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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孩子，我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和世界上的大事件的影响，尽管还不明白它们的重要性。成年之后，我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只能通过媒体“略知一二”的社会推动力和人性表达。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几个人曾经摸过我的头，或者给过我玩具，他们都是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至少一个人还是世界性的伟人。但成年以后，我就不认识这类有影响力的人物了。在这个广袤的世界里，我能影响的对象也仅限于散居各处的一小部分人，和我一样，他们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感兴趣。【12】
何以至此呢？历史的偶然性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我恰好出生在了某个特定的时间里。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里（1930—1950），碰巧发生了许多能登上头版头条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殖民解放运动、联合国的成立，以及一个可能出现的美丽新世界。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必然会触动人们的生活，包括一名中国孩子的生活。相对而言，20 世纪最后四十年里的那些杂驳小事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当我 9 岁那年，一听说英国为了安抚日本人，关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时，玻璃杯里的那块西瓜（一个男孩子眼里夏天的终极享受）突然变得寡淡无味了。我抓着玻璃杯，茫然地盯着它——整个世界崩塌了。【13】
若干年后，我在美国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即使是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这样可能引发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的重大事件，对我都没有多少触动，不足以让我推迟地质考察——不过我还是知会了同事一声，说我在车里备好了干粮和水，能让我在不毛之地撑过三天，因为我怕回到阿尔伯克基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核污染了。这场危机过后一年，大国之间仍在争吵不休。我去阿尔伯克基的中央大街看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看到探照灯一样的光柱扫过夜空，立刻断定有人正在发动空袭。我原以为自己早就不必担心横尸街头，但在那一刻，对死亡的恐惧又卷土重来，令人厌恶。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原来是那儿的圆形剧场要举办汽车展了，刚才的灯光也只是广告而已，忽然感到了一阵宽慰！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失落感也油然而生！当我还小的时候，我是日本帝国主义想要摧毁的目标；长大以后，自己的钱包又沦为汽车公司的目标。总的来看，这两件事情的区别在于：我曾经在世界性的大事件里充当一个籍籍无名的受害者；而如今，我在新墨西哥州寂静的小镇里当了一名教师，被灯光诱惑着，进到卖场里，绞尽脑汁思考到底是买一辆福特还是一辆雪佛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有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感觉，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只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出身，即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孩子。这样一个孩子，即便只是和家人委身于一个毁于战火的国家，但只要他有一点天赋和抱负，就很可能认为自己将来还是有机会登堂入室、呼风唤雨。
单凭中产阶级的地位，何敢赋予这种自我期许？因为“中产阶级”这个词本身有问题，它的涵义是如此宽泛和松散，除非在特定的背景下去界定，否则几乎毫无意义。我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我的父亲曾接触过关于美国社会阶层的术语，并受其影响，他觉得这个词可用，他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朋友和同事也有同感。中国的“乡绅阶层”或者“士大夫之流”这样的词语含义更狭窄、更确切，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过时的社会群体，可以说早在我出生之前就被时代淘汰了。此外，“乡绅”（gentry）这个词不可避免地带有英国的色彩，让人联想到土地所有权和优雅的田园生活，这与我的家族史或大多数拥有不到百亩土地的中国家庭的历史并不相符。所以我就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吧，给它一个更集中和专门的含义，包括了商贾和富农。但在社会中心地位和政治权力的严苛试炼之下，他们首先意味着一小群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有素的人——除了学习中国古典知识外，还在外国接受过一些教育。这个群体的成员、他们的家庭和往来者不仅享有社会声望，而且还拥有跨地区甚至于跨国的政治影响力。【14】
我父亲出身寒门，从小就得开始奋斗。他靠着奖学金念完了书。尽管如此，不论贫穷与否，他对自身的阶级还是有信心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会向我们谈起大富大贵，但并非出于艳羡，而是让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它们并不能长久。我父亲是政府官员，只论官阶大小，不认出身高低。不认出身高低的观念会让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感到平等和民主。他们有时候会觉得“中产”不是社会层级里的一个位置，而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也应该渴望达成的中庸之道。哪怕是美国人，看到中国人这种追求平等的理想主义倾向，也会表示钦佩；尤其是美国人在见识过印度的种姓制度和日本社会阶层间的固化之后，就更喜欢中国社会这种有高下但不严格的社会层级体系。
我父亲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基本上是儒家的。虽然他出生于 1899 年，但就算是生活在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都无所谓。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秉承正直、有学识的士大夫。20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还学到了一套西方的东西，包括民主观念、杜威（Dewey）
的实用主义和科学素养。像他的同学那样，一回到中国，父亲就迅速晋升到了有影响力的职位上。而我自己早期的职业生涯和那时候的父亲相比，显得多么平淡无奇啊。30 多岁的时候，我从一名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而父亲 30 多岁的时候，在大学里教过外语，当过北京电报局的经理
，当过北洋军阀的私人秘书，还在外交部做过官。所以，每天与外国人见面，用四种语言——汉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沟通，对于他来讲都是例行公事。可见，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土包子。
但我作为他的儿子，亲历了他见多识广的天地。所以，我很早就获得了一种自信。在我搬家到澳大利亚、英国，并来到美国学习的时候，这种自信保护了我免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并缓解了些许疼痛。直到晚年，我才开始质疑这种自信的来源。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执着追求着民族自豪感，这比其他任何事件都让我感到惊讶。人们认为，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非欧洲血统的人——普遍缺乏自尊。无论他们曾在自己的祖国有多强的自尊心，当他们以低贱的劳工身份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当他们随身携带的文化，在新世界中被贬抑为“土气”“怪异”“落后”，又存在着或这或那的缺陷时，这些自尊心就都被侵蚀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自身也开始认同这些贬损。但他们的经历与我的经历却又截然不同，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当我自尊心低落的时候，几乎总是认为自己还不够好。相比之下，我从中国带来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食粮是力量的源泉，让我感到自信，并让我觉得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哪怕美国社会出于自身宏观的政治目的，将我定义为少数族裔，是一个多少被边缘化了的、需要扶助的人。【15】
我一直都知道，社会地位赋予人特权并由此赋予他们自信，但不太清楚自己的文化背景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感到模糊的是，这个独特的文化背景究竟有什么作用。直到成年后，我才明白，从小养成的文化自豪感，并不是风俗习惯（用筷子吃饭）带来的，而是源自“高尚”的文化、民族文化或文明底蕴。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形成的。当然，若不是中华文化在若干历史时期也能得到其他文化的肯定，这种自豪感似乎也会沦为自吹自擂。
高尚文化、民族文化或文明底蕴如何培养了中国孩子的自尊？民族的优越感是如何传承的？教科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因为孩子们不可能一下子理解真实的历史，所以只能聆听历史上的英雄故事。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那就是南宋将军岳飞保卫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入侵者的故事。教科书里有一幅插画，岳飞跪在母亲身边，母亲在儿子的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因为当时的日本军队令我们四面楚歌，每天都有炸弹落在我们的国土上，爱国情绪很容易激发出来。但是爱国主义却又不等同于源自文明底蕴的自豪感。所以这种自豪感是如何传递给孩子们的，这就令人困惑了。我想，岳飞的故事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势不两立”的简单爱国主义，即超越了宋人是文明人、北方入侵者是野蛮人的二元对立。岳飞保卫宋朝，不仅仅是保卫一个王朝而已，而且是保卫文明本身。可以这么说：对自豪感的培养不是靠简单的吹嘘就能实现的。它不是靠着罗列出一长串的成就，比如建造了长城、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中国人的船队比欧洲人更早开始遨游海洋，等等。它没有那么具体。润物无声但持续不断的方式，是要看到自己的文明较游牧文明体现出的优越性，尽管游牧民族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正如岳飞的故事所呈现的。但我觉得更潜移默化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则是我们的榜样人物——家长和老师——的表达方式。他们有时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些人撑起了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撑起了中华文明。
但其中是否有一种狡黠的偷换概念？我刚才是把中原文化与长城外的游牧文化作比较。但如果拿来同欧洲和西方文化相比的话，中华文明的成就又将如何呢？坦率的答案可能会让人泄气。因此，我们的教育者选择将注意力转移到时间演化上，而不是进行这种空间上的比较。他们会对我们这些孩子说：是的，我们中国人曾经是迷信无知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将来还会知道得更多，变得更强大。因此，在鸦片战争（1840—1842）中，中国败给英国的耻辱，尽管会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提及，但这种事件可能也会被解释成一种偶然的结果，也就是暂时性的实力不对等，它必将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消失。你还可以持守一种普世性的立场——教科书上的“我们”指的是中国人，但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全人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步，并将继续进步，即使部分地区（包括中国）暂时落后。【16】
孩子们的课堂学习总是以普通的日常经验为基础。我的学习过程就是这样。从 7 岁到 10 岁那几年，我们一家住在重庆郊区的一个村庄里。家里很穷，因为不在黑市上做点买卖的人都不怎么富裕。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单间房，附属于一座发电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个村子，我对那个村子的一切感到既厌恶又害怕。那里的空气弥漫着一股酸腐味，恶臭的泥浆拖着我的鞋子，路边的商店昏暗又潮湿，卖的也不像是什么质量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偶尔还有办白事的。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出殡的队伍及其中心拱卫的尸首——它裹在竹席里，上面绑着一只公鸡，这是送殡者和悼亡者们的预警系统，因为如果诈尸了，公鸡就会啼叫。相比而言，学校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场所！村庄和学校相距不过一百米，但在启智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学校里，我们阅读着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让人深感振奋；还有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故事，如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些故事旨在激发我们的求知欲；还有德育故事——想想也知道，都是关于忠义孝悌的；也还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快乐王子》（
The Happy
Prince
），它教导我们长大后要成为富有同情心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具有世界性的特色还在于：周围的长辈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激励我们，让我们相信，对知识的追求不仅高尚而且有趣。真的有趣吗？有哪个孩子不喜欢用风筝把雷引下来呢？如果本杰明·富兰克林能在暴风雨里奔跑——当然是为了科学的利益，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我更喜欢另一个故事，据说取材于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生活。瓦特的母亲让那个似乎总是心不在焉的男孩计算煮鸡蛋的时间。过了一会儿，妈妈又问：“煮好了吗？”男孩看了看手里的手表，却困惑地发现，那是一个鸡蛋！手表在沸腾的水里上下翻滚着。我们这些孩子当初一定笑得很开心。老师是在鼓励我们顽皮吗？在某种程度上，是的。这就是我早期教育的奇迹。制定我们教育方针的大人很明智，他们知道顽皮可能是发现和发明的开始。小瓦特没打算做傻事，只不过心思根本不在那件事上。因此，我们得到的真正信息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处在更高层面，那么不切实际也没太大关系。【17】
更让今天的我吃惊的是，我们当年的读物里竟然还有王尔德的童话。中国的传说和文学作品里缺乏年轻天才的故事，因为中国人持守“对尊长，勿见能”的观念，唯一的例外只是在诗歌创作的领域里可以展现一番才华。因此，借鉴西方才显出了其中的意义。中国人也有很多关于仁义道德的故事，它们强调诚实、责任，尤其是孝顺——每个时期的社会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些理念发挥作用。那么，为什么引进《快乐王子》呢？这是一则寓言，讲的是为了救助陌生人而自我牺牲以至于陷入绝境的故事。在中国人来看，这好像不怎么体面。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某些道德观念缺乏崇高性和超越性。也许所有人，包括孩子们，都需要一些更振奋人心、更具有冒险精神的东西，而不能仅仅囿于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之间的合作观念。佛教可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补充。小孩子可能会喜欢释迦牟尼的故事：年轻的王子离开了宫殿，在穷人、老人和病人中寻求真理和救赎之道。《圣经》中的许多故事也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但出于某些原因，学校课程的设计者（顺便说一下，其中几位还是我父亲的朋友）选择不采用这些故事，也许是因为，他们作为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不想把任何带有制度性宗教色彩的东西带进教室。王尔德的故事，表面上没有宗教色彩，但却符合宗教的道德想象，很好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至少在一个孩子的脑海里——我的脑海里，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读过《快乐王子》之后，我再也不能把“好”仅仅局限于履行社会义务了。【18】
因此，在那间小校舍里，在不断遭受轰炸的死亡威胁下，老师期待我们这些孩子能一飞冲天。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我们继承了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而如今，我才突然意识到，当年的老师和父母对于地理学——一门研究人类灿烂家园的学科，根本不关心。如果教育者认为某种文化在拓展思维和行动力方面比另一种文化更劣质、更无效，那么，在教育领域里，文化的多样性就会沦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当年的教育者，虽然可能十分拥护社会平等，但在教育方面却又十分崇尚精英主义。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取得的成就排在什么位置，远比他在这个广袤世界上的何处——在什么地理位置上——取得成就重要得多；成就的价值才是首要的、可比的，而成就所在的地段并不可比，也没有比较的价值。
这与美国人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美国孩子越来越被鼓励去拥抱自己的传统，也同时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件好事。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可以用生物多样性来做个类比吗？为什么生物具有多样性才是好的？对谁有好处？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文化的多样性还是生物的多样性，其好处都只是一个常识而已。这可能源于平时在动物园里的所见所闻，大家自然会感到动物是越多越好；要么去人类学博物馆里瞧瞧，那儿的名声恰好是靠展品的数量和种类打出来的；要么去购物中心逛逛，琳琅满目的商品远远好于只售卖几件名牌货。
果真如此的话，从文化多样性出发，我便可以设想出这样一个美国：白人孩子庆祝感恩节，黑人孩子庆祝宽扎节（Kwanzaa）
——继续推导下去，红皮肤的孩子、棕皮肤的孩子和黄皮肤的孩子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庆祝自己的丰收节。由此，所有年轻人都能沉浸于自己的地区或民族，安全而满足地生活在各自世界的角落里，进而实现平等的文化理解。同时，它还在一个群体的习俗中植入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对其他群体的习俗养成了一种宽容或模糊的认可。但是，它却遗漏了每个年轻人身上具有的成长为世界主义者的潜力。这种潜力使得年轻人能够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选择最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去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实践的潜在意义和目的。
[1]
当我还小的时候，能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那么，像艾萨克·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我的意识中又是怎样的人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他们的名字都翻译成了汉字，显得有点怪异。但我并没有纠结于他们不是中国人。我太专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对他们的国籍不感兴趣。他们都是值得我钦佩和效仿的杰出人物。小孩子几乎不会去注意民族或种族差异。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孩子在学习圆锥曲线时，并不会在乎是白人还是黑人发明了几何学。大人总是会告诉孩子——就像一些致力于塑造民族自豪感的美国学校那样——首先要崇拜本民族的英雄。无论这种做法的直接收获是什么，它最终都会在年轻人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摧毁他们的自信。【19】
1941 年，当我们一家移居澳大利亚时，我的自信心受到了考验。当时我们几兄弟都不满 12 岁，就读的学校秉承英国公立学校的制度。在那里，青年绅士的气息和“汤姆·布朗”（Tom Brown）
式的粗鲁气质奇怪地混合成了校园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兄弟都感到格格不入。我们是仅有的亚洲人——不论在当时，而且在学校的历史上，亚洲人都是罕见的。与强壮的澳大利亚人相比，我们身材瘦小，显得营养不良；而且刚开始，我们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在开学的头几个月里，我们更是受到了无休止的骚扰。澳大利亚的男孩儿们一边围着我们跳舞一边不停地唱道：“中国佬，没头脑……”他们在英语课上读过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2]
的著名故事后，就假装扯我们不存在的辫子，还疑心我们吃过很多烤猪肉。
我们几兄弟该怎么应对呢？我们做了一件多数英国人都不大会做的事儿——打小报告。我们先是向父母抱怨了一番。一名中国阿姨听到了我们的抱怨，她自己的英语也说得磕磕绊绊，她让我们去告诉那些坏孩子：“你们真没礼貌！全是胡说八道！”虽然我们还不太懂事，但也知道像这种外交辞令肯定是毫无用处的。后来我们跑去告诉了校长，但他只是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除非那些嘲笑我们的坏孩子阻止我们上课。所以我们开始反击了，尽自己所能地凭着正义的愤怒弥补了脏话和身材上的不足。不久之后，种族歧视和骚扰开始减少。有时候，我们甚至乐于打架，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起因是有人冒犯了我们的尊严。我哥哥刚好是个身体健壮的人，这帮助我们赢得了尊重。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英语，渐渐摆脱了懵懂，开始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首先是数学和物理，然后是地理和历史，最后是英语本身。【20–21】
我在上文中谈到，我和兄弟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而带有敌意的环境里，有时候觉得很不自在。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归属于这所学校的——即便是澳大利亚的一所学校（这就是中式教育的成功）。我们深刻的归属感使我们在遇到敌视时也能泰然处之。对中国习俗和文明的攻击，与其说伤害了我们，不如说是激怒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并不自卑。然而，尽管我们沐浴在世界主义中，他们还是不幸地把一股沙文主义带进了我们的血液。我和兄弟们得出的结论是，像这些澳大利亚男孩那样大口喝牛奶、吃奶酪的人是野蛮人，就像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长城外不开化的游牧民族一样。
我现在认为，这正是对中华文明的自信。但归根结底，这种自信难道不是源于阶级，源于享受特权的经历吗？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在享有特权的环境中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这种迟钝是资产阶级的典型表现。”但我得为自己辩护一下，哪怕理由还不够充分。在我仅能回忆起来的童年场景里，看到的是贫穷，所以不太符合我先前对特权的感受。在中国，我曾经的最后一个家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们一家六口，住在一幢陈设简陋，只有三间屋的房子里。我们的衣服，无论母亲的还是孩子的，都是自己做的。的确，父亲的西装是定制的，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有着装上的要求。我们几乎吃不饱饭。父亲偶尔会带回来一个苹果或香蕉，这就成了无上佳肴，切成小片供大家一起分享。但这些水果是他用美国朋友赠送的领带或手帕换来的。村里最富有的人是南开中学的校长。他太阔气了，居然有一台电冰箱！在漫长而潮湿的夏季，他会定期向邻居分发一盘盘的冰块。有一次，我出门看篮球比赛，校长把一盘子冰送到了我们家。父母想给我留一块。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只见一杯水中漂着一片薄薄的冰。我把它捞出来，尝了尝，被它的咸味吓了一跳。我父亲不知从哪听说的，往水里放盐可以延缓冰的融化。
食物既昂贵又稀缺，这让我们都营养不良。我弟弟好吃，食量大得异乎寻常。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弟弟以一个6岁孩子的严肃态度告诉他，从今以后，家里的钱只够一天吃两顿饭了。父亲非常苦恼，决定尽其所能让自己调到国外工作，由此可以养活一家人，即便要接受降职的损失。他的许多同事当时也想要逃往国外。1941 年，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澳大利亚。【2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即使在生活困难的环境下，阶级特权和微妙的心理激励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贫穷并不等于耻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拒绝腐败的人都是穷人。但我当时没想明白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家竟然还能雇佣两个仆人——他们都没有工资，有工资也不能定期发放，因为父亲的工资是不定期发放的。当时，我还应该多注意一下父亲和他朋友们的教育水平。当他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他们经常在客厅里聊天，屋里很快就充满了香烟的烟雾，或者在夏天繁星下的院子里聊天——话题就会天马行空地从政治跑到天文，又从元代的戏剧飞进罗素的逻辑学里。他们的中文里夹杂着英语、法语和德语。我怎能忘记这样一个明显的不合情理之事：当年，父母自己都食不果腹，却还能邀请尊贵的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Johnson）
来共进晚餐？为了这件事，我们简陋的家被大动干戈地改造了一番。为了腾出一个本不存在的餐厅，父母把卧室里的家具都搬到了邻居的院子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愉快地被逐出了家门。在一个很少见到汽车的村庄里，大使的豪华轿车就像一艘来自外太空的闪闪发光的飞船，车上的挡泥板前飘扬着小小的美国国旗。
我常用“公民”“文明”“世界”“世界舞台”等词语来表达眼界、力量和上进心等意思。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推崇一种远远超越国界的知识扩张主义。这样，孩子们就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心灵网络（即“关系”）了，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与牛顿这样的伟人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现在，我想就更具社会政治意义的扩张主义和关系来谈谈我的看法。
众所周知，社会阶层越高，其活动的时空范围就越大。在中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士绅家庭都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去，远远超出他们居住的村庄、城镇或城镇群。家庭的个性和历史，同当地、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个性和历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听父亲讲先辈们的故事，却无意中听到了（尽管我不应该听到这些）他对上司、同事和同代人的闲言碎语。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我正在了解中国，了解现代世界——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家庭这种非正式的教育和学校的正式教育中，我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甚至对世界和世界大事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地方的认同——无论是在3 岁就为逃避日军侵略而离开的出生地天津，还是我完全陌生的祖籍地安徽。【23】
我这样把小家和国家联系起来，听起来像是狐假虎威。可能是吧。但如果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才可以威风一下。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不可能对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感到特别自豪，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每个人都是如此——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如此。美国如此成功地给我打上了一个种族的烙印，以至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国族身份（中国的或美国的）和世界公民身份。几年前，我翻开一本名为《20 世纪的中国》（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
[3]
的书时，才意识到这种对“大我”的遗忘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它唤醒了我对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
[4]
我们家庭的故事——也是属于我本人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当我看着照片和文字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让我震惊。
这是我的先叔祖段祺瑞穿着元帅服的照片。他 1912 年至 1914 年担任中华民国总理
，1924 年至 1926 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我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他庇佑着段氏全族。段氏一族起源于安徽，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唐朝，全族都聚居在一起，属于一个大家庭。后来，家族分裂，各奔一方。到了近代，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支居于银山（我们家），另一支居于合肥（段祺瑞属于这一支）；一支是穷人（我们家），另一支家财万贯。段祺瑞资助了我父亲上学，这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我很快就会讲到。与此同时，这位大元帅的影子一路跟着我来到了美国。1956 年，我到印第安纳大学的第一次面试中，一位对我能否被录用有发言权的亚洲史教授惊呼道：“你是中国总统的后裔啊！”要不是后来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那些故事，我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24】
《20 世纪的中国》里还有一张照片，是 1940 年，汪精卫身穿燕尾服，向一名德国外交官敬酒。汪精卫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这位亲戚做了什么呢？他就像法国的贝当（Pétain），是一个集民族先锋和叛徒于一身的人物。他在1940 年至 1944 年担任汪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期间投靠了日本人。这可以算得上家丑。我记得听大人们谈起他时，既有疑虑，又有自豪。为什么会自豪？毕竟他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错误地以为，自己是爱国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与力量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合作，中国才能得救。至于感到疑虑，是因为汪精卫最终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谴责为卖国贼。我父母作为中国国民党党员，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依旧不得不顾念他，因为彼此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了。汪精卫在 1935 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我父亲也是在同一年加入外交部的。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即所谓“关系”？这还不是全部，我母亲的哥哥曾在汪精卫手下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外交部次长。
话题还得回到段祺瑞。《20 世纪的中国》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很显然，他毕竟是一个军阀，只是比大多数军阀更成功而已。我愿意原谅他的错误，因为靠他的全程资助，我父亲才在南开中学完成学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父亲在学校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周恩来。除了友情之外，他们还是校刊的联合编辑。不用说，周恩来的照片在《20 世纪的中国》里占据了大量篇幅，就像在任何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的书里一样。“周叔叔”（我们这群孩子都这样称呼他）和我父亲能成为亲密的朋友，这很让人吃惊，因为他出身富裕，而我父亲却出身贫寒。富家少年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而穷人家的孩子却成了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敌视共产主义。虽然两人的政治选择南辕北辙，但却友谊长存。
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正式结为盟友。周恩来长期在战时的首都重庆工作，时常来我们家拜访。我还记得他和父亲在客厅里掰手腕——他的胳膊摔伤过，父亲正在检查这位朋友的胳膊是否恢复了力气。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哲学上的相容。周恩来和我父亲都深切同情弱者，前者是基于理想主义，后者不仅基于理想主义，还出于作为穷孩子的经历。两人都主张人人平等。父亲非常钦佩苏联，周恩来当然也是如此，因为苏联拥护社会正义。我父亲在外交部担任交际科科长时，他的工作之一是护送新派驻的外国大使上山到国民政府主席官邸进行拜谒。时任主席是林森，他是一位出身高贵的老绅士。除了步行，上山的唯一方式就是坐轿子，靠轿工们抬上去。大使们坐轿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父亲和其他随行的中国官员也是如此。但是苏联大使却拒绝了。他坚持步行，这样，所有身材已经发福的中国官员们，包括我父亲，都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往上爬。结果呢？苏联大使便赢得了我父亲长久的钦佩。就在那时，我父亲决定学俄语。他还想把自己的新热情传递给孩子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时，他都要求我们用俄语说再见。【25】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1949 年携手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带着他的势力偏安于台湾。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我父亲就进入了针锋相对的阵营。虽然他们在台面上是敌人，私下里却保持着彼此的美好回忆。1956 年，父亲代表台湾当局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一天晚上，在旅馆里，他刚要睡觉，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弟弟作为周恩来的使者从天津远道而来。他的任务是劝说我父亲返回大陆，但他的任务失败了。多年以后，1973 年，我的弟弟段三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他们谈了四个小时的家庭事务——这是一个相当暖心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可以偶尔把个人需求放在国家日常事务之前。周恩来又提到邀请父亲去大陆，说父亲既然已退休了，就可以以个人名义来访。
读者需要注意这两个友人的不平等地位。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而我父亲却只是一个外交官，所在的所谓“国家”也逐渐失去了国际的承认。周恩来试图跨越政治敌对的界线来维持友谊，所有主动措施都是他采取的，因为他可以做到，他有话语权；但我父亲却不能，否则他的忠诚就会遭到怀疑，丢掉饭碗。我这样说，是想说明，虽然我的祖上家境贫寒，父亲在政坛的地位也很普通平常，但他和他的家人还是通过关系在更大的世界上找到了立足点。
我对世界大事的一些亲身接触是相当偶然的。其中两次发生在 1946 年。那年年初，父亲去菲律宾当中国总领事。母亲、妹妹和我后来跟随过去，而我的两个兄弟仍在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上学。我目睹的一件大事是菲律宾在 7 月 4 日正式宣布独立。二战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报纸用头条宣布一个前殖民地的独立。独立庆典是一件大张旗鼓的事情：在早年间闪烁的电视屏幕上，人们可以看到修剪齐整的草坪上支起巨大的白色帐篷，高级官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头盔，女士们穿着飘逸的长裙，警卫和仆人们穿着整洁的制服。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几乎所有的独立都是由欧洲列强认可的。奇怪的是，我参加的仪式是由美国认可的。在美国的支持下，独立仪式相当轻松。在露天体育场，几乎所有人都能找到靠近宣誓席的座位。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还是要遵循。因此，最后一个隆重入场的人是美国高级专员，前印第安纳州州长，我记得他叫保罗·麦克纳特（Paul McNutt）。这个人仍然是老大。但在仪式结束后，第一个离开的是新任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
。【26】
那年晚些时候，父亲被调到伦敦工作，所以我们又搬家了。那时候飞机很慢，到达英国前需要在几处经停过夜。第一站是加尔各答，第二站是卡拉奇，第三站是开罗，开罗是伦敦之前的最后一站。我们的飞机经过地中海时开始下降。机长宣布我们将降落在马耳他岛，接下来三天将会由英国政府接待我们。出了什么事？原来，跟在我们后面的那架飞机出现了引擎故障。那些乘客要求交换飞机，我们得用他们的飞机。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马耳他神话般的过去对一个无知的 15 岁少年没什么吸引力。在那个年纪，我对见证历史也没什么兴趣——因为霸占我们飞机的是印度总督韦弗尔勋爵（Lord Wavell）和后来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们正前往伦敦，完成印度的独立。【27】
跟着父亲意味着会有奇遇，但当时我不以为意。在一个孩子的眼里，马尼拉事件就像是看戏，而马耳他事件则是一种不便。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有了足够的世故，可以把它们当作谈话的开场白，或者别人提到相关人物的时候也随声附和。关系给我的事业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后来才有的。我举两个例证。
第一件事是 1948 年我被牛津大学录取为本科生。没有一位家庭世交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被录取的。这位世交是中国著名的剧作家，住在牛津大学，对校方颇有影响。要我承认自己没有走常规途径被录取确实有点尴尬。校方只是出于对我的华人背景的特殊考虑——在今天的美国被称为“平权行动”——才使我成为牛津大学的一员。为自己说句公道话，我确实像其他人一样参加并通过了入学考试，只有一门学科例外——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考的不是拉丁语就是希腊语，这两个我都不懂，而且任何速成课程都无法弥补我在这一领域的不足；更何况在这一领域，我的竞争对手是英国的学生。所以在我父亲的敦促下，上文提到的这位中国剧作家为我申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要维护中华文明的声望。他把固守传统壁垒的牛津大学给说服了，认为中国的文言文应该被视为合适的替代品。所以，在一个温暖的夏日，我在考试院翻译《论语》，而其他考生翻译《埃涅阿斯纪》（ Aeneid ）或《伊利亚特》（ Iliad ）。【28】
十一年后的 1959 年，由于父亲的介入，我得到了另一个好处。我获得了美国海军研究局（U. S.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的资助，研究巴拿马的沿海地形。为什么是巴拿马？其中一个原因纯粹是科学上的：狭窄的巴拿马地峡为观察和比较两个海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两个海岸有着非常不同的海浪和潮汐状况。第二个原因是战略上的：在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海军正在探索穿越巴拿马地峡的第二条水路的可能性，以防现有的这条水路在世界大战中丧失通行能力或主权归还巴拿马。第三个原因是，我得到了巴拿马美国海军基地的帮助（包括地图和交通工具）。第四个原因是个人的。当时我的“护照”让我的旅行变得十分艰难，我想要研究的那些国家中，承认这本“护照”的越来越少，而距离成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巴拿马当年承认的是台湾，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的父亲作为台湾当局的代表，就很容易地为我获得了签证。同时，我住的地方是“大使馆”，这也为美国海军研究局省下了一笔钱。
一开始，我因为缺乏合适的交通工具，海岸研究的过程很不顺利。只有吉普车才能把我带到红树林覆盖的海岸附近。尽管我是为海军研究局工作，但基地的海军却拒绝借吉普车给我。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让我看看能帮到些什么。”但我却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因为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因为吉普车是当务之需，况且我在巴拿马停留的时间很短。父亲打电话给海军基地的上尉，邀请他和一些军官到“大使馆”里赴宴。敬酒的时候，父亲叼着一根雪茄指着我，转过头和队长说：“我儿子为你工作，他现在需要一辆吉普车，能帮个忙吗？”“当然可以了，”上尉回答道，“明天就到管车的人那儿报到吧。” [5] 第二天，管车的人收到了上司的消息，把吉普车交给了我，但又对我说：“我这样做其实是不合规矩的，因为我必须详细说明你在基地的工作职责。”我紧张地等待着，他挠了挠头，在我的证件上写了“洗衣工”几个字。
于是每天早上我都开着吉普车，（假装）带上美国海军的脏衣服去海滩洗。当然，我没有洗过任何一件衣服。但是，当我写简历的时候，在我申请资助、奖励或荣誉的时候，我却常常想把“洗衣工”写进工作履历里。然而诚信结成的缰绳终究拉住了这种念头。现在来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再次表明，某个阶层的人天生带有的自信，加上因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享有的特殊待遇，就使得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如“洗衣工”）在我的身上不会产生太大的伤害。但无论如何，发生歧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当它们出现时，我都能把它们当作是民族志上的逸闻趣事和茶余饭后的谈资来对待。而在当下，它们还成了我写这本自传的素材。【29】
我现在把这一章起名为“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其实我原本想写成“中产阶级孩子在世界上的立足点”。在父亲庞大的人脉和影响力下，我接触了中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接触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魅力和权力，尽管时间很短暂。等我成年、变得独立，故事就完全不同了。我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里。尽管思想的视野不断扩大，但我认识的人只是那些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里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人物。而在更大的领域里，他们都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也不是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的舆论制造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但为了不至于太偏颇，也许我应该提到一些例外者，他们是某些社会定律的例证。
卡尔·奥尔特温·索尔（Carl Ortwin Sauer）也许是我个人认识的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学者。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的范畴，延伸到环保运动——甚至延伸到诗歌，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深受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
和其他黑山派诗人的赞赏。卡尔·索尔对自己的评价很高，这是他应得的，然而他曾经（在 20 世纪 50 年代某个时候）谦虚地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在注脚里引用了他的文字，或许是对自己成就的最好的证明。在我年轻的时候，芒福德是文化界的一位巨擘，我毫无保留地钦佩他。1972 年，我斗胆把自己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撰写的专著《人与自然》（
Man and Nature
）一书寄给了他，以表敬意。我当然不指望得到任何形式的回应。但一周后，从纽约寄来了一个包裹，是阿图尔·格利克森（Artur Glikson）
写的一本书，名为《规划的生态基础》（
The Ecological Basis of Planning
），芒福德是编辑。他在致辞里写道：“致段义孚：报以热忱的敬意，刘易斯·芒福德。”热忱的敬意？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不用说，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
1975 年，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名为“儿童、自然和城市环境”的会议。在其中一个环节里，我，还有著名生物学家和作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是主要发言人。点评者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她同样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年她正处于名声的顶峰期。她的名声不仅得自其研究，还源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并在青年、教育和性等国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泼德和我感到有些拘束，因为米德是出了名的直言不讳。当时发生了什么呢？她说我的论文“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这句话居然出自“西方世界的祖母”之口。
[6]
我还能期待什么样的荣誉和鼓励呢？在人文地理学的小池塘里，这句话难道还不够让我变成一条大鱼吗？小池塘毕竟不是全世界，但即使是在这洼小池塘里，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个头也没变大反而还萎缩了——在众多地理学家中，我变成了一条不起眼的小鱼，就算是奋力扑腾也搅不起多大的浪花。【30】
然而，我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它给人一种歪曲的印象。我的确有过几次成功——即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例如，每年8月我都会收到邀请，到芝加哥出席贝克街侦探小队（Baker Street Irregulars）
美国分会的宴会。“福尔摩斯学”是一个研究领域，我很荣幸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贡献者。这种荣誉仿佛是我的名字出现在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
）体育版的头条。其实我也确实曾经因为一位板球运动员而获得过这种殊荣。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在剑桥大学攻读地理专业，他的回答是，由于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国地理学家写的书，名叫《恋地情结》（
Topophilia
），读过之后对地理学产生了兴趣。1987 年，我获得了美国地理学会（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库兰地理学奖章（Cullum Geographical Medal）。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枚奖章的第一个获得者是北极探险家罗伯特·E. 皮尔里（Robert E. Peary）。在地理学科中，“人之所长”的概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从最初重视体力、技术能力、地理目标和奉献精神，到现在开始关注一个人能对价值、情感这类模糊的领域展开怎样的像文学和哲学一般的探索。【31】
最后，我必须提一下，我曾经为哈斯金斯（Haskins）
讲座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致学一生”（A Life of Learning）。这是我 1998 年退休时，应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邀请，在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会议厅（Benjamin Franklin Hall）作的演讲。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可不是个小池塘。按照合理的类比，它就是“全世界”。那么，这可能也与我所谓的边缘化存在着一些联系吧。之所以边缘化，部分是出于自愿，部分是出于并非自愿的隔绝。当然，这里并不是想去否认曾努力邀请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付出，但我想说的是，这里面依然有很大的侥幸成功在其中。我们这些学者太容易忘记那些本无缘由的虚名了，就像我们太容易无视那些本无缘由的轻蔑一样。这些虚名之所以临到我们，只是因为各种因素不期而遇地凑在一起罢了。
公共生活对我来讲从来都不是那么真实的，尤其是它的那些社会功能。母亲去世后，父亲坚持要我跟他一起主持酒会，我感到很厌烦。在鸡尾酒会上，在那些官方的晚宴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中，多国语言混杂的空洞谈话、礼貌掩饰下的玩弄权术、对地位的争夺，都令我深感诧异且无聊。但我还是参加过一些公共活动，然后及时汇报给系主任，转而上报给院长。当我开始筹划这本自传时，我在想，或许多多少少会提一下这些活动和它们的成果，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但实际上，它们却几乎没占什么篇幅，除了能提醒一下我自己曾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里都思考过什么。参与公共活动，像演讲、会议，在不同城市的评估委员会里任职等等，都确实能反映出我个性的特定方面。但这些方面多半是肤浅的东西，别人不会感兴趣，连我自己都不感兴趣。相比之下，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会谈及一些私密和个人层面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聊一些与人类相关的，能同大家共享的话题了，这些话题都超越了那个虚泛的自我。【32】
[1] 这是我写的 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一书中的一个话题。
[2]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作家，写过关于中国的散文《豕炙》（ 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 ）。——译注
[3] 《20 世纪的中国》（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作者是美国人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金安平（Annping Chin）夫妇。——译注
[4] Jonathan D. Spence and Annping Chin, The Chinese Century: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5] 我曾在“A Coastal Reconnaissance of Central Panama,” California Geographer 3 (1962): 77 一文中向父亲致谢。
[6] Margaret Mead,“Children, Culture, and Edith Cobb,”in Children, Nature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Fair , USDA Forest Service General Technical Report NE-30, 1977, p. 22. 明尼苏达大学的地理学家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称玛格丽特·米德为“西方世界的祖母”，准确把握住了她对人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