的观念，尤其是外来的观念非常抵触。巴黎索邦大学的医学院（The Paris Faculté de Médecine at the Sorbonne）对该国首都的医疗事务拥有完全自主的话语权，该机构和法国王室御医之间长期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扼杀了医学创新。英国职业医生可以操刀为任何一位信任他们的患者提供治疗，但在法国，这样做会触犯法律。

在人痘接种这一点上，法国与英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英国，支持接种的声音来自医生和科学家，而在法国，支持接种的大多是启蒙思想家：这些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不仅仅是理解和批判世界，他们还要在世界范围内生活并使之更加美好。由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主编，从1751年开始陆续出版的《百科全书》（ Encylopédie ）将启蒙思想家定义为“文明的人，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依理性行事，并兼具反思与严谨的精神和道德与社会修养”；启蒙思想家们努力追随理性，但并不是与社会脱节、想要否认人类情感的“麻木不仁的圣徒”。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拥有理性的人格，他会尽量避免被激情所左右，做到“从激情中受益，并使之发挥合理效用……这正是理性所教导的”。 ²⁶

人痘接种正是结合了作为启蒙思想基础的理性与感性，既是由经验主义的科学精神所驱动，亦由为人父母的舐犊之情驱生。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参与这场辩论，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医学进步、战胜教条主义和迷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鼓励人们把情绪引导上理性的轨道——与其说这是一场辩论，不如说这其实是一场文化运动，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唇枪舌剑，或和兴而诗，他们针对的并非抗拒改变的医学界，而是正准备迈入启蒙时代的公共舆论场。对这些文人墨客来说，人痘接种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关涉更广泛的社会福祉。

1752年，巴黎暴发天花疫情，路易十五差点在这场瘟疫中失去自己的长子。两年后，对人痘接种持支持态度的科学家拉孔达明在巴黎的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一堂公开课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演讲。 ²⁷ 他认为，天花病由血液中的“种子”引发，它无处不在——这种病是“一条又深又湍急的河流”，几乎人人都不得不“渡过”，而在奋力“游向河对岸”的过程中，有七分之一的人会死。拉孔达明在秘鲁和君士坦丁堡游历期间曾目睹人痘接种的实践，他指出，这种技术是神赐予人类的“渡船”，根据朱林的统计数据，99%的人能“乘船安全抵达河对岸”。他承认，这种疗法是有一些风险，但它在法律上完全站得住脚，也确实能避免更恶劣的灾难发生。这是一道非生即死的选择题，没有中间选项。

拉孔达明对已然听得入神的观众继续说道：“对于面临着是否要为孩子接种人痘的父亲而言，只要他还有哪怕一丁点儿理性，他就不会有任何迟疑。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算术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给算术问题强行赋予道德意义呢？”在讲堂里，这种雄辩之词非常富有感染力，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要让父母遵循概率论来养孩子是不可能的。在沾满病毒的手术刀面前，匿名统计数字展现的冰冷事实永远无法与为人父母保护孩子的情感冲动相抗衡。

拉孔达明并未纠结于此。在他看来，父母之爱，若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表达，则无外乎平衡各种风险，这与日常生活中评估长途旅行、狩猎和打板球带来的风险无异。他认为，人痘接种极大地提高了天花“强制抽奖”的赢率——这是一场能够取人性命的大型赌博，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中；每年都会有人抽中“死亡奖券”，无处可躲。现在，“死亡奖券”的数量终于能够减少了，要不了多久，“中奖率”就会降低至千分之一。

拉孔达明想为人痘接种事业寻求个人情感层面上的支持，为此，他援引了一种在英国几乎不会被提及的动机：国家利益。英国人——“这个民族明智而博学，他们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对手”——已经驯服了天花这只“斑点怪兽”，但法国人却还在袖手旁观。他高声疾呼道，“由于我们的无知、偏见和对人类福祉的冷漠”，法国在1723年错失良机，没有跟进效仿英国开展人痘接种，近百万人殒命，“显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爱国者”。人痘接种的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个体层面家庭子女的生命，它还能保护国家免于损失大量人口。劳动力对于国家增加财富和拓展贸易——这是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包括法国在内的共同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对国家来说，改善公民的健康状况并促进人口增长也正是促进一国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各国政府应该正式批准人痘接种。他并未提及强制接种，但在演讲的最后，他说道：“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一个有思想力的国家的责任是，去启蒙那些有能力接受启蒙的人，然后用权威去领导那些不为实证所动的人。”

拉孔达明的演讲精彩纷呈，在法国皇家科学院内部饱受赞誉。讲稿刊印发行后，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激起了精英阶层对人痘接种的新兴趣。1756年，波旁王室支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亲王（Louis Philippe d'Orléans）从日内瓦请来了名医泰奥多尔·特龙金（Théodore Tronchin）——伏尔泰曾形容这位身高近1.83米，也曾为他诊治的医生“如阿波罗一样英俊”——为他的两名子嗣接种人痘。特龙金日后会执笔为《百科全书》撰写长文推广人痘接种，但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为巴黎的红人。与他同阵营的弗里德里希·梅尔基奥尔·格林 记录道：“我们的妇女都去找他问诊；人们在他的门前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家那条街上挤满了各色马车，活生生像一个娱乐街区。” ²⁸ 同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医患为主题的诗歌，此风尚的带头人是伏尔泰，他在自己的诗中将人痘接种这一医学突破比作牛顿对宇宙运转规律的阐释（他当然也没忘记提醒读者自己是人痘接种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设计师们设计出了“接种帽”（ bonnets à l’inoculation ），这是一种以天花为设计主题的头饰，配有红色斑点纹样的缎带；一种名为“特龙金袍”（ tronchines ）的宽松晨袍也大受欢迎，因为特龙金医生鼓励常常久坐不起的贵族妇女穿上这种服饰多做运动。在欧洲大陆的贵族家庭中，法国王室的榜样和风尚在理性探讨未能发挥作用的舆论场上夺回了阵地。1759年，萨克森-哥达公爵夫人（Duchess of Saxe Gotha）曾向伏尔泰去信说明自家子女的接种情况：“您知道的，我们紧跟潮流，且全无偏见。” ²⁹ 伏尔泰则回信称：“您可真是绝顶智慧。”

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医疗机构在内——对这项新技术的不信任仍然存在，法国人就人痘接种致死率和自然感染天花的致死率孰高孰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时，一种新的证明方式出现了，那就是计算概率。在拉孔达明的鼓励下，瑞士数学家和医生丹尼尔·贝尔努利（Daniel Bernoulli）使用了一个十分精密的数学模型来回答此问：在人痘接种可能致命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政府是否应该推广普及新生儿接种？1760年，他向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交了人类历史上首个传染病流行病学模型，此举如同内特尔顿和朱林的努力一样，在一国之内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他用复杂的代数公式计算不同年龄人群的预期寿命，然后加入人痘接种和自然染疫的致死率这两个变量，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全部新生儿都接种人痘的情况下——即便这个过程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公民的平均寿命会增加3年。 ³⁰ 基于此，贝尔努利指出，国家应当“就像为人父者对其儿女所做的那样，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持和保护人痘接种的实施”，这无论如何都符合国家利益。

然而，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数学理论，概率论被用于为人痘接种辩护时，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同年晚些时候，法国数学家让·达朗贝尔对贝尔努利作出了回应，警告称不应将此事“简化为方程和公式”。 ³¹ 他指出，贝尔努利的计算结果为国家提供了支持人痘接种的合理理由，但国家利益并不一定与个人利益相一致，二者应被分开看待。政府有时可能会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拯救另一些人的生命，就像在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而父母则永远都会优先考虑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不仅如此，达朗贝尔还指出，概率论没有准确地反映出关于风险的心理学机制。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全心全意为孩子着想的母亲们，都会把哪怕再微小的直接危险看得比未来可能会增加的几年寿命更重。

来自意大利的名医安杰洛·加蒂（Angelo Gatti）在法国用自创的简化接种法开展人痘接种，他同样反对启蒙思想家们关于情感可以被理性和计算所支配的观点。 ³² 他指出，普及人痘接种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其安全性，因此，他提倡抛弃繁复的医疗和饮食准备环节，在他看来，这些环节对于人体健康弊大于利——他也的确说对了。“除非它变得相当安全，否则它永远也普及不了；那些鼓吹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计算结果，在民众面前不会有什么说服力。” ³³ 加蒂准确指出了统计学作为个人决策工具时始终存在的缺陷。“相比起遥不可及、不甚确定的巨大风险，近在眼前的风险——不管有多小——总是更容易对人产生影响。” ³⁴

法国关于人痘接种的辩论催生了振聋发聩的新观念，与此相关的宣传册、书籍、诗歌和信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连流行病学建模领域也实现了突破。然而，在贵族圈子之外，喋喋不休的争论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基于数学的论据成功说服了英国医学界，但这个方法在法国行不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缺少关于本国人口的量化信息。1763年，天花病毒又一次席卷巴黎，民众纷纷指责人痘接种造成的感染是这波疫情的罪魁祸首，于是，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行动——禁止在本辖区内实施人痘接种，此举惹怒了启蒙思想家们，法国最高法院还要求索邦大学的医学院和神学院对人痘接种的安全性开展审查。医学院先有了动作，向全欧洲的医生发出邀请，让他们提交相关数据或报告，但其内部产生分歧，形成了两份意见截然相反的报告，最后只给出了“应准允接种”的结论。此后一段时间内，人痘接种一直在未得到官方正式认可的情况下继续被实施着，直到1774年路易十五死于天花，法国人对于接种的态度才终于发生转变。全欧洲的王公贵胄之中，只剩法国国王还没接种人痘了，于是，新王路易十六即位后，便立刻带着两个兄弟一起接受了接种。行动上慢人一步的法国王室在高调宣布这一壮举时却并不甘落于人后：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做了个高耸入云、金光闪闪的发型，她称其为“接种头”（ pouf à l’inoculation ），还戴上蛇纹样发饰，以示医学的力量。意大利经济学家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在1777年写道：“王公一殁，胜过拉孔达明之千言万语。” ³⁵

就在法国探究人痘接种在哲学层面上的意义时，这一新技术在英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世纪中叶，医学界和教会资深人士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样一来，摆在普及人痘接种面前的障碍就只有信任和成本问题了。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的外科医生兼接种师本杰明·皮尤（Benjamin Pugh）于1753年致信《绅士杂志》：“人痘接种对所有人都有益，尽管人类的嫉妒心对它造成了很大阻碍，但幸运的是，它在英国日益站稳了脚跟；这些地区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接受它。” ³⁶ 医学界内部僵化的分工被慢慢打破，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以各种价格提供人痘接种服务，渐渐地，付得起接种费用的人也变多了。

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就是提供人痘接种服务的外科医生之一。根据他本人记述，自1746年退伍再婚以来，人痘接种就占据了他工作的一大部分内容。托马斯继承了不菲的遗产，他第二任妻子的嫁妆也数目可观，这让他有了几年喘息的时间，其间他可以不用一直行医赚钱也生活阔绰；但没过多久，夫妻俩就不得不面对供养一大家人的艰巨任务了。他们的10个孩子中有3名不幸夭折，而按照托马斯母亲苏珊娜的意思，活下来的7名子女都要按照贵格会的传统抚养教育。苏珊娜的遗嘱是这么写的：

我不能不提醒，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们）接受宗教教育，这无疑是你的责任，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像你的职业所教育你的那样，让冷酷和漠不关心占据你身心的任意一处。我希望你能把这种关怀和照顾传给你的后代。 ³⁷

托马斯早已因“外婚”这一“失察行为”和拒不悔改的态度而同赫特福德贵格会团体闹翻了，但在他的家人看来，托马斯仍是个按照教派准则组织个人生活的忠实信徒，而且还会把信仰传给下一代。此外，他的亡妻玛丽被葬在了附近的毕肖普斯托福德贵格会墓地，这意味着他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托马斯蒸蒸日上的职业生涯也仰仗他在贵格会中的人脉：他一直维持着和约翰·福瑟吉尔的友谊，这位行事高调的贵格会医生住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还在埃塞克斯郡的阿普顿（Upton）拥有另一处房产——据自然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称，在全欧洲范围内，只有基尤皇家植物园（Kew） 能胜过这栋房子的花园。1768年，托马斯将和福瑟吉尔共同执掌圣托马斯医院，那里是他们40年前接受医学训练的地方。

1761年，托马斯从阿伯丁（Aberdeen）的国王学院拿到医学学位——虽然托马斯找了两名伦敦医生作为担保人，但这其实是一个不用亲自去上课就能买到的学位。总之，不论如何，托马斯已正式成为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内科医生，他在医学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层级终于能配得上他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了，他向那些有钱的患者收取的酬金也水涨船高。英国皇家医学院仍然拒绝授予他正式会员身份，因为他们只接纳拥有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学位的人作为会员——对此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其会员必须信仰安立甘宗，不过，他们还是为托马斯颁发了额外的执照，正式批准他在伦敦之外的地区行医。两年后，在慈善捐款的资助下，一座名为“疫病之家”（Pest House）的小型隔离医院出现在赫特福德郊外班吉奥村（Bengeo）的土地上，紧挨着托马斯新家波特希尔庄园（Port Hill House）的大花园。在这座隔离医院里，托马斯可以安全地为来自当地教区的天花病人和经他手完成人痘接种的富裕的接种者提供治疗。

在20多年的人痘接种实践中，只有一名接种者的生命从托马斯手中消逝，那是一个死于发热的孩子——托马斯称他的发烧症状与天花完全无关。不过，托马斯承认，他也有不少“焦虑得不行”的时候。他临床经验丰富，但采用的仍是人痘接种刚传入英国时发展起来的那种老套技术：提前通过饮食、药物和催泻治疗为接种者作准备；把浸透脓液的布条紧紧敷在约2.54厘米长的切口上；让接种者在刻意布置的高温环境中痊愈。可是，就在“疫病之家”正式投入运营前后那段时间，他听说了一种新接种法，这种新方法颠覆了全部既有理论，也更为简单。发明这一方法的接种师是埃塞克斯人丹尼尔·萨顿（Daniel Sutton），他并非执业医师，主要活动区域离托马斯的老家塞登加农不远。萨顿已经成功地为数千人完成接种，收入比英国首相还高。

“萨顿接种法”不啻为一场革命，它将会彻底改变人痘接种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几十年来，医生们各自为战，使用的各种接种方法价格高昂却远未完善；而萨顿找到了能推动人痘接种实现普及的关键。他靠着自己的新发明和敢于冒险的商业精神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

萨顿的新接种方法引发了竞争对手们的强烈兴趣，后者施展各种阴谋阳谋，意图一窥究竟，但最后无一例外，全都被这种新方法的简单程度所震惊。托马斯也不例外，了解到个中奥妙后，他一如既往地对新方法进行“反复试验”，孜孜以求，力图“使其更接近完美”。接着，在1767年，他做了一件有生意头脑的人绝不会做的事：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发现成果。他写道，就算这种新的接种法不能完全“歼灭”天花，至少也能削弱其剥夺人类生命的能力。

这部题为《天花人痘接种的现有方式》（ The Present Method of Inoculating for the Small-Pox ）的作品在出版后立刻受到极大的关注，后来又重印了7版，托马斯因为这部著作成为全球接种先驱。这也让他受到那位18世纪最有权势的女人——俄国女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