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斑点怪兽

最可怕的阴曹使者。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场亲密无间的邂逅，但却无关爱情——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英国医生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间的联结无关情情爱爱，然而，比起女皇一生中讨论度更甚于其功绩的无数风流韵事，这种联结与肉体的关系却更为紧密，也更具危险性。女皇和医生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她67岁驾崩之时，这比她与某些情人昙花一现的暧昧要有意义得多：女皇本人、皇太子和两位皇孙都因此而免于一死，人痘接种也得以在俄罗斯帝国广袤的领土上推广开来。

在这场豪赌中，女皇和医生都押上了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对于女皇而言，虽权衡再三，但也无法完全规避接种人痘的风险；而对医生来说，一旦发生最糟糕的状况，他势必会陷入绝境。二人事先仔细商议过这一秘密计划，有时候他们的交谈发生在女皇奢华的寝宫，女皇的情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伯爵（Count Grigory Orlov）偶尔也会在场。随着夏天结束、秋风渐凉，心意坚定的女皇和焦虑不安的医生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纽带，二人同心同德，这种联结将会维系一生。

俄国女皇接种人痘的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很快就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美国的报纸上、伦敦的咖啡馆里以及法国和德意志的诗歌中，女皇的事迹成为共同的话题。尽管在英国汉诺威王室的带领下，欧洲各国君主都相继为其子嗣接种了人痘，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唯一一位亲自接受接种的在位君主，这是十分英勇的举动，却几乎已被后世遗忘。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事迹，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展示人痘接种的有效性。在18世纪最严重的灾祸——天花面前，人痘接种是人类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叶卡捷琳娜二世要以此挑战既有偏见，推动科学进步。

虽然女皇和她的医生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在许多方面，这两人都可谓是截然不同。1768年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第七个年头，她的皇位是用武力从丈夫彼得三世（Peter Ⅲ）手中夺来的，在她即位短短几天之后，她的支持者们就动手杀掉了彼得。39岁的女皇做事雷厉风行，富有个人魅力，颇具政治手腕，在她的操持下，圣彼得堡宫廷富丽堂皇、极尽奢靡。她平日里却很随和，甚至还带有几分俏皮。她思维敏捷，并且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在写给记者弗里德里希·格林男爵（Baron Friedrich Grimm）的信中，女皇说：“我是那种凡事喜欢寻根究底之人。”除了格林外，她还与多位作为知识精英的欧洲记者保持着书信往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出生于普鲁士，虽名义上贵为德意志安哈尔特公国的公主，但实际地位并不显赫。与俄国王储联姻时她年纪尚轻，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对于外交而言，拿捏姿态十分重要：改宗东正教的受洗仪式和浮华的加冕礼都是她用来展现对俄国的热爱的手段；她还利用国家肖像画（state portrait） 来表达自己对女性权力的独到见解。在托马斯抵达圣彼得堡之际，俄国边界已经不能满足女皇的野心。在南方，她筹备了一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攻城略地的战争。与此同时，她还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始向经历了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强国寻求艺术和文化灵感、接受哲学与科学的熏陶。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公众人物，相比之下，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则是个骨子里的内向孤僻之人。他是贵格会出身，世代行医；家住英国集镇赫特福德郊外的一个大农庄，育有7名子女；常常身着深色西装，头戴细卷医生假发，打扮十分朴素。在转向研究新兴的人痘接种技术之前，他曾是一名外科军医。通过在赫特福德和伦敦等地行医，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此同时，他还改良了最新、最有效的人痘接种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篇让他誉满天下的论文。虽然托马斯早已功成名就，但他的志向并不在于功名。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开展实验，记录并分析各种新发现，小心翼翼地规避一切风险，以免伤害到接种者或损害人痘接种技术的宝贵名声。

女皇和医生各自记录下了这场相遇：二人都把推广人痘接种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完整记录整个接种过程中的一切身体表征一事变得尤为重要。这段历史被后人遗忘的一个原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落入了他人之手：这些人在她死后把她的身体描绘为宣泄淫欲的工具，而非先进医疗实践的象征。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痘接种技术——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inoculare”一词，意思是把植物的新芽或带有芽眼的部分移植到另一株上——本身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事实上，由于后世医学技术的繁荣，18世纪的医学成就始终没能受到相应的重视，这100年成为免疫技术史上“消失的世纪”。然而，正是在18世纪的基础之上，人类才有可能发展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医疗技术——疫苗接种。

人痘接种的基础理念是以毒攻毒。为了预防天花，人们主动接种小剂量的天花病毒，其方式是在皮肤下注入一滴含有感染物质的脓液。接种者在接种人痘后会出现轻微的天花病症，痊愈后就能得到与自然感染者相同的终身免疫力。世界各地都有接种人痘的民间做法，18世纪初，这种做法由土耳其传入欧洲。在土耳其，老妇人们会把接种液（被用于人痘接种的致病性物质）储存在核桃壳里，然后用再普通不过的钝针头来为儿童接种。在英国，人痘接种的先驱们对这种做法进行了西方医学式的改造——这种改造十分危险以至于最终被弃用——但他们还是很快就遭遇了怀疑论者和宗教人士的反对，后者坚信只有神才有资格控制疾病的传播。不过，人痘接种的支持者们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开发出了安全、可靠且风险极低的接种方式。新方式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包括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在内的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医生都作出了乐观预测：为祸人间数百年的天花病魔将会被彻底消灭。

然而人痘接种仍然有严重的局限性。活体天花病毒始终是一种危险的医学武器，使用起来必须极为谨慎。最重要的是，接种者在完成接种后的短期内具有传染性，他们自己得到了免疫力，却有可能让其他人落入危险之中。

正是出于对这些风险的担忧，来自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开始调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牲畜会携带一种较为温和的痘病毒，这种病毒或许能帮助人体建立对天花的免疫，也可以规避接种人痘带来的种种风险——他本人在小时候接种了人痘，但在接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彼时，人痘接种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其效用也得到了证实，詹纳只需要对其稍作改进以检验自己的理论即可。1796年，他从一名在挤牛奶时感染了牛痘的女工手上的水疱中取出脓液，然后用手术刀将其接种到他家园丁的儿子的胳膊上。詹纳把这一操作称为“牛痘接种” 。后来，当他完成试验、证明了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并将其发表时，“牛痘接种”有了个新的英文名，它源于拉丁语中意为“牛”的“vacca”一词。

这个新名字就是“vaccination”。这是一项革命性的进展，利用人体对轻症疾病的免疫反应来预防致命性疾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牛痘接种就迅速取代人痘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及。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理解这种疗法的作用机制，直到19世纪晚期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医师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证实了致病理论，这个谜题才被解开。在巴斯德的建议下，“vaccine”一词成为通用术语：所有利用细菌或病毒来建立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力的治疗手段，都可以被称为“vaccine”。 ¹

疫苗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但若没有人痘接种，它也不可能诞生。免疫学在18世纪取得的进展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医学发现铺平了道路，无数的生命因此得以存续。在詹纳发表他里程碑式研究成果之前的几十年里，医学界一直在对人痘接种方式进行试验和改进，医生们相互探讨、交换见解，厘清了一系列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詹纳才能取得关键性突破。在国际合作的热潮中，医学著作和论文飞越欧洲各国国境线，也在美洲广泛传播，相关知识和专业技术体系逐渐成形。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布道演说、广告宣传，抑或书信、漫画和诗歌——人痘接种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业余接种师、贵族母亲、农奴、哲学家、孤儿、囚犯和王族公主们都在人痘接种的推广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许多人把爱德华·詹纳称为“疫苗接种之父”，但除了他之外，疫苗还有许多“祖先”，他们也应该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天花是一头令人生畏的“斑点怪兽”，因为天花病人的身上会生出一种特殊的、密密麻麻的、凸起的皮疹。“这头怪兽”的致死率极高，令人闻风丧胆，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到治愈它的方法。如今，世界正面临层出不穷的健康危机，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关于天花灾难性后果的直接记忆了。然而，在我们想象深处，它的阴影仍未消失殆尽。在数千年的历史跨度中，天花曾肆虐全球，摧毁过许多国家，把无数人逼入绝境。在它的无差别攻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或是丢掉了性命，或是留下了残疾，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发生改变。

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于1848年写道，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天花是“最可怕的阴曹使者……它无处不在，用尸体堆满了教堂的庭院，用经久的恐惧折磨着尚未被它击垮的人，还在那些有幸从它手中捡回一条命的人身上留下恐怖的印记”。 ² 皮肤上的麻点、灼烧般的疤痕、残损的肢体和失明的双目，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天花病毒的可怕。彼得三世就是惨遭毁容的天花幸存者之一：叶卡捷琳娜曾觉得她未婚夫那满是伤疤且水肿的脸“丑陋而狰狞”。 ³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天花病毒是无法预防的，正如当时的一句谚语所言：“爱情和天花，几乎没人能躲得掉。”

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天花疫情被消灭的时间点：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消灭，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因人类的干预而从世界上彻底消失的流行病， ⁴ 但在20世纪的前80年里，仍然有大约3亿人被天花夺去了生命。 ⁵ 比起消灭天花，追溯天花起源则困难得多。没人知道天花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感染人类的，但它很可能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或许人类在进入农耕定居时代的同时，就从家畜身上感染了某种致病性较低的痘病毒，而这种病毒最终变异成了天花；当然，感染源也有可能是野生动物。考古发现证实，早在3000年前，东地中海和印度河谷地区的居民已饱受天花困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木乃伊脸上就存在着类似天花病变的痕迹。4世纪中国和印度的文献记载中也出现了明显是天花的病症。

11世纪及12世纪，天花就在欧洲大肆流行，随着商人、十字军的脚步逐渐蔓延，到16世纪时，它已经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地方深深扎根。征服了新大陆、开始开展大规模奴隶贸易的欧洲人又把天花带到了美洲。新大陆的居民对这种病毒没有任何免疫力，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先后被天花击溃，原住民群体成为病毒的牺牲品。

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于1562年感染天花。当时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迷信说法：红色能祛除邪毒。女王的医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用大红布把她裹了起来以对抗天花。女王一度陷入昏迷，但最终病愈，不过她的身上留下了许多疤痕，需要用白色的铅粉加以遮盖。

一个世纪之后，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刽子手”，每年都会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它的致死率高达五分之一，儿童是最高危的群体。

但成人也并非没有危险。1685年3月，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写道，他19岁的女儿玛丽因罹患天花而不幸去世：“这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悲凉和伤痛……我亲爱的、可爱的、优秀的孩子啊，你是如此美好，如此珍贵，一想到如今却要与你天人永隔，爸爸就止不住悲伤痛苦，我不想与你分开，我的心都要碎了。”不到6个月后，他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命丧天花之手，长眠于姐姐身旁。

各国君主在这种无视阶级地位差异的灾厄面前也得不到任何优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Ⅱ）于1694年死于天花病毒的一个毒性特别强的变种，她的丈夫威廉三世（William Ⅲ） 因此备受打击。不久之后，威廉和玛丽的继任者——安妮女王（Anne） 唯一没有夭折在襁褓中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威廉（William，Duke of Gloucester）也染病去世，年仅11岁。这个孩子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后的王位继承人。安妮女王去世后，汉诺威家族接过英国王位。天花又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轨迹。

但就天花造成的死亡人数和产生的政治影响而言，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18世纪，天花才开始在欧洲发挥全力。一波又一波毁灭性的疫情席卷欧洲大陆，所有人都无处可逃，无分长幼，生灵涂炭。在伦敦等大城市中，同样是一幅天花肆虐的景象。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的天花时代，据估计，每年有多达40万人命丧于此。 ⁶

在那几十年里，天花病毒不仅感染了人类的身体，还影响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文化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家庭信件中充斥着对染病的恐惧和痛失亲友的哀伤；在日记中涌动着更为隐私的悲恸；诗歌和小说也会运用天花带来的死亡和毁容来推动情节发展，使读者的情绪走向高潮。哪怕是教区登记簿里冷冰冰的死亡统计数字，也能让我们一瞥数据背后曾活生生的人们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1768年1月，在距离托马斯·迪姆斯代尔位于赫特福德的家不远的小伯克姆斯特德村（Little Berkhamsted），根据当地教区登记簿的记载，一位名叫乔治·霍奇斯（George Hodges）的“年纪在10岁左右”的穷苦农村男孩去世了。教区牧师在这条记录旁边做了批注：这个孩子病了几天后，他绝望的父母曾向托马斯寻求建议。当晚，托马斯踏着“一英尺 深”的积雪赶到了他们简陋的家中，在那里见到了浑身是污物、疮疡的乔治。“托马斯医生秉持着他自己独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孩子洗了澡，清理了他身上的污秽。在托马斯医生的照料下，孩子又多活了几日。我们一起返回我的住所后，他告诉我乔治感染的是最严重的那种天花。” ⁷ 虽然托马斯的照料可能让乔治少受些罪，但最终这个孩子还是死了。

在这种灾祸面前，欧洲各个王室家族也和无数穷苦人家一样脆弱。整个18世纪，共有5名在位君主因天花而命丧黄泉。沙皇彼得大帝（Czar Peter the Great）的孙子——俄罗斯帝国皇帝彼得二世（Emperor Peter Ⅱ）就是其中之一。1730年，14岁的彼得二世在他婚礼当天的凌晨撒手人寰。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Empress Maria Theresa）本人战胜了天花，但病毒没有放过维也纳皇室的其他成员：到1767年为止，天花总共夺走了她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媳的性命。

也难怪，一年后，当圣彼得堡再次暴发天花疫情时，叶卡捷琳娜二世会陷入深深的恐慌。她担心自己和体弱多病的儿子——13岁的保罗大公——会染病。一开春，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搬出首都，开始在芬兰湾沿岸的诸多行宫之间辗转，有时还会躲到乡下。后来，她在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Ⅱ the Great）的信中写道：“我从一座庄园逃到另一座庄园，整整5个月没有进城，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或我儿子陷入险境。” ⁸

但是，在病毒面前，一味逃难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保护她自己，也为了保护她的继承人和皇位，女皇需要某种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夏天到来时，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要和儿子一起接种人痘。计划启动，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横跨欧洲大陆，从英国的一个小集镇来到了约2736千米外的俄国首都。

笔者写作本书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疫苗接种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新冠疫苗采用了最前沿的技术手段：有些疫苗使用蛋白质片段来模拟病毒，有些则依靠经基因工程改造后的DNA产生特定蛋白质来激发免疫反应。

相比之下，18世纪“以毒攻毒”的人痘接种技术使用的是针头、手术刀和从发烧的患者身上取出的致病脓液，这与实验室中高度复杂的现代科学手段存在天壤之别。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直接的联系，而且它们的原理完全相同：给免疫系统施加人为刺激，从而调动起人体的防御能力，以保护我们免受病毒侵害。

与前人抗击天花的斗争相互呼应的，不仅是新冠疫苗的科学原理：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曾试图通过隔离来延缓病毒传播，而且同样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医疗系统在疫情来袭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年，有钱人家在招仆人时，会把天花的疤痕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免疫凭证。约250年以前，一位来自切斯特（Chester）的医生就制定过一套详尽的隔离和密切接触者追踪方案，并提出用带薪休假确保人们能够负担得起隔离在家的开支，同时对不遵守隔离要求的人进行处罚。

彼时的英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普及人痘接种的是包括托马斯在内的诸多社会活动人士。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穷人，并最终在英国境内彻底消除这种疾病。有人提出过推行强制接种的想法，把穷人家的孩子作为首要目标群体，但在18世纪，只有伦敦孤儿院（London’s Foundling Hospital）等少数机构这么做了。直到19世纪中叶，牛痘接种才成为强制性义务，这在当时还引发过不小的骚乱。

从人痘接种传入欧洲的第一天起，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就不小于支持的声音。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人痘接种的支持者们试图利用数据来证明其致死率小于自然感染的致死率，这与当今政府用各种图表和幻灯片劝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如出一辙。同样地，他们也很快发现，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比起冰冷的统计数字和对长期保护的承诺，只要是近在眼前的风险，哪怕再微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也总是非常沉重的。

当统计数字不起作用的时候，榜样的力量就得跟上了。作为专制君主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拥有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强制她的臣民进行接种，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身体力行，用自己在接种后安全康复的事实来说服臣民们跟随她的脚步。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用举行宗教仪式、燃放烟火和铸造纪念币等方式大力宣传她接种人痘并痊愈一事，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当今的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政治家也都把自己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甚至连白金汉宫都打破了对王室成员健康状况三缄其口的惯例，公布了英国女王接种疫苗的消息。

作为人类手中最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之一，疫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经过全球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40多年前消灭了天花。2017年，全球范围内接种过各种疫苗的儿童人数超过1.16亿，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倡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合作项目，该项目自1988年启动至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人数已经下降超过99%，彻底消除这一疾病指日可待。 ⁹ 在本书写作期间，新冠疫苗已被证实是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然而，各国的疫苗拥有量极不均衡，这也暴露出严重的全球不平等问题。

从最初一批人痘接种师所处的时代发展至今，疫苗接种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但质疑的声音仍未消失。当前，“疫苗犹豫症”——这个术语形容的是在疫苗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仍然推迟或拒绝接种的行为——和全面盛行的反疫苗情绪又出现了抬头趋势。这一后果由诸多原因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医学专家的抵制以及只需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错误信息传遍世界的社交媒体，这些全部都在推波助澜。对疫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不信任度增长最快的，并非是那些贫穷国家，而是西方发达国家：2016年，医学期刊《柳叶刀》（ The Lancet ）发表了一项关于疫苗信心的全球性研究，该研究表明，欧洲是全世界最不信任疫苗的地区。 ¹⁰ 研究报告称：“疫苗焦虑并非新鲜事，但在网络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与误导下，担忧情绪蔓延得越来越广，且具有日益明显的全球性特征。” ¹¹ 新冠大流行期间，为了巩固公众对新疫苗的信心，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交媒体进行了干预，要求各平台移除误导性内容，尽可能多地推送科学、准确的信息。

2018年是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十年”计划的第八个年头。当时，专家顾问曾发出警告，指出来之不易的免疫成果很容易被毁于一旦。2019年，欧洲的麻疹病例激增，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不再视英国等四国为“无麻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接种率低于保护全体人口或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阈值。同年，世界卫生组织把“疫苗犹豫症”列为世界十大健康威胁之一。

当代的疫苗怀疑论就像是18世纪争论的翻版，就此而言，免疫接种称得上是一面密切反映时代面貌的镜子。启蒙思想运用理性斟酌利弊，认定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最合理的选择，而公众要么拒绝主动承担前期风险，要么不愿挑战神的权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龃龉。严峻的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免疫接种的重要因素：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曾打趣称，就连一向吝啬的英国各教区有时都会被劝服出资帮助穷人接种人痘，因为相比之下，埋葬那些因天花去世的死者要花更多的钱。 ¹² 如今，各国政府在视新冠疫苗为一种公共卫生权益的同时，也希望它能在为期数月的封锁后助力经济复苏。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进行内容未经筛选的即时通信；社会上对专家、传统权威乃至科学本身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疫苗接种成为当代文化战争的一大重要战场。依靠群体免疫抵御疾病的前提是大多数人完成疫苗接种，这一概念的引入导致个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拉扯：前者要求个体自由，而后者期望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卫生部门可以用翔实的统计数字来表明疫苗总体上是安全的，可是，大量出现和转发的对所谓疫苗副作用的个人控诉，很容易就能盖过了公共卫生信息，因为它们更能牵动人心。拜一些人的构陷所赐，这种起源于民间偏方、原本靠老太太用储存在核桃壳中的脓液进行操作的免疫手段，竟成了实施制度性压迫的工具。

免疫接种揭露了各个时代特定的核心关切；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某些恒常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过去几百年间，人们没少走回头路，世界卫生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仍在寻找解决疫苗怀疑论的方案。免疫接种，尤其是为儿童进行的接种，不仅触及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恒久的情感——爱，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也触及我们人性中最阴暗的弱点——偏见、自私与非理性。

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合作已经过去250年之久，但他们的希冀、恐惧和复杂的动机至今仍清晰可辨。女皇克服童年阴影接受人痘接种，为的是那个跟她并不亲近的儿子，也是为了那些她其实不太能瞧得上，但是想保护的臣民。她的医生则克服焦虑的情绪，为女皇的人痘接种——这一他所坚信的突破性医学实践赌上了全部身家性命。那些原本宁愿跳进冰冷刺骨的涅瓦河也不愿尝试这种来自国外的新疗法的王公贵胄们，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开始把人痘接种视为最前沿的潮流风尚。

在各种汹涌的情绪背后，能依靠的终究是事实。不论是怎样的恐惧和野心在驱使医生和女皇完成这一壮举，二人都始终坚信人痘接种的科学性，也坚信它蕴含的力量能够战胜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厄。他们对接种过程从头到尾进行了严谨的记录，并将这些记录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以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这种疗法。在挑战偏见、推广实证精神的漫漫征途中，女皇和医生都希望有人能讲出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