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斑点怪兽

最可怕的阴曹使者。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场亲密无间的邂逅，但却无关爱情——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英国医生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间的联结无关情情爱爱，然而，比起女皇一生中讨论度更甚于其功绩的无数风流韵事，这种联结与肉体的关系却更为紧密，也更具危险性。女皇和医生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她67岁驾崩之时，这比她与某些情人昙花一现的暧昧要有意义得多：女皇本人、皇太子和两位皇孙都因此而免于一死，人痘接种也得以在俄罗斯帝国广袤的领土上推广开来。

在这场豪赌中，女皇和医生都押上了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对于女皇而言，虽权衡再三，但也无法完全规避接种人痘的风险；而对医生来说，一旦发生最糟糕的状况，他势必会陷入绝境。二人事先仔细商议过这一秘密计划，有时候他们的交谈发生在女皇奢华的寝宫，女皇的情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伯爵（Count Grigory Orlov）偶尔也会在场。随着夏天结束、秋风渐凉，心意坚定的女皇和焦虑不安的医生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纽带，二人同心同德，这种联结将会维系一生。

俄国女皇接种人痘的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很快就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美国的报纸上、伦敦的咖啡馆里以及法国和德意志的诗歌中，女皇的事迹成为共同的话题。尽管在英国汉诺威王室的带领下，欧洲各国君主都相继为其子嗣接种了人痘，但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唯一一位亲自接受接种的在位君主，这是十分英勇的举动，却几乎已被后世遗忘。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事迹，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展示人痘接种的有效性。在18世纪最严重的灾祸——天花面前，人痘接种是人类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叶卡捷琳娜二世要以此挑战既有偏见，推动科学进步。

虽然女皇和她的医生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在许多方面，这两人都可谓是截然不同。1768年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的第七个年头，她的皇位是用武力从丈夫彼得三世（Peter Ⅲ）手中夺来的，在她即位短短几天之后，她的支持者们就动手杀掉了彼得。39岁的女皇做事雷厉风行，富有个人魅力，颇具政治手腕，在她的操持下，圣彼得堡宫廷富丽堂皇、极尽奢靡。她平日里却很随和，甚至还带有几分俏皮。她思维敏捷，并且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在写给记者弗里德里希·格林男爵（Baron Friedrich Grimm）的信中，女皇说：“我是那种凡事喜欢寻根究底之人。”除了格林外，她还与多位作为知识精英的欧洲记者保持着书信往来。

叶卡捷琳娜二世出生于普鲁士，虽名义上贵为德意志安哈尔特公国的公主，但实际地位并不显赫。与俄国王储联姻时她年纪尚轻，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对于外交而言，拿捏姿态十分重要：改宗东正教的受洗仪式和浮华的加冕礼都是她用来展现对俄国的热爱的手段；她还利用国家肖像画（state portrait） 来表达自己对女性权力的独到见解。在托马斯抵达圣彼得堡之际，俄国边界已经不能满足女皇的野心。在南方，她筹备了一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攻城略地的战争。与此同时，她还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始向经历了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强国寻求艺术和文化灵感、接受哲学与科学的熏陶。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公众人物，相比之下，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则是个骨子里的内向孤僻之人。他是贵格会出身，世代行医；家住英国集镇赫特福德郊外的一个大农庄，育有7名子女；常常身着深色西装，头戴细卷医生假发，打扮十分朴素。在转向研究新兴的人痘接种技术之前，他曾是一名外科军医。通过在赫特福德和伦敦等地行医，他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与此同时，他还改良了最新、最有效的人痘接种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篇让他誉满天下的论文。虽然托马斯早已功成名就，但他的志向并不在于功名。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开展实验，记录并分析各种新发现，小心翼翼地规避一切风险，以免伤害到接种者或损害人痘接种技术的宝贵名声。

女皇和医生各自记录下了这场相遇：二人都把推广人痘接种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完整记录整个接种过程中的一切身体表征一事变得尤为重要。这段历史被后人遗忘的一个原因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落入了他人之手：这些人在她死后把她的身体描绘为宣泄淫欲的工具，而非先进医疗实践的象征。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痘接种技术——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inoculare”一词，意思是把植物的新芽或带有芽眼的部分移植到另一株上——本身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事实上，由于后世医学技术的繁荣，18世纪的医学成就始终没能受到相应的重视，这100年成为免疫技术史上“消失的世纪”。然而，正是在18世纪的基础之上，人类才有可能发展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医疗技术——疫苗接种。

人痘接种的基础理念是以毒攻毒。为了预防天花，人们主动接种小剂量的天花病毒，其方式是在皮肤下注入一滴含有感染物质的脓液。接种者在接种人痘后会出现轻微的天花病症，痊愈后就能得到与自然感染者相同的终身免疫力。世界各地都有接种人痘的民间做法，18世纪初，这种做法由土耳其传入欧洲。在土耳其，老妇人们会把接种液（被用于人痘接种的致病性物质）储存在核桃壳里，然后用再普通不过的钝针头来为儿童接种。在英国，人痘接种的先驱们对这种做法进行了西方医学式的改造——这种改造十分危险以至于最终被弃用——但他们还是很快就遭遇了怀疑论者和宗教人士的反对，后者坚信只有神才有资格控制疾病的传播。不过，人痘接种的支持者们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开发出了安全、可靠且风险极低的接种方式。新方式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包括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在内的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医生都作出了乐观预测：为祸人间数百年的天花病魔将会被彻底消灭。

然而人痘接种仍然有严重的局限性。活体天花病毒始终是一种危险的医学武器，使用起来必须极为谨慎。最重要的是，接种者在完成接种后的短期内具有传染性，他们自己得到了免疫力，却有可能让其他人落入危险之中。

正是出于对这些风险的担忧，来自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开始调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牲畜会携带一种较为温和的痘病毒，这种病毒或许能帮助人体建立对天花的免疫，也可以规避接种人痘带来的种种风险——他本人在小时候接种了人痘，但在接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彼时，人痘接种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其效用也得到了证实，詹纳只需要对其稍作改进以检验自己的理论即可。1796年，他从一名在挤牛奶时感染了牛痘的女工手上的水疱中取出脓液，然后用手术刀将其接种到他家园丁的儿子的胳膊上。詹纳把这一操作称为“牛痘接种” 。后来，当他完成试验、证明了这种疗法的有效性并将其发表时，“牛痘接种”有了个新的英文名，它源于拉丁语中意为“牛”的“vacca”一词。

这个新名字就是“vaccination”。这是一项革命性的进展，利用人体对轻症疾病的免疫反应来预防致命性疾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牛痘接种就迅速取代人痘接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及。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理解这种疗法的作用机制，直到19世纪晚期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医师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证实了致病理论，这个谜题才被解开。在巴斯德的建议下，“vaccine”一词成为通用术语：所有利用细菌或病毒来建立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力的治疗手段，都可以被称为“vaccine”。 ¹

疫苗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但若没有人痘接种，它也不可能诞生。免疫学在18世纪取得的进展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医学发现铺平了道路，无数的生命因此得以存续。在詹纳发表他里程碑式研究成果之前的几十年里，医学界一直在对人痘接种方式进行试验和改进，医生们相互探讨、交换见解，厘清了一系列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詹纳才能取得关键性突破。在国际合作的热潮中，医学著作和论文飞越欧洲各国国境线，也在美洲广泛传播，相关知识和专业技术体系逐渐成形。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布道演说、广告宣传，抑或书信、漫画和诗歌——人痘接种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业余接种师、贵族母亲、农奴、哲学家、孤儿、囚犯和王族公主们都在人痘接种的推广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许多人把爱德华·詹纳称为“疫苗接种之父”，但除了他之外，疫苗还有许多“祖先”，他们也应该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在18世纪的英国人看来，天花是一头令人生畏的“斑点怪兽”，因为天花病人的身上会生出一种特殊的、密密麻麻的、凸起的皮疹。“这头怪兽”的致死率极高，令人闻风丧胆，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到治愈它的方法。如今，世界正面临层出不穷的健康危机，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关于天花灾难性后果的直接记忆了。然而，在我们想象深处，它的阴影仍未消失殆尽。在数千年的历史跨度中，天花曾肆虐全球，摧毁过许多国家，把无数人逼入绝境。在它的无差别攻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或是丢掉了性命，或是留下了残疾，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发生改变。

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于1848年写道，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天花是“最可怕的阴曹使者……它无处不在，用尸体堆满了教堂的庭院，用经久的恐惧折磨着尚未被它击垮的人，还在那些有幸从它手中捡回一条命的人身上留下恐怖的印记”。 ² 皮肤上的麻点、灼烧般的疤痕、残损的肢体和失明的双目，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天花病毒的可怕。彼得三世就是惨遭毁容的天花幸存者之一：叶卡捷琳娜曾觉得她未婚夫那满是伤疤且水肿的脸“丑陋而狰狞”。 ³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天花病毒是无法预防的，正如当时的一句谚语所言：“爱情和天花，几乎没人能躲得掉。”

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天花疫情被消灭的时间点：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已被消灭，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种因人类的干预而从世界上彻底消失的流行病， ⁴ 但在20世纪的前80年里，仍然有大约3亿人被天花夺去了生命。 ⁵ 比起消灭天花，追溯天花起源则困难得多。没人知道天花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感染人类的，但它很可能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或许人类在进入农耕定居时代的同时，就从家畜身上感染了某种致病性较低的痘病毒，而这种病毒最终变异成了天花；当然，感染源也有可能是野生动物。考古发现证实，早在3000年前，东地中海和印度河谷地区的居民已饱受天花困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埃及木乃伊脸上就存在着类似天花病变的痕迹。4世纪中国和印度的文献记载中也出现了明显是天花的病症。

11世纪及12世纪，天花就在欧洲大肆流行，随着商人、十字军的脚步逐渐蔓延，到16世纪时，它已经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地方深深扎根。征服了新大陆、开始开展大规模奴隶贸易的欧洲人又把天花带到了美洲。新大陆的居民对这种病毒没有任何免疫力，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先后被天花击溃，原住民群体成为病毒的牺牲品。

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于1562年感染天花。当时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迷信说法：红色能祛除邪毒。女王的医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用大红布把她裹了起来以对抗天花。女王一度陷入昏迷，但最终病愈，不过她的身上留下了许多疤痕，需要用白色的铅粉加以遮盖。

一个世纪之后，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刽子手”，每年都会夺走数十万人的性命。它的致死率高达五分之一，儿童是最高危的群体。

但成人也并非没有危险。1685年3月，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写道，他19岁的女儿玛丽因罹患天花而不幸去世：“这给我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悲凉和伤痛……我亲爱的、可爱的、优秀的孩子啊，你是如此美好，如此珍贵，一想到如今却要与你天人永隔，爸爸就止不住悲伤痛苦，我不想与你分开，我的心都要碎了。”不到6个月后，他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也命丧天花之手，长眠于姐姐身旁。

各国君主在这种无视阶级地位差异的灾厄面前也得不到任何优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Ⅱ）于1694年死于天花病毒的一个毒性特别强的变种，她的丈夫威廉三世（William Ⅲ） 因此备受打击。不久之后，威廉和玛丽的继任者——安妮女王（Anne） 唯一没有夭折在襁褓中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威廉（William，Duke of Gloucester）也染病去世，年仅11岁。这个孩子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后的王位继承人。安妮女王去世后，汉诺威家族接过英国王位。天花又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轨迹。

但就天花造成的死亡人数和产生的政治影响而言，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18世纪，天花才开始在欧洲发挥全力。一波又一波毁灭性的疫情席卷欧洲大陆，所有人都无处可逃，无分长幼，生灵涂炭。在伦敦等大城市中，同样是一幅天花肆虐的景象。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的天花时代，据估计，每年有多达40万人命丧于此。 ⁶

在那几十年里，天花病毒不仅感染了人类的身体，还影响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文化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家庭信件中充斥着对染病的恐惧和痛失亲友的哀伤；在日记中涌动着更为隐私的悲恸；诗歌和小说也会运用天花带来的死亡和毁容来推动情节发展，使读者的情绪走向高潮。哪怕是教区登记簿里冷冰冰的死亡统计数字，也能让我们一瞥数据背后曾活生生的人们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1768年1月，在距离托马斯·迪姆斯代尔位于赫特福德的家不远的小伯克姆斯特德村（Little Berkhamsted），根据当地教区登记簿的记载，一位名叫乔治·霍奇斯（George Hodges）的“年纪在10岁左右”的穷苦农村男孩去世了。教区牧师在这条记录旁边做了批注：这个孩子病了几天后，他绝望的父母曾向托马斯寻求建议。当晚，托马斯踏着“一英尺 深”的积雪赶到了他们简陋的家中，在那里见到了浑身是污物、疮疡的乔治。“托马斯医生秉持着他自己独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孩子洗了澡，清理了他身上的污秽。在托马斯医生的照料下，孩子又多活了几日。我们一起返回我的住所后，他告诉我乔治感染的是最严重的那种天花。” ⁷ 虽然托马斯的照料可能让乔治少受些罪，但最终这个孩子还是死了。

在这种灾祸面前，欧洲各个王室家族也和无数穷苦人家一样脆弱。整个18世纪，共有5名在位君主因天花而命丧黄泉。沙皇彼得大帝（Czar Peter the Great）的孙子——俄罗斯帝国皇帝彼得二世（Emperor Peter Ⅱ）就是其中之一。1730年，14岁的彼得二世在他婚礼当天的凌晨撒手人寰。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Empress Maria Theresa）本人战胜了天花，但病毒没有放过维也纳皇室的其他成员：到1767年为止，天花总共夺走了她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媳的性命。

也难怪，一年后，当圣彼得堡再次暴发天花疫情时，叶卡捷琳娜二世会陷入深深的恐慌。她担心自己和体弱多病的儿子——13岁的保罗大公——会染病。一开春，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搬出首都，开始在芬兰湾沿岸的诸多行宫之间辗转，有时还会躲到乡下。后来，她在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Ⅱ the Great）的信中写道：“我从一座庄园逃到另一座庄园，整整5个月没有进城，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或我儿子陷入险境。” ⁸

但是，在病毒面前，一味逃难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保护她自己，也为了保护她的继承人和皇位，女皇需要某种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夏天到来时，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要和儿子一起接种人痘。计划启动，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横跨欧洲大陆，从英国的一个小集镇来到了约2736千米外的俄国首都。

笔者写作本书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疫苗接种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新冠疫苗采用了最前沿的技术手段：有些疫苗使用蛋白质片段来模拟病毒，有些则依靠经基因工程改造后的DNA产生特定蛋白质来激发免疫反应。

相比之下，18世纪“以毒攻毒”的人痘接种技术使用的是针头、手术刀和从发烧的患者身上取出的致病脓液，这与实验室中高度复杂的现代科学手段存在天壤之别。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直接的联系，而且它们的原理完全相同：给免疫系统施加人为刺激，从而调动起人体的防御能力，以保护我们免受病毒侵害。

与前人抗击天花的斗争相互呼应的，不仅是新冠疫苗的科学原理：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曾试图通过隔离来延缓病毒传播，而且同样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商店停业、学校停课，医疗系统在疫情来袭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年，有钱人家在招仆人时，会把天花的疤痕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免疫凭证。约250年以前，一位来自切斯特（Chester）的医生就制定过一套详尽的隔离和密切接触者追踪方案，并提出用带薪休假确保人们能够负担得起隔离在家的开支，同时对不遵守隔离要求的人进行处罚。

彼时的英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普及人痘接种的是包括托马斯在内的诸多社会活动人士。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穷人，并最终在英国境内彻底消除这种疾病。有人提出过推行强制接种的想法，把穷人家的孩子作为首要目标群体，但在18世纪，只有伦敦孤儿院（London’s Foundling Hospital）等少数机构这么做了。直到19世纪中叶，牛痘接种才成为强制性义务，这在当时还引发过不小的骚乱。

从人痘接种传入欧洲的第一天起，怀疑和反对的声音就不小于支持的声音。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人痘接种的支持者们试图利用数据来证明其致死率小于自然感染的致死率，这与当今政府用各种图表和幻灯片劝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如出一辙。同样地，他们也很快发现，人们在面对风险时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比起冰冷的统计数字和对长期保护的承诺，只要是近在眼前的风险，哪怕再微小，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也总是非常沉重的。

当统计数字不起作用的时候，榜样的力量就得跟上了。作为专制君主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拥有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强制她的臣民进行接种，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身体力行，用自己在接种后安全康复的事实来说服臣民们跟随她的脚步。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用举行宗教仪式、燃放烟火和铸造纪念币等方式大力宣传她接种人痘并痊愈一事，与之一脉相承的是，当今的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政治家也都把自己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甚至连白金汉宫都打破了对王室成员健康状况三缄其口的惯例，公布了英国女王接种疫苗的消息。

作为人类手中最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之一，疫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经过全球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40多年前消灭了天花。2017年，全球范围内接种过各种疫苗的儿童人数超过1.16亿，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倡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合作项目，该项目自1988年启动至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人数已经下降超过99%，彻底消除这一疾病指日可待。 ⁹ 在本书写作期间，新冠疫苗已被证实是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然而，各国的疫苗拥有量极不均衡，这也暴露出严重的全球不平等问题。

从最初一批人痘接种师所处的时代发展至今，疫苗接种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但质疑的声音仍未消失。当前，“疫苗犹豫症”——这个术语形容的是在疫苗供给充足的情况下仍然推迟或拒绝接种的行为——和全面盛行的反疫苗情绪又出现了抬头趋势。这一后果由诸多原因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医学专家的抵制以及只需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错误信息传遍世界的社交媒体，这些全部都在推波助澜。对疫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不信任度增长最快的，并非是那些贫穷国家，而是西方发达国家：2016年，医学期刊《柳叶刀》（ The Lancet ）发表了一项关于疫苗信心的全球性研究，该研究表明，欧洲是全世界最不信任疫苗的地区。 ¹⁰ 研究报告称：“疫苗焦虑并非新鲜事，但在网络虚假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与误导下，担忧情绪蔓延得越来越广，且具有日益明显的全球性特征。” ¹¹ 新冠大流行期间，为了巩固公众对新疫苗的信心，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交媒体进行了干预，要求各平台移除误导性内容，尽可能多地推送科学、准确的信息。

2018年是世界卫生组织“疫苗十年”计划的第八个年头。当时，专家顾问曾发出警告，指出来之不易的免疫成果很容易被毁于一旦。2019年，欧洲的麻疹病例激增，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不再视英国等四国为“无麻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接种率低于保护全体人口或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阈值。同年，世界卫生组织把“疫苗犹豫症”列为世界十大健康威胁之一。

当代的疫苗怀疑论就像是18世纪争论的翻版，就此而言，免疫接种称得上是一面密切反映时代面貌的镜子。启蒙思想运用理性斟酌利弊，认定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最合理的选择，而公众要么拒绝主动承担前期风险，要么不愿挑战神的权能，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龃龉。严峻的经济状况也是影响免疫接种的重要因素：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曾打趣称，就连一向吝啬的英国各教区有时都会被劝服出资帮助穷人接种人痘，因为相比之下，埋葬那些因天花去世的死者要花更多的钱。 ¹² 如今，各国政府在视新冠疫苗为一种公共卫生权益的同时，也希望它能在为期数月的封锁后助力经济复苏。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使用各种工具进行内容未经筛选的即时通信；社会上对专家、传统权威乃至科学本身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疫苗接种成为当代文化战争的一大重要战场。依靠群体免疫抵御疾病的前提是大多数人完成疫苗接种，这一概念的引入导致个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拉扯：前者要求个体自由，而后者期望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卫生部门可以用翔实的统计数字来表明疫苗总体上是安全的，可是，大量出现和转发的对所谓疫苗副作用的个人控诉，很容易就能盖过了公共卫生信息，因为它们更能牵动人心。拜一些人的构陷所赐，这种起源于民间偏方、原本靠老太太用储存在核桃壳中的脓液进行操作的免疫手段，竟成了实施制度性压迫的工具。

免疫接种揭露了各个时代特定的核心关切；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某些恒常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过去几百年间，人们没少走回头路，世界卫生组织等公共卫生机构仍在寻找解决疫苗怀疑论的方案。免疫接种，尤其是为儿童进行的接种，不仅触及我们内心最深处、最恒久的情感——爱，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也触及我们人性中最阴暗的弱点——偏见、自私与非理性。

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合作已经过去250年之久，但他们的希冀、恐惧和复杂的动机至今仍清晰可辨。女皇克服童年阴影接受人痘接种，为的是那个跟她并不亲近的儿子，也是为了那些她其实不太能瞧得上，但是想保护的臣民。她的医生则克服焦虑的情绪，为女皇的人痘接种——这一他所坚信的突破性医学实践赌上了全部身家性命。那些原本宁愿跳进冰冷刺骨的涅瓦河也不愿尝试这种来自国外的新疗法的王公贵胄们，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了态度，开始把人痘接种视为最前沿的潮流风尚。

在各种汹涌的情绪背后，能依靠的终究是事实。不论是怎样的恐惧和野心在驱使医生和女皇完成这一壮举，二人都始终坚信人痘接种的科学性，也坚信它蕴含的力量能够战胜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厄。他们对接种过程从头到尾进行了严谨的记录，并将这些记录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以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这种疗法。在挑战偏见、推广实证精神的漫漫征途中，女皇和医生都希望有人能讲出他们的故事。

第一章
那位医生

一位医术高超的绅士，博爱，慈悲为怀。

——《小伯克姆斯特德教区登记册》（ Little Berkhamsted Parish Register ），1768年

一份字迹工整的手写证明记录着托马斯·迪姆斯代尔的出生：1712年5月29日，一名男婴降生到这个世界，他是英国埃塞克斯郡（Essex）塞登加农教区（Theydon Garnon）约翰·迪姆斯代尔（John Dimsdale）和苏珊娜·迪姆斯代尔（Susannah Dimsdale）夫妇的第四个儿子，在所有子女中排行第六。这份手写证明上有7名见证人的签名。

另一页纸上列有托马斯和他几名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这张纸背面的内容有些出人意料——是一副药方：要治疗肾结石，需将藏红花、姜黄、胡椒和接骨木树皮与3品脱 白葡萄酒混合均匀，每日起床后和就寝前服用。在药方的最后，写着“用药前应先呕吐”。 ¹

迪姆斯代尔的家里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字迹潦草的药方。托马斯的父亲约翰和祖父罗伯特（Robert）都是医生。再往上一代，托马斯的曾祖父曾于英国内战期间支持议会一方，他在赫特福德霍兹登村（Hoddesdon）经营一家旅馆，同时兼做医疗理发师 的工作。 ² 约翰·迪姆斯代尔的主要工作地点是埃平（Epping），这是一个乡下的小集镇，位于伦敦东北方向大约27.36千米处，其周边环绕着牧场和零星的村庄，北部是古老的埃平森林带。他的病人除了能自付医药费用的人之外，还有许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代表塞登加农教区贫民事务监督会（Overseers for the Poor of Theydon Garnon）为这些贫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对于这些人而言，教区福利是他们仅有的社会保障。

这份手写的出生证明还是一条了解迪姆斯代尔家族的线索：这家人是贵格会成员。贵格会兴起于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是一个不从国教的清教教派。该教派的正式名称是公谊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其成员不承认安立甘宗及其“阶层制神职人员”的权威，他们拒绝进行教区登记，而是自行保存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贵格会坚信神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信众会因圣言而颤抖。

在托马斯出生的年代，贵格会信仰已被英国正式承认，但迪姆斯代尔家族对曾经遭受的迫害记忆犹新。托马斯的祖父罗伯特·迪姆斯代尔出生于埃塞克斯郡隔壁的赫特福德，他在贵格会运动充满革命性的早期阶段皈依了该教派。随着英国君主制复辟，拒绝宣誓效忠王室和缴纳什一税的贵格会遭到了攻击，其成员被没收财产并遭到迫害。他们秉持着和平的信念，却被视作威胁社会秩序的存在。1661年，罗伯特因未去参加礼拜而被短暂羁押在赫特福德监狱，紧接着又以“无照行医”的罪名被判刑9年。虽然他并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但罗伯特作为医生显然是很成功的——否则那些安立甘宗的同行们也不至于对他如此忌惮。

罗伯特受够了英国国内的压迫。他选择与成千上万不满现状的人一道，前往新世界寻找真正的宗教自由，追求“和平的生活”。在北美，贵格会成员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等人已经得到了至少3块殖民地。1682年，佩恩的船队横穿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抵达新殖民地；同年，罗伯特作为“首位购买者”抢下了宾夕法尼亚地区约20.23平方千米的土地，在那里短暂停留后，他又带着妻子玛丽和年纪尚轻的子女搬到了此前在西泽西区伯灵顿县（Burlington County，West Jersey）购入的另一块土地上。

西泽西区与宾夕法尼亚地区隔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相望。当时，在贵格会治下，此地奉行宽容、从简、宗教与政治自由、重视工业、诚信和积极进取等原则，已经建成成熟而繁荣的殖民地社会。对于来自欧洲的定居者而言，这里人口稀少，有丰富的植被和动物资源，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尽管他们从未质疑过自己在此殖民是否正当，但还是和当地的伦尼莱纳佩（Lenni Lenape）印第安部落签订了条约，双方维持着和平的关系，与冲突频发的其他定居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或许是出于对记忆中草场和林地的思念，罗伯特于1689年和家人一起迁回了英国东南部。不过，这次短暂的移民和投资经历还是让他积累了不少财富；身为西泽西区伯灵顿县立法机构和法院成员，他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此外，他更是收获了在基于其信仰原则而建立的社会中生活的宝贵经历。佩恩曾亲口称赞罗伯特是“一个可靠的好人，足智多谋且有充分的能力”，罗伯特把自己的品质、信条传给子孙后代，医生也成为迪姆斯代尔家族世代传承的职业。

托马斯的父亲约翰·迪姆斯代尔是罗伯特的长子。约翰的宅邸在靠近埃平郡的郡界处，是一栋巨大的都铎式建筑，名为肯德尔斯（Kendalls）庄园。这里是罗伯特从北美殖民地回国后购置的房产之一，约翰继承了该房产，也继承了医生这一职业。庄园里的一些小型住宅和附属建筑由一些商人租用；还有一片远离喧嚣的草场，可供孩童嬉戏。 ³

在肯德尔斯庄园北面仅一步之遥的地方，有一座茅草屋顶的红砖建筑，那是镇上新建的贵格会堂，迪姆斯代尔一家在此参加礼拜仪式，贵格会的礼拜仪式朴实低调，多数时候静谧地进行，这是其独特之处。约翰·迪姆斯代尔遵循贵格传统，迎娶了与他同样是贵格会教徒的苏珊娜·鲍耶（Susannah Bowyer），身为医生的约翰原本就收入颇丰、人脉广博，这场婚姻又进一步增强了整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拓宽了社会关系。贵格会极力反对其成员与不同信仰者结婚——也就是所谓“外婚”，而且会努力让那些在这一问题上“走偏”的人“回归正道”。此时年纪尚轻的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日后将对此深有体会。

后面的事暂且不提，只说当下：托马斯兄弟姐妹八人，全都是在浸润着贵格会信仰的优渥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虔信真理、追求平等、拒斥暴力和坚守正义等原则不仅仅是抽象的目标，更是内修与行事统一的人生准则。18世纪，贵格会成为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施行社会改革、奉行和平主义和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等社会运动的领军势力，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本人也是这些运动的拥护者。1751年，苏珊娜·迪姆斯代尔在写给托马斯和他当时唯一在世的兄弟约瑟夫（Joseph）的遗嘱中，仍在敦促早已成年的二人践行贵格会信仰，并要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后代：“我希望你二人能用真正的爱和亲情与对方相处，并在生活中近善远恶，这样一来，你们就能成为孩子们的优秀榜样。”贵格家庭生活塑造了托马斯·迪姆斯代尔的人格，尽管后来发生些许变化，但他始终坚守对贵格会信仰的忠诚和热爱。他与贵格会朋友和熟人之间的关系网也将极大地影响他后续的职业生涯——包括这次赴俄之约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除了宗教信仰外，行医实践中的教养也对托马斯的人生有着决定性影响。他后来写道：“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参与他的医疗工作。这项工作非常伟大且广博。” ⁴ 约翰·迪姆斯代尔是外科医生，由于牛津和剑桥的医学院不招收贵格会教徒，他的医术是跟着父亲在西泽西区和埃塞克斯郡行医时磨炼出来的。按照《伊丽莎白济贫法》（Elizabethan Poor Law，后文简称《济贫法》）的规定，他拿着教区支付的薪水，给区内的居民看病——这是英国的地方扶贫制度，以教会为中心，以当地的财产税和什一税为资金来源。根据该法律，各教区都必须为“肢体残疾者、无生活能力者、老人和盲人”以及其他无法劳作的人提供必要的食物、衣物和燃料等生活物资以及医疗服务。那时，英国还没有集中化的全国性医疗或福利体系。在埃平，一些村民如“老女王”（Old Queen）和“乞丐贝蒂”（Beggar Betty）时不时地能收到现金，其他人则能拿到马甲、长袜、木柴和缝补过的鞋子之类的实物救济。 ⁵

在英国全国范围内，各教区掌握的资源和向穷人发放的救济金额差异很大，不过，根据塞登加农教区贫民事务监督会向约翰·迪姆斯代尔（后来改为向托马斯的哥哥罗伯特）付款的记录可知，该教区在医疗援助方面付出颇多。为非特定医疗服务支付的定期款项金额在5英镑到18英镑不等，这些付款记录一直持续到1730年约翰去世。此后，教区批准了补贴穷人医护服务的特别款项。总的来说，约翰从监督会那里收到的钱超过后者年支出总额的5%，一些有钱的纳税人偶尔会大发牢骚，还曾呼吁取消预付诊金。

在教区的所有支出中，有一类款项特别引人注意。塞登加农教区1724年的一条记录写道：“从4月3日起，替感染天花的玛丽·戈弗雷（Mary Godfrey）先后共支付6英镑。替玛丽·戈弗雷向迪姆斯代尔先生先后共支付8英镑。” ⁶ 这短短几行关于病人玛丽的记录，提到了当时肆虐的疾病——天花，它耗费了各区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等的济贫款。 ⁷ 天花病人开支甚大，因为患者需要连续数周的悉心护理，而且还有残疾人需接受长期治疗的可能。穷人们患病时，以及照顾家人时是没有精力工作的，这也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更为窘迫，此外，丧葬费用也进一步加重了教区的财务负担。

虽然历史没有记录穷苦人民的呻吟，但我们仍然有途径一瞥他们所遭受的磨难。一封信件记载了埃塞克斯郡小霍克斯利村（Little Horkesley）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一家的经历，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都感染了这种疾病。

那个13岁男孩是周四病倒的，浑身长满紫斑，看起来活不长了……孩子的母亲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应该也快病倒了……他们迫切需要食物……他们家里肯定有这类供给，但他们没有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现挣现吃、手停口停……如果孩子死了，丧葬费又是一笔开支。 ⁸

不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整体的社区，随父亲一起行医的托马斯·迪姆斯代尔肯定目睹过天花的残酷冲击。在离伦敦不远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s Hospital）——托马斯日后接受外科医生培训的地方——天花疫情非常严重：1725年，每8名死者中就有1名死于天花。 ⁹ 而在像他家乡那样的农村地区，疫情时好时坏，但威胁始终存在，而且在当时，人们对此毫无招架之力。

当时的医学界并不知晓引发天花的砖状病原体的存在，但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天花病毒通过口、鼻进入人体，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大约为12天，在此期间病毒逐渐在患者的血液里扩散。到此时，患者已经具有强传染性，开始出现病征：先是发热、头痛和呕吐，接着是面部出现皮疹，进而蔓延至全身。皮疹会发展为无数的脓疱，其渗出的脓液恶臭熏人，会让皮肤粘连在床单上，还会堵塞喉咙，让人无法进食或喝水，极为痛苦。最糟糕的情况是所谓的“融合性天花”，成千上万的斑点会融合成大块的紫斑，出现这种症状的患者基本命不久矣。

从出现发烧症状算起，一周后，若患者没有出现血液中毒或器官衰竭的症状，脓疱就会开始拔干并结痂。最终，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折磨，幸存者都会留下明显的、坑坑洼洼的疤痕，通常还会失明或患上永久性关节损伤。1742年，当时11岁的英国著名制陶家族成员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从天花的魔爪中幸存，但他的右膝关节受到感染，膝关节功能损失，最终截肢，再也无法操作传统的拉坯轮台。 ¹⁰

18世纪初流行的医学理论是在古典时期的体液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该理论的创立者是罗马帝国最有影响力的医生盖伦（Galen），而他又深受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ēs）的影响。盖伦认为，人类的体液分为4种类型——血液、痰液、黑胆汁和黄胆汁，保持它们的平衡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关键。体液循环，其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会引发疾病，而腹泻、出汗和流血等症状被认为是身体在通过各种腔口和毛孔努力排出废余物质以恢复体液平衡的表现。基于此理论，9世纪，波斯学者拉齐斯（Rhazes）将天花确定为一种特殊的疾病，并将其解释为血液需要“发酵”并将其产生的废物通过皮肤排出体外。 ¹¹ 按照这一有影响力的理论，每个人自打出生就携带天花病毒，只是它一直潜伏在人体内，将其排出体外是自然过程。

对于治疗天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欧洲医生仍然秉持着这些古老观念，试图通过帮助人体加速排出废余物质的“自然”进程，将“毒素”推至体表，远离核心器官，并最终将之清除。他们用毛毯把患者包裹得严严实实，将房间门窗紧闭，把患者体温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以推进“发酵”过程，迫使汗液和秽物经毛孔排出。象征着热量的红色也被认为有助于治疗天花，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Joseph Ⅰ）在1711年不幸染病，去世的时候就被裹在一块长“20码 的英国产的绯红色阔面绒布”里。 ¹²

英国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在17世纪下半叶提出过一种相反的治疗方法。他认为，不应让患者发热，而是要让患者保持凉爽，抑制发热。这种被称为“冷疗法”的治疗方法允许患者下床、开窗甚至是到户外走动。冷疗法对体液理论发起了直接挑战，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但后来它对人痘接种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冷疗法和热疗法外，医生们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来清除人体内的病态物质，以恢复体液平衡。使用锋利的手术刀或活体水蛭来放血的方法被广泛用于退烧。这种疗法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直到19世纪的实验证明其无效之前，它一直是很多疾病的首选治疗方法。还有医生会为患者开泻药和催吐剂来诱发腹泻和呕吐。食疗也在治疗天花中发挥了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先天性发酵”归咎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无节制的饮食习惯。肉类、香料和酒被蔬菜和肉汤等素净清淡的食物，以及某些疗效存疑的草药和化学药剂所替代。

当时治疗天花的方法层出不穷，它们相互矛盾，令人眼花缭乱，没人知道究竟哪一种方法更为有效，医生之间为此争论不休。各种小册子满天飞，每一本都以某位医生的个人经验为依据，鼓吹着新的疗法组合，但每种单独的疗法都早已存在，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效果。有时候，医生之间还会发生争执：1719年，名医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和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就天花病人应使用催吐剂还是泻药爆发了一场斯文扫地的即兴决斗。当伍德沃德不慎滑倒时，米德（催吐的狂热支持者）高喊着：“拿命来！”而伍德沃德则回应道：“我死也不会用催吐法！” ¹³

然而，就算那个时代的医生们再激情满满，他们也无法“治愈”天花，甚至都很难减轻患者的痛苦。基于他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他们认为自己采用的疗法有理性基础，但在临床上，那些所谓标准的治疗方法——无论是放血、捂汗，还是有些人会采用的刺破脓疱滴入收敛性眼药水的方法——基本上收效甚微，很多时候甚至还会起反效果。哪怕再有钱、再声名显赫的人，在天花面前也无计可施。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于1767年在维也纳暴发天花疫情时染病，他的父亲利奥波德（Leopold）选择托庇“上帝的恩典”，不让他接种人痘。莫扎特被感染后，服用了家藏的“黑药粉”——这是一种含有巴豆和旋花草的烈性泻药，并无治疗天花的功效。 ¹⁴ 这名11岁的音乐神童病得很厉害，他的双眼肿胀严重，有永久失明的风险。当他最终战胜病魔恢复健康时，其父的欣慰溢于言表，这位父亲在11月10日书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信中写道：“主啊！我们赞美你！小沃尔夫冈平安走过了天花的鬼门关！” ¹⁵

拥有大学学位的内科医生是顶级的医疗从业者，地位高于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对于付得起他们这种医疗服务费用的病人，他们会在其病榻之侧不断观察和讨论，提供诊断和治疗。他们会依照患者的具体症状和生活方式调整治疗方案，还会把季节时令等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外科医生负责处理身体外部的问题，而内科医生则专长于内科医学，运用体液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判断预后。那时，英国医生通常只进行最低限度的体格检查，包括听患者的呼吸声，尝尿液的甜度，测量脉搏的频次和强度，以及观察皮肤颜色。他们把疾病理解为不断变化的综合征，居于诊疗核心地位的不是具体的疾病，而是患者的体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能根据每位患者的需求和习惯来量身定制疗法的医生才是最好的医生，尽管医生们采取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通常弊大于利。

人们对天花的传播途径与对这种疾病本身一样知之甚少。天花的普遍性和传染之迅速都表明，天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它的“种子”潜伏在体内，在某些外部条件的作用下被激活。医生们怀疑，会不会是瘴气——在肮脏、拥挤的环境中产生的恶臭空气——引发了这种疾病，或是以某种方式把天花传给了患者？或者这种疾病是传染性的，附着在某种特定的、不可见的东西上，在人际间传播？还是说，对天花的恐惧本身就足以唤醒休眠中的“种子”？

他们无从确知。唯一能够有效抑制天花的方法是隔离：医护人员需要尽可能地和患者保持距离，染病者被集中安置在远离人口密集地带的专用的“病害之家”接受治疗，他们在那里能得到基础护理。因为害怕遗体导致传染，死于天花的人的葬礼一般从速从简，通常是趁夜色将死者埋在城外而非教堂的墓园中。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非公开地埋葬死者，并把康复者置于通风的环境中，直到他们没有传染风险才能返回家中。在严格遵照执行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阻止了天花的传播，让邻近地区免于普遍染疫。” ¹⁶

永远无法精确统计天花的致死数。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死亡数据大多出自“伦敦死亡统计簿”（London Bills of Mortality），该统计制度建立于1603年，起初记录的是伦敦各个教区每周受洗和去世的人数，自1629年起，增加了对逝者死因的记录。死于天花的人数最初是和死于麻疹的人数算在一起的，但从1652年开始单列，自此，记录中死于天花的人数逐步增加。这个统计制度存在很多不足，它高度依赖搜查员的工作，搜查员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受雇检查遗体以及确认死因。尽管许多搜查员有家政或护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作为女性，她们无法获得专业的医学训练，那些不愿让自家生意受到致命传染病影响的人有时还会向她们行贿。同时，有些幼童可能在天花皮疹症状出现前就去世了，那么他们的死因就会被记为“发烧”，这进一步影响了记录中死于天花的真实人数。可即便存在统计偏差，这些记录也足够清晰地表明，18世纪初，天花的毒性呈现出增强态势，其致病率也大增。此后，天花疫情进一步恶化。平均而言，在18世纪初的伦敦，每20名死者中就有1名死于天花；到18世纪50年代时，这个比例翻了一倍。而在大暴发的年份，例如1752年，甚至暴增至每7名死者中就有1名死于天花——当年共有超过3500人死于这种疾病。 ¹⁷

英国还有9成人口生活在伦敦之外的地区，对于他们而言，天花致死率随着疫情趋势的变化不断波动。如果两波疫情间隔太久，群体免疫水平就会下降，下一波疫情就会变得异常凶猛，造成大量死亡。农村地区的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也随之加深，一些居住在乡下的人会主动采取隔离措施，避免接触潜在感染者。为了逃离天花的魔掌，贵格会成员、诗人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的父母举家从伦敦搬迁至赫特福德的阿姆韦尔村（Amwell），他们不让约翰去学校，也切断了他和文学界的一切联系，这些措施保护了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1766年，托马斯·迪姆斯代尔为35岁的约翰接种了人痘，至此他才终于摆脱了“对瘟疫的恐惧”，能够再次回到伦敦——此前的20年里，他只回过伦敦一次。 ¹⁸

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来说，这种极度严格的规避措施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后来法国科学家拉孔达明（Charles-Marie de La Condamine）在那场著名的支持人痘接种的演讲中所说，天花就像一条深不见底、水流湍急却几乎每个人都必须渡过的大河，那些尚未过河的人无时无刻都处于随时有可能被迫入水的恐惧里。 ¹⁹ 人们基本上只能无力地接受宿命，甚至有人觉得最好让孩子早点感染，这样家庭的经济损失能小一些。尽管如此，大多数死于天花的病人为儿童：在英国的城镇中，死于天花的患者中有9成年龄低于5岁；同时，每年有七分之一的俄国新生儿和十分之一的瑞典新生儿死于天花。 ²⁰ 家长们得到的建议是，在孩子得过天花之前不要统计自己的子女数量。在赫特福德毕晓普斯托福德镇（Bishop’s Stortford）的圣米歇尔教堂中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梅普斯登（Maplesden）家7名子女的名字。1684年秋天，其中6个孩子在5周内先后离世，他们的年龄从5岁至20岁不等；次年6月，最后一个孩子也不幸撒手人寰。

不只是家庭的财务负担，肆虐的天花对社区经济也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穷人家里的顶梁柱染病倒下时，教区就需要顶上，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持，这笔不菲的开销让教区捉襟见肘，教区不再能维护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这些事情原本也是其职责。埃塞克斯郡从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至布伦特里（Braintree）的繁忙公路上有一座木桥，1712年，负责维护该桥的3个教区联名向当地的季度法庭 提交了请愿书，他们陈情，“本季度天花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钱支付修桥的费用了。 ²¹

城镇中的天花疫情会打乱日常生活秩序。集市因之关闭，买家和卖家的身影消失不见，商贸活动遭到破坏。为了阻止病毒传播，学校常常一关就是好几周，不仅中断了在校生的学业，还会让学校经营者深陷债务危机。教会的布道以及洗礼、婚礼等仪式也受到影响。国家机器运作亦会受阻，巡回法庭和季度法庭往往选择暂停工作或转移至远离疫区的地方。在写给切姆斯福德季度法庭书记员的信中，约瑟夫·金（Joseph King）为自己缺席陪审团一事辩解称：

我本应该出席的，但我听说切姆斯福德及其周边地区正在闹天花，我一家老小都尚未得过，这让我十分惧怕，不敢冒险前去。恳请阁下谅解我这一次。 ²²

有时，即使城镇中的疫情已经消退，人们还是躲得离城镇远远的，当局不得不发出公告，宣布本地已经没有天花，商业活动也可以恢复了。

天花的症状不仅在患者感染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染疫过后也会给患者身体留下明显的伤疤，这一点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交易。担心染病的富人家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已经得过天花的用人，他们皮肤上的疤痕可作为证明。反过来，求职者则会以此表明自己的既往感染史，即他们已经获得了免疫力，不会对雇主的健康构成威胁。例如，一位寻求奶娘或女仆工作的年轻女子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已经得过天花，为人诚实，值得推荐。”

有些签了卖身契的学徒选择从师父身边逃跑，在提供赏金招徕他们回来的通告里，也会对这些学徒的外表进行描述。《伊普斯威奇日报》（ Ipswich Journal ）这样描述从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出走的见习铁匠——“年约20岁”的罗伯特·埃利斯（Robert Ellis）：“红发，得过天花，满脸斑，罗圈腿。” ²³ 1735年一则抓捕强盗迪克·特平（Dick Turpin）的告示说这个罪犯“高个子，面色红亮，脸上都是天花疤痕……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戴着浅自然色假发”。 ²⁴

18世纪的许多报纸都曾刊登大量祛除天花疤痕的药膏、药水广告，其发布者大多是医学界最底层的“江湖郎中”。“达菲医生的神药”，每半品脱的售价为空前绝后的2先令，据称可以治疗从坏血病到痛风，从痔疮到宿醉等大病小病，“治疗天花和麻疹也不在话下”。 ²⁵ 家庭食谱书里基本上都包含药方和食物搭配方法，也有关于如何在家自制草药治疗天花症状及其疤痕的指南。

对女性，特别是那些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女性来说，天花造成的毁容会导致伤害性极强的后果。丧失无瑕美貌可不只是一桩伤心事，惨遭天花“蹂躏”的脸庞还意味着婚姻前景就此黯淡。满身疤痕的天花幸存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为她们的市场价值——按照外貌和阶级的标准来衡量——已于顷刻间一落千丈。她们害怕看到镜子中变得丑陋的自己，于是摘下墙上的镜子；为了不吓到陌生人，她们还穿戴面罩和面纱。这些举动表明，女性失去的不仅仅是她的社会地位，一并失去的还有她的身份认同：如果女性存在的意义在于容貌美丽，那么一个遍身疤痕的女人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吗？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存在主义问题，人们还是找到了办法来保证婚姻市场继续运转。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文类：天花求爱诗。急于宣示自己的爱意不只浮于外貌的求婚者会援引这些诗句。这类诗歌通常有现成的诗节可用，标题一般是《致一位从天花中康复的淑女》之类的，诗中使用有力的比喻，承认难以回避的现实，但又重申“美丽”的概念：“难道脸上有疤，阳光就不再明亮吗？” ²⁶

然而，在天花这种灾厄面前，诗歌、软膏、灵丹妙药、吸血的水蛭等，这些东西是远远不够的。疫情在加剧蔓延，夺去越来越多人的生命，需要找出一种全新的根治方法来应对。就在小托马斯·迪姆斯代尔随父亲研习医术时，一种终将为人类与天花的斗争带来胜算的医学创新出现在了伦敦。它在英国最初的拥护倡导者并非医生，而是一个身心均遭受过天花重创的女人。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是一位贵族母亲，一位睿智、坚定且有勇气的女性。她也很叛逆、时髦，人脉颇广，她深知自己影响力之强大。她认识到人痘接种的医学意义，也知道自己可以以身作则推广它。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事情的发展可谓所向披靡。

玛丽·蒙塔古夫人是辉格党议员金斯顿伯爵伊夫林·皮尔庞特（Evelyn Pierrepont）之女，她自幼成长在政治和宫廷的关系网中，很早就对公共世界和她在其中的位置有深刻理解。她求知若渴，能创作诗歌，并自学了拉丁语。她在青少年时期的自述中宣称：“我要书写不同寻常的历史，无论我以何种直白的笔法来讲述，其中都必定充满浪漫气息，不含半点虚伪粉饰。” ²⁷

金斯顿伯爵为玛丽包办了与英裔爱尔兰政治家克洛特沃西·斯凯芬顿（Clotworthy Skefington）的婚姻，但在1712年——也就是托马斯·迪姆斯代尔出生的那一年——她违抗父命，与贵族政治家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私奔了。她凭借美貌和智慧名声在外，很快就在宫廷里和伦敦的贵族与文学精英圈子中获得了显赫地位。

但社会地位并不能保护任何人免受天花之害，这种疾病对“高素质”人群和贫苦人民“一视同仁”。1713年，玛丽深爱的弟弟威廉（William）染疫去世，两年后，26岁的玛丽也感染了天花。她活了下来，但脸上留下了伤疤，眼睫毛一根不剩，她的目光变得异常犀利，她也永远失去了美貌。

1717年，爱德华被任命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宫廷大使，于是，尚处在创伤余波中的蒙塔古一家动身前往土耳其。在他们抵达后不久，玛丽就见识到了一种令她颇感惊异的天花疗法，这种疗法能战胜残暴的天花病毒。这种疗法就是人痘接种。据她观察，当地的家庭每年9月都会举行天花集会，每次集会上最多会有16名儿童接受治疗。她激动地给她的童年好友萨拉·奇兹韦尔夫人（Lady Sarah Chiswell）写信说，按照土耳其人的做法，老妇人用针头把从天花病人脓疱中取出的一滴浆液刺入孩子的几处静脉，然后用碎核桃壳覆盖住创口。这样一来，孩子会出现轻微的天花病症，恢复后就能得到终身免疫。她说：“在咱们那里四处传播的致命天花，在这里却兴不起任何风浪，这都要归功于移植——他们是如此称呼它的。每年都有数千人接受这种手术……但没有因此死亡的例子……我深爱我的国家，无论付出何种代价，我都要在英国推广这项有益的发明。” ²⁸

玛丽言出必行。她让“一位希腊老妇”用生锈的钝针为自己5岁的儿子爱德华进行了接种，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全程陪同。接种过程很痛苦，但效果很好。随后，她返回伦敦，迫不及待地想要推广这种医疗实践。 ²⁹ 这是个非常完美的时机：经过一个异常温暖的冬天，玫瑰花在1721年1月就盛开了。4月，天花“如同毁灭天使一般”开始在帝国首都肆虐。当她的熟人们接连病倒时，玛丽找来梅特兰为她3岁的女儿小玛丽接种了人痘。 ³⁰ 梅特兰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他坚持要让两名内科医生全程在场，“不光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着想，也是为了让他们做个见证，这有助于建立这种疗法的信用和声誉”。梅特兰医生在小玛丽的双臂上进行了接种，没有提前放血或催泻，接种后，小玛丽经历了“温和但有益”的病程，身上只出现了几个明显的斑点。 ³¹ 当皇家医学院的3位重要成员——其中很可能包括院长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来探望这位小病人时，他们发现她“正在房间里玩耍，心情愉快，身体状态很好，身上还有天花斑点”。 ³² 这是英国有记载的首例人痘接种案例。

这是一个里程碑，但就跟科学领域的许多标志性事件一样，可能还有别的道路也通向同一个终点。关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接种人痘的报告在18世纪初陆续传到英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报告出自希腊裔医生埃马努埃莱·蒂莫尼（Emanuele Timoni）之手，他关于君士坦丁堡地区使用这种方法的简报于1714年被递呈给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³³ 蒂莫尼称，君士坦丁堡于1672年接触到人痘接种技术，来自黑海东部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和格鲁吉亚人将其传入。经历了“怀疑和疑虑”后，该技术已经普及开来，并大获成功：“不论年龄、性别和体质，接受此手术的人……无一因天花死亡。”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首任院长是牛顿（Isaac Newton），该机构作为英国的国家科学院而蜚声海内外。学会成员想了解更多与此相关的信息。出生于希腊的威尼斯医生贾科莫·皮拉里尼（Giacomo Pylarini）曾在莫斯科、士麦那（Smyrna）以及两地之间的许多城市行医，他证实这项技术属实，并在1716年向学会报告称，人痘接种技术在传入土耳其的基督徒社区之前早已于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成功施行多年。 ³⁴ 皮拉里尼和蒂莫尼的论文都发表在了学会的期刊《自然科学会报》（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 上，他们的观点在学会成员间引发了讨论，但也止步于此：学会在医学上的保守主义深入骨髓，此后21年里，未曾有一次临床试验来验证这种异域老妇操作的怪异疗法究竟是否有效。

同样地，英国的医疗机构也不屑了解民间抗疫手段。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农村居民一直有“买天花”的习俗：他们会花上几便士，雇人把天花痂皮拿在手里或擦在儿童的皮肤上，或许初衷是通过把疾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来让病中之人痊愈。

结果，无论是科学的报告还是既有的土方子，都没能让英国开始推广人痘接种。反倒是一位决心坚定、见识广博的女性以身作则的行动成了催化剂，她饱含激情，对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价值深信不疑，情愿为此赌上自己孩子的生命。小玛丽·蒙塔古的接种并未见报，但凭借着她母亲深厚的人脉和良好的声望，这一消息很快就在伦敦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传开了。在1717年的天花疫情中痛失两名爱子的詹姆斯·基思（James Keith）医生是小玛丽顺利康复的见证者之一，他很快也为自己6岁的儿子彼得（Peter）安排了接种。通过让自己的女儿在英国接种人痘并让权威医学家作为见证人，玛丽夫人为人痘接种赢取了认可，使其不再仅仅是引发科学好奇心的“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习俗。她作为母亲的私人行为具有了公共意义。

正如玛丽所期望的，人痘接种成为伦敦精英们追捧的新时尚。她带着女儿登门拜访不同人家，以证明小玛丽的确恢复健康并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持续不断的疫情也助她一臂之力，使玛丽极受欢迎。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 的幼子霍勒斯（Horace Walpole） 是首批进行人痘接种的贵族子弟之一，此外还有奥地利大使之子、后来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及其兄弟姐妹。 ³⁵ 1723年，玛丽曾向她的姐姐倾诉：“宾夫人（Lady Bing）已经让她的两个孩子都接种了人痘……我相信他们不会有问题……全城都在这么做，邀请我去家中拜访的人太多了，我不得不到乡下去躲清静。”

许多地位显赫的家族选择迅速跟进玛丽的做法，其中的一个影响力卓然超群——那就是英国王室。得益于她的出身、魅力和智慧，玛丽原本就和宫廷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是圣詹姆斯宫的常客。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后，乔治一世（George I）继承了英国王位，玛丽和他是牌友。她还融入了乔治一世的儿媳、聪明且有科学头脑的威尔士亲王妃安斯巴赫的卡罗琳（Caroline of Ansbach）的圈子。

在小玛丽·蒙塔古接种人痘的同一时期，卡罗琳的长女安妮（Anne）差一点命丧天花之手。正因如此，为了保护另外两个女儿，卡罗琳迫切地想获知这种新疗法的更多信息。在亲王妃的鼓励下，包括汉斯·斯隆爵士在内的一批医生成功说服国王，得到在纽盖特（Newgate）监狱的死刑犯身上进行人痘接种实验的许可，被选中参与此次实验的犯人会得到特赦。

1721年8月，这场“皇家实验”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卡罗琳和丈夫——后来的乔治二世（George Ⅱ）——是其官方赞助人。这场实验没有伦理方面的问题。实验对象是3名男性和2名女性，五人均因偷窃假发、现金和波斯丝绸等物品被判盗窃罪，且都起誓从未感染过天花。在斯隆和国王私人医生的注视下，梅特兰在他们的双臂和右腿上进行了接种。此外，还有一名妇女的鼻子里被放入天花痂皮，这是模拟中国的做法。大约有25名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见证了这次实验。

6名被试者中的5人身上如预期出现了数十个斑点，伴有低热症状，并且很快就康复了（但鼻子内贴痂皮的方法被证明会引发极大不适），只有一位男性被试者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他为了获得自由而在没得过天花一事上撒了谎。实验的结果让斯隆确信，人痘接种会产生温和的天花症状，而对自然感染过天花的人无效。

还有一个关键点有待验证：由人痘接种引发轻症而产生的免疫力能否完全抵御自然感染？能够找到答案的唯一方式是让接种后的囚犯直接暴露在天花之下。于是，接受过人痘接种的19岁的伊丽莎白·哈里森（Elizabeth Harrison）被派去护理数位天花病患，她还需要与其中一位学龄男孩同睡一张床。即便如此，伊丽莎白始终未染疾，对斯隆和他的医生同侪们来说，这足够证明一切了。

但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让两个小女儿接受人痘接种的卡罗琳亲王妃仍心存疑虑。为了验证人痘接种对儿童的作用，她出资赞助了另一场临床实验，这次的实验对象是从威斯敏斯特圣詹姆斯教区选出的6名孤儿——他们的身体理论上被视为国家财产。这些孩子在接种后也恢复得很好，《伦敦公报》（ The London Gazette ）刊发广告，宣布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每天上午和下午这些孩子都会在苏豪区（Soho）的一栋房子里公开露面。 ³⁶

最终，在祖父乔治一世的保佑和议会的许可下，11岁的阿梅莉亚公主（Princess Amelia）和9岁的卡罗琳公主（Princess Caroline）于1722年4月接受了人痘接种，操刀的是国王的御用外科医生克劳德·埃米扬（Claude Amyand），梅特兰担任助手，斯隆则是监督人。 ³⁷ 与那些囚犯和孤儿一样，两个女孩很快就康复了，威尔士亲王和亲王妃在各种宫廷场合让她们进行了高调的展示，让她们表演经过特殊编排的舞蹈以示其健康无虞。 ³⁸ 正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和几十年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安斯巴赫的卡罗琳也意识到，仅凭科学事实本身通常并不足以消弭人们针对人痘接种的疑虑，人际关系和榜样的力量同样至关重要。

自此开始，直到18世纪结束，汉诺威王室一直都是人痘接种的坚定支持者。乔治一世派梅特兰去汉诺威为他的孙子弗里德里希（Frederick）接种，并写信给他的女儿、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多罗西娅（Sophia Dorothea），向她推荐这种疗法。 ³⁹ 卡罗琳亲王妃和后来的乔治二世的其他子女也都接种了人痘。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后的15名子女之后都全部进行了接种——尽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但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这种做法，并为托马斯·迪姆斯代尔等英国医生在海外传播人痘接种技术背书。

但是，就在威尔士亲王和亲王妃大力推广人痘接种的同时，抵制这种突破性医疗创新的苗头也出现了。精英阶层的接种需求骤增，其间发生了两起被广泛报道的悲剧：一位伯爵的4岁的儿子在由梅特兰实施接种后身亡；此外，赫特福德的一名男性则从家中接种了人痘的孩子身上感染天花而死。第一个案例表明接种人痘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第二个案例则揭示了一个棘手的事实：人痘接种者在康复期间具有传染性。

“皇家实验”结束仅几周后，圣巴托罗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内科医生、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威廉·瓦格斯塔夫（William Wagstafe）发表了一封篇幅很长的公开信，指出人痘接种存在引发意外感染的风险。 ⁴⁰ 瓦格斯塔夫认为，接种人痘就像在一栋房子里故意放火，最后如果发生意外，除了这栋房子之外，周围整个街区都可能受其波及，化作灰烬。他大声疾呼道：“面临死亡风险的除了接种者之外，还有那些会被他们感染的人。敬请诸位家长仔细斟酌自己的作为，诸位接种大夫也须确保能够为所有后果负责。”

和同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瓦格斯塔夫也试图从传统的体液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新技术。他警告称，注入接种者血液的脓物无法正常排出，每个接种者所需的合适剂量也很难确定。“接种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不能保证患者获得的免疫力终身有效。

瓦格斯塔夫写道，医生不应过分鼓励一种尚无充分理由或事实支持的做法。他酸溜溜地说，多亏了引领潮流的王室家长们，“人痘接种已经流行开来，那些最伟大的家庭全都接受了这种做法”。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用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土耳其老妇的医学智慧，并将之带到英国；而这位充满偏见的瓦格斯塔夫医生之所以竭力诋毁人痘接种，也正是因为它起源于东方且来自女性：“后世要如何相信，几个来自不识字、无理性民族的无知妇女所做的事情，未经反复检验，突然之间就在这个全世界最上流的国家之一大行其道，甚至还为王室所接受。”

另一位批评者外科医生莱加德·斯帕汉（Legard Sparham）则称人痘接种为“时代丑闻”，认为其恶劣程度堪比当时刚刚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 ——一场由贪婪和股市操纵所引发的臭名昭著的金融崩溃。 ⁴¹ 斯帕汉认为，人痘接种就是把“有毒物质”注入血液并引发严重的天花，后来所有反对人痘接种和疫苗接种的观点本质上都与斯帕汉一脉相承：为什么要让人刻意暴露于危险中，只是为了抵御在未来或许能够避免的风险吗？

斯帕汉认为，这种做法就像牙疼的人建议别人拔掉整口牙以免日后同自己一般遭牙疼的罪，或士兵让战友开枪把自己打死以免战死：“一个人，原本健康无虞，却中了某些唯利是图者的狡猾诡计，情愿主动患病，期望换得未来的健康。”

斯帕汉善用华丽辞藻，他是最早利用概率来批判人痘接种的人之一；不过后来，概率以其更为严谨的形式成为推广这项新技术的核心概念。他极尽讽刺地写道：“在天性的驱使下，人类会倾向于在性命安好之时拿命去赌，因为活下来是有概率的，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敬佩的事情呀！”最后，他又对主张推广人痘接种的医生们进行了一通挖苦，进而掀起一阵风潮：“我们处境艰难，而这些先生们、这些新疗法的实践者们，正‘亲切友好’地为这困境添砖加瓦。”

并非只有医生们带着怀疑态度撰写各种小册子、批判这种新实验。一些教会人士也抵制人痘接种，他们认为这是在蔑视神的意志。埃德蒙·马西牧师（Reverend Edmund Massey）在伦敦霍尔本（Holborn）圣安德鲁教堂的讲台上公然谴责人痘接种是罪孽深重的邪恶行径，他称恶魔本人正是接种的首位实践者，因为《圣经》中记述恶魔用瘟疫般的疖子折磨约伯。 ⁴² 他辩称，神之所以降下疾病，“要么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仰，要么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恶”，因此，对其进行干预会打乱神的计划——如果不必再担心报应，人类势必会沉沦在无尽的罪恶中。

这位牧师愤怒地表示，那些想控制疾病的医生实际上是在扮演上帝：“我会毫不客气地称之为邪恶行径，它僭越了自然法和神法的权威，意图将神圣意志逐出世界，以滋养罪孽与悖德之事。”

对人痘接种有效性和道德性的批评，立刻引起了其支持者的反击。苏格兰医生、数学家和讽刺作家约翰·阿巴思诺特（John Arbuthnot）站出来为人痘接种辩护，逐一驳斥了斯帕汉和马西的观点，阿巴思诺特的这一举动也成了伦敦等地的咖啡馆和酒吧中的热门话题。 ⁴³ 他的小册子于1722年9月匿名出版，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斯帕汉、马西二人存在的偏见，并指责急于诋毁新技术的“反人痘接种者”（这可能是该术语首次出现在纸面上，当今反疫苗者的称呼就由此演变而来 ）持有“自相矛盾且变化无常”的观点。

阿巴思诺特以数字作为武器。他根据伦敦死亡统计簿，估算出自然感染天花的死亡率为十分之一；相比之下，人痘接种的意外死亡率仅约为百分之一。这位数学家的观点为比较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他并未提供能够支持其估算的数据。

阿巴思诺特论证道，与自然感染天花相比，接种人痘的生存概率更大，因为接种者可以选择在有利的环境中完成接种：适宜的季节；体液处于平衡、身体处于“温和凉爽”状态的时机；以及提前准备的合理膳食，从而避免“醉醺醺”地染病。接种人痘不是为了躲避或抵御天花——恰恰相反，它会让人经历整个天花病程，但通过悉心准备和精确控制，这个过程会变得相对温和，接种者的安全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针对斯帕汉所持的不应人为制造疾病的观点，阿巴思诺特指出，许多标准医疗实践——例如清创、放血和截肢——都是通过人为加速自然病程来进行预防和治疗。确实，如果不进行实验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些医学发现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类逐渐学会了用常识和概率来掌控自身。人类事务中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

言辞犀利的阿巴思诺特对应付马西牧师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因为这位神职人员似乎已经“把神职身份丢在了一边”，开始扮演医生的角色了。这位牧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出于善意引发疾病在神看来是不合法的；而且，鉴于人的体内都有致命的天花“种子”，医生有义务尽其所能让人免于危险。基于同样的理由，选择接种人痘的人也并非丢失了对神的信仰。阿巴思诺特写道，如果某人在火灾发生时跳窗逃生，“就算他是在生命尚且无虞时就跳了窗，这也肯定不会被视作背弃神意”。

在王室成员完成人痘接种短短数月后，论争阵营已经清晰划定：这是一场用小册子作武器的激烈战争，一方是这项新技术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反对人士，他们轮番上阵、发表高论、大声疾呼，争吵甚嚣尘上100多年。天花人痘接种是全世界首个预防性医疗措施，它的引入撼动了既有观念，人们的意见也因此产生较大分歧。就在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的争论声中，天花变得越发严重，死亡人数持续飙升。

关于人痘接种这一重大医疗突破的消息通过小册子和报纸传出了伦敦，此时，约翰·迪姆斯代尔正带着他年轻的儿子托马斯在埃塞克斯郡巡诊，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做法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在为天花患者提供治疗时，约翰使用的仍是和其他病人一样的传统体液医学技术，依靠放血和清创来恢复患者的体液平衡并祛除疾病。

1730年，约翰·迪姆斯代尔去世，享年55岁。他在世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罗伯特接手了他的事业，18岁的托马斯则被送往伦敦学医。几十年前，托马斯的祖父曾因无照行医入狱，他的父亲也没有接受过正规医疗培训，但在托马斯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在索思沃克（Southwark）圣托马斯医院研修外科医学。18世纪初，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计划的进行，医院的医学教育也实现了正规化：此前，医学生的地位相当于执业医生的学徒，对他们的培养过程杂乱无章且充满随机性；现在则有了基础性规章制度，用以控制入学人数和每位医生最多能带的学生数量。学生们还有机会参加医院举办的知名专家讲座和解剖课。

根据托马斯后来的记述，负责培训他的是“解剖名师乔舒亚·西蒙兹（Joshua Symonds）先生，他是圣托马斯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室中讲授解剖学课程，我入学后不久，他又被选为外科医生大厅的解剖示范员”。 ⁴⁴ 解剖学是圣托马斯医院最有名的专业，其实践教学质量极高。学生们会挤满整个大厅，观摩医学精英解剖尸体。西蒙兹去世后，托马斯又报名接受其继任者和另外3位“品德高尚的医生”的进一步培训，“我每天都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医疗实践”。这与在塞登加农教区上门问诊的经历截然不同。托马斯在圣托马斯医院的学习环境是英国领先的，老师们也都是最顶尖的水平。

他在伦敦学习期间，一场悲剧给迪姆斯代尔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托马斯时年24岁的姐姐苏珊娜因罹患天花外加早产不幸去世。他们的母亲苏珊娜·迪姆斯代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亲爱的孩子……于1732年2月20日离开了人世，几天之后，她的儿子也随她而去，他们的遗体被埋在毕晓普斯托福德。” ⁴⁵ 跟玛丽·沃特利·蒙塔古一样，托马斯也因“斑点怪兽”失去了一位至亲。或许，在这项事业中，迎头抗击天花的勇者们多少都带有一些个人感情因素。

两年后，年仅22岁的托马斯顺利毕业，以外科医生的身份立足社会。他年轻英俊，面庞宽阔，下巴凹陷，总是神情严肃。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并非埃塞克斯郡而是赫特福德，因为他从膝下无子的表叔约翰·迪姆斯代尔爵士（Sir John Dimsdale） 那里继承了一处房产和一家诊所。此前一段时间，托马斯都是去恩菲尔德（Enfield）的贵格会堂参加礼拜，按照教派传统，该堂的教友为托马斯向赫特福德贵格会团契出具了一份推荐证书，上面有6位证明人的签名，时间是1734年5月29日。证书上写道：

于我辖区居住期间，他谈话条理清晰，私生活干净无暇，父母都是高贵之人。我们诚挚推荐他接受你们的关怀与庇护；我们殷切希望他能保持谦卑，常在真理中行走。

此后5年内，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业务逐步精进，也愈发能够满足他从出生就浸润其中的信仰的殷切期望。但是，1739年，他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此事让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与贵格会渐行渐远。他与有其他信仰的女性结婚了。 ⁴⁶ NKJvbG+Yt2XljV3/O7KnVwpn5BFvZK0co0e3RCNtqBANI9bHMKGJctBwWUr54S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