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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在摆脱父权制理论框架、发展新路径等方面的困难，这些都不能用女性的某些固有弱点来解释。这些困难反而是女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模糊性的表现。无权无势的群体很难以不同于强者的方式来定义现实，特别是当他们完全融入一个权力和剥削的体系中。对于在物质生存方面极大依赖于强者的善意的那些人士而言，这一点尤为如此。尽管许多女性反抗各种“男性沙文主义”，但她们往往不敢与那些决定她们工作和生计的人对立。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这些人往往是学术和政治机构中的权贵，甚至是她们的丈夫。
只要西方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扩大，他们就有能力向这些不满群体抛出一些面包屑，以此来化解像女性这样的社会异议人士和社会动荡分子。在妇女运动的压力下，某些改革被引入，如堕胎法一定程度上放宽、离婚法的改革等。在一些国家，如荷兰，国家甚至设立了妇女解放委员会，妇女行动和意识提高团体可以要求国家支持其活动。另外在美国，多数大学都设立了妇女研究系，也没有遭到多大的反对。虽然这一切都需要妇女运动进行大量的斗争，但在系统中给予“女孩”一定的位置是一种家长式的善意。在这个阶段，各种父权制机构已经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收编女性，将她们的反叛纳入系统、进行招安。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危机加深，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保守政府和保守倾向逐渐抬头，出现了新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这些都标志着温和的或福利国家式的女权主义已经结束（De Vries，1980）。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联邦德国，针对新妇女运动下产生的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尤其是放宽堕胎法，保守派政府实际上又发起了攻击。这种倒退策略重新强调父权制家庭、异性恋、母性意识形态、女性的“生理”命运、她们对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对女权主义也开始进行全面攻击。其结果是，那些希望通过一些法律改革或意识提高而实现女性解放的妇女们退出了运动，甚至对它产生了敌意。在学术界，像社会生物学这样保守甚至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理论再次浮出水面，女性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开始撤回她们先前对这些理论的批评。在妇女研究领域，可以看到一种学术性女权主义倾向，这种学术性女权主义的目标不再是改造社会和男女关系，而是让更多女性进入学术机构，从事妇女研究工作（Mies，1984b）。
然而，这种倒退战略只是西方经济中更为基本的结构性变化的政治表现，这些变化通常被称为“劳动力灵活化”（flexibilization of labour）。女性是这一战略的直接目标。生产过程和服务部门工作的合理化、计算机化和自动化，这些新策略使女性首先被挤出“正规部门”，失去高薪、达标和安全的工作。但是，她们不仅仅是被送回了家，回到了炉灶。事实上，她们被推到一系列不达标的、低薪的、不安全的工作中，她们不得不在家务劳动之外再做这些工作，而家务劳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视为她们真正的天职。而且，与官方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保守意识形态相反，实际上家庭不再是一个可以使女性物质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的地方。男人是“养家糊口”的人，这一点虽然仍然是新政策背后主要的意识形态形象，但从经验上看，他们也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男性失业率上升使其养家糊口的角色变得岌岌可危，女性的婚姻也不再是她们获得终生生计的经济保障。
这些新经济政策随即使得西方经济体中的女性开启了迅速贫困化的进程。在美国、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女性是“新穷人”中最大的一部分。在联邦德国，她们在失业者中的比例几乎达到了40% 。在就业市场上，女性面临着来自男性的全面竞争。在学校和大学里高薪、安全、有声望的工作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在联邦德国，教育系统的削减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特别是女教师的失业，女性被挤出了大学中报酬较高的合格职位。由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男性联盟再次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并将女性再次置于她们的原有位置上，根据许多人的说法，她们的原有位置就是家庭和家务。许多在正规部门里拥有一定权力的男人利用这种政策来排挤女性，特别是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西方经济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已经实行的模式，也就是把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划分为工业和服务业中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或无组织部门，前者由高薪、合格的男性工人组成，即传统的雇佣工人，他们的工作保障、工资和其他利益是工会关注的重点；后者包含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类型，从兼职工作到非自由合同工、所谓的个体经营、电子行业中的新型包工制度，再到家务劳动和其他有偿、无偿或低薪工作。这个部门的特点是低工资、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和高“灵活性”。
对这个囊括了所有长期失业的边缘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的部门，工会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因为根据资本家、国家和工会共同的经典定义，这些人并不是“自由”雇佣劳动者。在这个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就像是家庭主妇一样。他们的工作量往往比“自由”雇佣劳动者更多，但他们的劳动是不可见的。因此，它可以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无限剥削的来源。沿着欠发达国家已知的模式，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是西方企业资本试图降低实际工资水平的方法，以节省生产成本、打破工会的力量。因为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像家庭主妇一样，无法开展游说活动，他们是原子化的。专家们说这些是“劳动力灵活化”，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愿意称之为劳动的“家庭主妇化”（Mies，1981；v. Werlhof，1984）。
将经济划分为“有形”和“无形”部门，这种策略并不新鲜。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方法。按照定义，无形部门被排除在“真实”经济之外，但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有形经济的基础。这些被排斥的部分是资本的内部和外部殖民地，内部是工业化国家的家庭主妇，外部则是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由于欧洲和美国的福利规定和社会保障制度，非正规部门的建立本身还不能使这个部门成为剥削和积累的有利可图的猎场。只有同时削减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政府才能迫使那些被赶出正规部门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任何工资和任何条件的工作。归根结底，这意味着为欠发达世界绝大多数人提供的条件正在回到资本主义中心。虽然目前超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比第三世界国家高得多，但从结构上看，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他们的情况正在接近欠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情况。
对于西方国家的女性和妇女运动来说，这些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削减社会福利、使劳动力合理化和灵活化的综合战略中，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因此，她们构成了西方国家“新穷人”的主体（Atkinson，1982；Möller，1983）。
对于妇女运动来说，这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它们意味着“同安乐的女权主义”已经结束。那些希望通过对国家施加压力，为女性争取更多社会福利；希望通过要求女性在就业市场，尤其是在市场高层有平等机会；希望通过增加女性在政治和其他决策机构的参与来实现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发现自己的期望破灭了。她们今天必须认识到，就女性而言，基本的民主权利、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是“只能同安乐”的权利。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但在资本积累提出要求后，这些权利就被中止了。
另一方面，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对女性的承诺的可能性幻灭了，这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后果：它至少迫使那些没有放弃对女性解放承诺的妇女，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所处的现实，并转向那些被许多女权主义者所忽视、不在她们直接关注范围之内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包括：
1.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重新评估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或父权制是如何与资本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2. 关于殖民主义的新讨论。由于殖民环境正在回到宗主国，而且女性比其他人受这一过程的影响更深，国际劳动分工或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女性的结构性划分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西方女权主义者必须马上了解，被殖民的女性不仅存在于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在美国和欧洲也存在。此外，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个高度发达的“民主”资本主义体系仍然需要这样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民主资本主义所制定的所有规则都被悬置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体系无法满足解放妇女或解放其他殖民地的要求。
3. 在上述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将重新探讨女权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愿景本该是什么或女性解放的现实前提是什么。这种讨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父权制所造成的界限，并考虑到全球市场体系中各个环节内女性的经验和分析。只有在一个包括资本主义父权制所创造的所有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身边所看到的生产关系的视角下，只有通过一个真正的全球和整体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制定一个未来社会的愿景，在这个社会中，女性、自然和其他民族不会以“进步”和“增长”的名义受到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