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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新的监控、追踪和定位技术的推动下，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变的表征之一是，俯瞰图（aerial views）变得日益重要：概览图、谷歌地图、卫星视角。我们渐渐习惯了曾被称作上帝视角的观看方式。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主导着我们视野的视觉范式——线性视角（linear perspective）——却逐渐变得不再重要。稳定且单一的视角正被多维的角度、交错的机遇、扭曲的航线，以及发散的灭点（vanishing points）补充（通常是取代）。这些变化如何与无地性和持续坠落的现象产生联系？
首先，让我们后退一步，考虑一下视野在以上问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传统的方向感——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时空概念——都基于一条稳定的线：地平线。这条线的稳定感取决于观察者的稳定感，而观察者总被认为站在某种地面之上，比如海岸或船只——一个可以被想象为稳定的地面，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地平线是导航时极其关键的要素。它定义了交流与理解的边界。地平线以外，只有无声和沉寂。地平线以内，事物才是可见的。人们也可以用这条线判断自身的位置、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目的地或者理想。
早期导航技术涉及与视野相关的手势和身体姿态。“很早以前，（阿拉伯航海家）用一或两根手指的宽度进行测算，即伸出的手臂上的拇指和小指，或者将箭举至一臂远，用以观测视野下端的地平线和上端的北极星。”
地平线和北极星的夹角提供了所在位置的海拔信息。这种衡量方法被称为“观看”（
sighting
）物体，“瞄准”（
shooting
）物体，或者“选取观看视角”（
taking a sight
）。用这种办法，人们至少可以大致知道自己的位置。
星盘、象限仪和六分仪等仪器利用地平线和星辰改进了这种定位法。此技术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水手站立的甲板最开始就不是稳定的。稳定的视野大多只是一种心理投射，直到人造视野的发明创造出一种稳定感的幻象。利用地平线测算所在位置给船员提供了一种方向感，由此促成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扩张，同时也成为界定现代光学范式建构的重要工具，其中最重要的范式就是所谓的线性视角。
早在1028年，阿布·阿里·哈桑·伊本·海赛姆（Abu 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965—1040），又名阿尔哈曾（Alhazen），就撰写了一本视觉理论著作《光学之书》（ Kitab al - Manazir ）。1200年后这本书开始在欧洲传播并催生了13和14世纪的许多视觉创作实验，而这些视觉创作最终发展出了线性透视法。
在杜乔（Duccio）的作品《最后的晚餐》（1308—1311）中，我们依旧可以明显看到多个灭点。空间中的视角并没有汇聚到一条地平线上，也没有全部交错至单个的灭点。然而，在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绘制的《亵渎圣体的奇迹（场景一）》[ Miracle of the Desecrated Host （ Scene I ），1465—1469]中，视线却被聚合至同一个灭点，安置在人眼位置定义的虚拟视野中。
线性透视法的基础在于一些关键的否定。首先，地面的弯曲程度往往忽略不计。视野被理解为一条抽象的水平线，其上所有横平面中的点交汇在一起。另外，就像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说，透视法的建构宣告着单眼、静止的观察者的视角成为视觉准则——其被认为是自然的、科学的、客观的。透视法的基础是一种抽象过程，无法对应任何主观感受。 [1] 透视法计算的是一种数字化、扁平、无限、连续、同质的空间，并宣称这一空间就是现实。透视法创造出一种观察“外界”的类似自然视角的幻觉，就如同影像所在的平面是一扇面向“真实”世界敞开的窗户。这也是拉丁语中视角一词（perspectiva）的字面含义：透过事物观看。
透视法定义的空间是可计算、可定位、可预估的。线性视角可以测量风险，让未来变得可以预见和控制。所以，透视法不仅改变了空间，还引入了线性时间的概念，使得数学预测和线性发展成为可能。这是视角第二层时间性的含义：一个望向可计算的未来的视角。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提到，时间可以像空间一样同质化并且空无一物。 [2] 为了运行计量，我们必须假设一个站在稳定地面上的观察者，向着扁平的、相当虚假的视野中的灭点望去。
线性视角在观者身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果。透视线交汇在观者的一只眼睛上，使观者成为其确立的世界观的中心。观者变成了视觉灭点的镜像，也因此被灭点建构。视觉灭点赋予观者肉身和位置。但从另一面讲，认定视觉遵从科学定律这一假设削弱了旁观者的重要性。虽然将主体安置于视觉的中心是对主体的赋能，但线性透视法迫使观者服从貌似客观的再现原则，这摧毁了观者的个体性。
更不用说，对主体、时间和空间的再创造不仅重新定义了再现、时间和空间的准则，还成了加强西方统治和其观念支配地位的另一种工具。所有这些组成要素都出现在了保罗·乌切洛的《亵渎圣体的奇迹》六幅画作中。在第一幅画中，一个女人把祭饼卖给了一个犹太商人，而在第二幅画中商人企图“玷污”圣饼。犹太商最终被处以火刑。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他一起被绑在柱子上，视觉平行线也汇聚在这根柱子上，就好像柱子是一个标记物。画作的日期预兆着西班牙1492年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同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了向着西印度群岛的探险。 [3] 在这些画中，线性透视法成了种族和宗教宣传以及相关暴行的模型。所谓的科学世界观参与设定了将人们标记为他者的标准，将对人的占领和征服合法化。
从另一角度看，线性视角奠定了自身的衰败。其科学性诱惑和客观主义姿态创建了一种有关再现的普世主张，一种摧毁特殊主义世界观的真实性连接，虽然这些无心的影响较晚才出现。线性视角沦为了自身所宣扬的真理的人质。从诞生开始，其主张的真实性就暗藏着深切的不确定性。
[1] 参见欧文·潘诺夫斯基，《透视作为一种象征形式》[“Die Perspektive als symbolische Form，”in Erwin Panofsky : Deutschsprachige Aufsätze II ，ed.Wolfgang Kemp et al.（Berlin:Akademie Verlag，1998），664-758]。
[2]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Illuminations ，trans.Harry Z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261。参见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enjamin/1940/history.htm]。
[3] 参见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种族、民族、阶级：模糊的身份》[ Race ， Na tion ， Class :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Verso，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