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讲述了一种被遗忘的流行疯病，由某煤气工患者及其医生——一位精力充沛的体育学先驱人物——共同拉开帷幕。我想借这个清晰确切的故事阐释精神疾病和精神病学，既作为事实陈述，也作为隐晦寄寓。我所表述的奇异事件促使人们对短暂性精神疾病（transient mental illnesses）产生反思。那些热衷于理论胜过探求的读者，可能想大体了解一下我是如何利用此故事的。

我所说的“短暂性精神疾病”，指的是一种在某时、某地出现，然后逐渐消失的疾病。它可以从一个地方传播至另一个地方，并且不时地重新出现。这种疾病可能对社会阶层或性别有选择，多发于贫穷的女性或富裕的男性群体。我指的并非是它会在不同个体身上反复出现，而是说这种疯狂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广为人知的短暂性精神疾病是歇斯底里症（hysteria），直至 19 世纪末，它在法国大行其道。观点激进者将如今的多重人格症（multiple personality）作为另一种短暂性精神疾病，并且继续罗列出一系列其他疾病清单，包括短暂慢性疲劳综合征（transient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厌食症（anorexia）、间歇性暴怒障碍（Intermittentexplosive disorder） ^[1] ，或是他们选择批判的任何疾病。

短暂性精神疾病引发了关于它们是“现实存在”还是“社会建构”的枯燥争论。但我们需要比现实存在论或社会建构论更丰富的思考工具。我在本书中的理论旨趣较为平和审慎，故本书并非意欲洞悉现实，只求能为理解短暂性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提供一个框架。

本书的最大贡献是“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 ^[2] 隐喻，精神疾病就流行于其中。这样的生态位需要更为多元化的“矢量”（vector），在此须强调者有四。第一无疑是医学因素。此类疾病应适用一种更大的诊断框架，一种疾病分类学。第二是最耐人寻味的文化对立（cultural polarity）。此类疾病应处于当时文化的两种元素之间，一方面是浪漫多姿和善意美德，另一方面则是恶念丛生和意欲犯罪。何为美德和罪恶，它们本是社会广泛层面的特征。美德并非百世不易：谨慎，作为近代早期欧洲新教资产阶级的一种美德，在封建时代不过是一种软弱而已。第三，由此我们需要一种可观测性（observability）。疾病本身，疾病作为痛苦和作为某种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应是显而易见的。最后，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东西：疾病，尽管会制造苦痛，也会带来解脱，这种解脱在其滋生蔓延的文化中的其他地方无法获得。

本书充满了历史轶事和奇特细节。但它们不仅仅是故事而已，而是通过一个个实例罗列铺陈，从而展示生态位这一概念对短暂性精神疾病的巨大作用。诚然，一种精神疾病，一种在社会中被视为疯狂的疾病，有患者和专家两种角色参与其中。我们称之为病人和临床医生。在第三章，我举了希腊神话中的某例，其中有疯狂的行为举措，有饱受折磨的患者，也有精于此道的专业人士，但我们不大会称其为现代意义上的病人和临床医生。较之 20 世纪晚期的医学门类定义，疯狂本义具有更多元的跨文化性。患者和专家在其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第一章讲述了 1887 年疯狂旅行流行病中第一位患者和第一位医生的大量故事。

本书分为若干部分，主要由四章组成。前三章讲述了一个细致详尽的故事，第四章讨论了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故事反映了短暂性精神疾病的事实。在这几章内容中，任何一章都不可能囊括真实故事中所有令人震惊的历史背景。很多历史事件都被列入注释中，最终呈现在书末。它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趣事，于我而言，这些信息和趣事夯实了各章中的简单陈述，自然是本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一些拾遗补漏，三份附录审视了本书产生的其他问题。最后，还有一些经过翻译的文献，关乎其中的重要患者及医生。一些读者会从这些文献部分入手，另一些读者会从章节部分开始。而若从注释部分着手，绝对也是个明智之举。

在本书完成后不久，我发现自己对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中的奇异线索有些抵触之意。人们对早已逝去的疯人及早已逝去的医生之间的关系有种可怕的迷恋，这种迷恋模糊了事实和虚构。派特·巴克（Pat Barker）著有三部曲《重生》（ Regeneration ）、《门中眼》（ The Eye in the Door ）、《幽灵路》（ The Ghost Road ），尽管《幽灵路》获得了布克奖，然而《重生》才是最佳之作。它们聚焦于人类学家、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治疗医生威廉·里弗斯（William Rivers）与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间的互动；其他医生（Henry Head）和作家（Wilfred Owen，Robert Graves）也客串其中，尽管在我看来，这位重要的病人是虚构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蕾丝》（ Alias Grace ）讲述了一个半世纪前，一个伙同他人杀害老板的疯狂女仆，与受疯人院委托前往此地研究她的医生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女士的经历具有历史意义，安大略的相关机构和医生亦是如此，尽管此处的主角医生似乎是虚构的。这些情节颇具新意，作家们使用当下的精神强迫症（psychiatric obsessions）来铺陈过去。在巴克的所有著作里，创伤后应激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贯穿其中，尽管我们在第三部中看到了一些多重人格症（multiple personality）的迹象。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多重人格症则被打上了一个恒久的问号：格蕾丝是以第二人格去杀人的？这种人格并非由那位每日与之交谈的新英格兰青年医生翘楚构建，而是由近乎尾声时出现的扮演精神研究者的耶利米构建？

还有很多类似的小说，写的都是死去的疯人及其医生的所作所为，大部分都枯燥乏味。但我上文所提及的是 1995—1996 年最好的作品。一些文化史书写同样扣人心弦，足以与巴克和阿特伍德的作品媲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这一例，有病人丹尼尔·保罗·施雷柏（Daniel Paul Schreber）、医生保罗·埃米尔·弗莱希格（Paul Emil Flechsig），以及见证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施雷柏曾被任命为萨克森最高法院的庭长，他是一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c）患者，并在疯人院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群众与权力》（ Crowds and Power ）利用这些记载，对比了施雷柏的个人疯狂行为与希特勒的公开疯狂之举，令人称奇。卡内蒂认为，两者都是被一种潜在权力支配的疯狂意识所驱使。这显然是富于理论洞见的。最近，人们对施雷柏的生平和时代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我甚至要说，我们对其所知“巨细无遗”。这尤其要归功于以下学者的潜心研究：威廉·内德兰德（William Niederland）的《施雷柏案例：偏执型人格的精神分析简述》（ The Schreber Case ： Psychoanalytic Profile of a Paranoid Personality ，1984），以及兹维·洛萨内（Zvi Lothane）的《捍卫施雷柏：灵魂扼杀和精神病学》（ In Defense of Schreber ： Soul Murder and Psychiatry ，1992）。得益于洛萨内著作中的大量图片，我们甚至能知道施雷柏故事里的每个人长什么样。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在《妄想的悖论：维特根斯坦、施雷柏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意识》（ The Paradoxes of Delusion ： Wittgenstein ， Schreber ， and the Schizophrenic Mind ，1995）一书中，利用施雷柏从内在分析精神分裂症，将精神分裂症患者视为唯我论者，从而理解维特根斯坦与唯我论之间的抗争，抑或他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抗争。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短篇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 Wittgenstein's Nephew ）同样不容忘却，该小说遵循了萨斯著作中所提出的主题，是篇短小精悍的杰作。伯恩哈德可谓是一代文豪，他并未将笔墨完全集中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当然也没有集中在施雷柏身上，而是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唯我论者，即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他会在维也纳疯人院花园里看着太阳。是萨斯将施雷柏卷入精神分裂症与唯我论的分析。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的《我的秘密德国：丹尼尔·保罗·施雷柏的现代性秘史》（ My Own Private Germany ： Daniel Paul Schreber's Secret History of Modernity ，1996）更深入其中，揭示了现代世界和德国灾难的成因。

我曾做过一个课题，关乎热衷于骑行的内科医生和他的病人——一位疯狂的、不受控制的管道工。这位工人成天甚至经年累月休假，时常一天行走 40 英里，丢失了包括身份证件在内的所有证件，但不会放弃行走的欲望。在此课题完成后，我阅读了上述大部分作品。因此我对这种关于疯人及其医生的痴迷感到十分不安。在关于疯狂的事实和虚构中，我们谋求的是何种理解？在一个我们假装理解的以死去的疯人及同样死去的、可能同样疯狂的医生构筑的世界中，存在着何种逃避遁世的痕迹？我甚至发现了可怕的对称性。巴克在其小说中，塑造了真正声名显赫的医生和病人角色；阿特伍德在其小说中，塑造了真正默默无闻的医生和病人角色。桑特纳理解了卡内蒂著作的精神内核，通过对大名鼎鼎的病人施雷柏及其医生真实而非虚构的书写，旨在讲述包括希特勒和维特根斯坦在内的整个现代世界的故事。而我则以微观视角描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病人及其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的真实故事。当然，对称性还体现在不管是在虚构还是现实中，加拿大作家们都更喜欢写鲜为人知的地方人物。然而，我们到底所为何事？这算不算是偷窥他人隐私呢？

只有当我回头读一些关于精神病学，或者说是关于这门学科分支的新的历史，才可以把内心的不安置于一旁。我偶尔读到的医学史，对病人，对真实的人，所涉甚微。我们迫切需要故纸堆中的法国案例记录，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宏大叙述视野，借此一瞥相同境遇下的男男女女们在某时某地的诸般精神分离情景。

小说家给了我们时间和地点的感官体验，在此体验中疯狂虽非明智，却可理解。洛萨内和内德兰德的历史著作，以及萨斯和桑特纳的宏大叙事（尽管尚待商榷），都做到了这一点。根据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说法，施雷柏写下的想法绝对是无法参透和理解的，是疯狂和难以被触碰的完美例证。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易于理解了。它们被赋予的意义，并非太少，而是过多。如若忽略我们讨论的疯狂的法官施雷柏——他康复后出院回家，之后病情迅速恶化，最终死在疯人院中——那么这种忽略确实危险。我们可以如此接近、深入病人内心，以至于与病人失去联系，就像那些精神病学史学者所做的那样。小说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式，他们使我们悲喜交加，同时避免深陷其中。

例如，我的某位读者想了解更多关于精神病学的政治史及其是如何融入 19 世纪法国政治的。我会反其道而行之，添加更多关于建筑的内容，使读者有一种置身偏远波尔多的闭塞感觉。本书主人公之一阿尔贝便是在那里陷入疯狂。我不是小说家，但我希望能邀请读者走进狭小逼仄的城镇阴暗陋巷，或者踏入宽敞明亮的医院回廊。本书主人公之一，那位总是难以自抑的行走者，最后在那找到了一个安然之所。我更多讨论医生对于骑行，而非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的热情。我渐渐意识到，与其说自己乐于窥见，不如说善于同行，这是构建理论问题和概念的正确体验，而这些问题和概念，在另一种层面上，便是本书各章节所要呈现的主题。

[1] 本书相关术语的中文译名，主要参考 DSM-5 的中文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中的译名。

[2] “生态位”，或译“小生境”。该词由美国动物学家乔瑟夫·格林内尔提出，最初是某物种生活环境及习性的总称。详见Joseph Grinnell，“The Niche Relationships of the California Thrasher”， The Auk ，Vol.34，No.4（Oct.，1917），pp.427—433。本书用该词来指代诱发精神疾病的个人和社会因素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