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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实验和经典电影作品以及录像艺术作品的稀有复制品以弱影像的形式复现，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意义重大。作品的处境所揭示的远不只是影像本身的内容或外表：还有这些影像被边缘化的境况，以及导致这些影像作为弱影像在网上流传的各种社会力量。
弱的影像之所以弱，是因为它们在影像的阶级社会中没有被赋予任何价值——非法或低等的身份使其免于遵循阶级社会的标准。弱影像低分辨率的呈现恰恰证明了其是在挪用和置换中产生的。
[1]
显然，这种情况不仅与新自由主义下媒体业和数字技术的重构有关，还与后社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下民族国家、文化和档案的重构有关。当一些民族国家解体或分裂时，新的文化和传统开始出现，新的历史从中产生。这显然会影响电影档案，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全部的电影档案遗产都会失去民族文化的支撑框架。正如我曾在萨拉热窝一家电影博物馆中观察到的，人们以后只能去录像带出租店查找国家档案了。 [2] 借由无序的私有化，盗版影像从档案馆流向市场。但另一面，即使大英图书馆也会在网上以天价出售其保存的内容。
正如科德沃·埃顺所指出的，某种程度上，弱影像在国家电影机构遗留的缺口中流通，而这些机构在当代很难以16/35毫米影像档案的形式运营，更无法维护任何放映设施。
从这一角度看，弱影像揭示了散文电影，甚至是任何实验性和非商业性电影的衰落与降级。这类作品在许多地方仍旧存在是因为文化生产被视作一种国家任务。私有化的媒体制作逐渐变得比与国家控制或赞助的媒体制作更为重要。另一面，网络营销和商品化发展以及知识产权私有化的泛滥同样助长了盗版和盗用，正是这些现象促成了弱影像的流通。
[1]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低分辨率的图像也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中（主要是新闻），这些图像与紧迫性、即时性和灾难性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极高的价值。参见黑特·史德耶尔，《纪录片式不确定性》[“Documentary Uncertainty，” APrior 15（2007）]。
[2] 参见黑特·史德耶尔，《档案的政治：电影中的翻译》[“Politics of the Archive:Translations in Film，” transversal （March 2008），http://eipcp.net/transversal/0608/steyer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