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溧阳路的家

寄居外婆家

1946年初，春节前夕，我们到了上海。爸爸还在忙他的事，居无定所，我们没有可以落脚的地儿，只好先奔外婆家挤挤凑合着。

外婆家在愚园路1423弄，中山公园对面的一个弄堂。弄堂里有几幢三层楼的连体新式里弄楼房，每排有四个门洞，按照原设计的房屋结构布局，每个门洞应是独立的一家子。因为房少人多吧，而且战争刚结束，即便房东也得牺牲居住的舒适度，靠房租来贴补家用，所以一个门洞里往往有几家合住着。这种房子的外立面是西式的，里面结构布局则与石库门差不多。楼下朝南的正门进去是客厅饭厅，后门进入则是厨房，便于主仆分门出入。二楼、三楼各有南北两间，楼梯拐角处还有两个亭子间，可以分别安排为卧室、书房等，三楼上去还有个晒台。

外婆家租住在其中一栋楼三层楼上的两间房。朝南的一间大些、有二十来平方米，朝北的一间是十平方米左右的后厢房，旁边是楼梯，右拐就是晒台。晒台上搭出了两间小披屋，一间做厨房，另一间既是堆杂物的储藏室，又放了个马桶做卫生间，还搭了个小床，晚上就是外婆家里雇的年轻小保姆的卧室。

我外公是英商怡和洋行的打字员，一辈子行事谨小慎微。抗战期间，外公外婆一直没离开上海，这三层楼的两个房间是他们租的。就这么两间房，前面那间是外公外婆住的，后面一小间是阿姨（姆妈的妹妹）的房间，我们就只能挤在外公外婆的房间里。晚上外公外婆睡床上，我们就在他们的床脚前打地铺，姆妈带着我和大弟弟睡在地板上。我的阿姨在愚园路靠近静安寺的幼师附小当老师，我就每天跟着她去上学，继续我停了一年的小学学业。

我家有住房了

1947年5月，爸爸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上海北四川路溧阳路租到了合适的房子，我们这个家终于结束了飘零动荡，有了自己安定的居所。

为什么爸爸会把家安在北四川路溧阳路？这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前两年虹口多伦路文化街建设时，当地政府邀请一些在虹口住过的老文化人座谈，我发现搞筹建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历史上虹口会聚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居住，作为曾经的居民，我给他们讲了这段历史。

上海沦陷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河北面，苏州河北面的居民有很多回到乡下老家或逃难去了后方；上海的文化人也大多转移到大后方去了。那时因日本与英美还未宣战，中国人若生活在苏州河北面，就如生活在敌占区，要从苏州河北岸进入南岸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经过外白渡桥等几座桥的话，都是要被日军搜身的，还要向日本兵鞠躬，所以本地老百姓都纷纷逃到苏州河南岸的租界里找房子挤着住下。

抗战胜利以后，原先逃难去外地的上海人陆续回到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原租界地区早已人满为患，只有虹口这一带，因原先是日本军队和家属安营扎寨，以及日本侨民经商生活的地方，日本投降后，日籍人士都回日本了，这一带的房子就都空出来了，那些战后回到上海的家庭自然会在虹口找房子住下。

原来在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彼此都较熟悉，自然就会相互介绍哪有空房子，于是大批的文化人都落脚在虹口四川路那一带。譬如顾仲彝、黄佐临、李健吾、熊佛西等创办的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就落脚在虹口的永安电影院旁边。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先后改名为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搬迁到华山路630号的现址，改名上海戏剧学院，一直到现在。

爸爸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在溧阳路1335弄找到了房子，那个房子是在一个小弄堂里，全弄一共只有5个门牌号。1号是座独栋小洋楼，是这里最有钱的人家，那家是做生意的，家里还有汽车，房子前面有个大院子。2号到5号是一排二层的弄堂房子。2号楼上楼下住了三四户人家。没有3号，因为3号4号两栋楼房被打通了，都属于出版家赵家璧家。

我们家租用的部分就是5号底层的前后厢房，打通了使用，实际上就是一间长长的房间。后面还有一个小间，是堆杂物的水泥地房间。旁边的原客厅部分则由另外一家租住。底层北面还有一间，是住5号底层的两户人家合用的厨房。房东一家住楼上。我们住进去时，房间里还铺着日式的榻榻米，说明以前也是日本人住的房子。我们把榻榻米的铺席卷起来，塞在楼梯下面那个斜斜的角落里。50年代初期，上海虽已解放，但经常有国民党飞机来轰炸，警报一响，家家都把榻榻米的铺席拿出来挡在窗户上防流弹。

那时虹口虬江路的旧货摊上，有很多日本人战败回国时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譬如和服，一件和服拆开有很多布料，可以改成我们孩子穿的棉袍、棉裤等衣服。记得爸爸还在虬江路旧货地摊上买到过日本陆军总部的专用信笺，上面还注明美农笺，这种纸看似很薄，但非常结实有韧劲，爸爸平时写稿要用复写纸一式几份留底的，这种纸就很适合。也许是便宜又好用吧，爸爸买了不少，到我们姐弟仨上学时就一本本地拿来做草稿纸用。

虽然爸爸姆妈都搬到了虹口的新家，但我还是挤在外婆家睡地铺，因为我得继续上学。到一年级期末结束后才转学到虹口的江湾路小学（当时叫复新小学），升读二年级。

在溧阳路的邻居中，比较知名的有赵家璧先生，住我家隔壁，我们叫他赵家伯伯。后来我慢慢知道，赵家伯伯是位出版家，上大学时就参加了《良友画报》的编辑工作，二十多岁就编辑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我们做邻居时，正是赵家伯伯创办晨光出版公司的时候，这个出版公司是老舍（舒舍予）先生用版税、赵家伯伯卖了松江的田产合办的，出版过包括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还有钱钟书的《围城》等，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老舍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赵家伯伯却成了不被待见的资本家。不过那时候的我，对这些背景毫不知晓，只知道赵家伯伯是位疼爱我的长辈，他知道我爸爸做记者，靠写稿子的那点稿费要养祖母、外公、外婆、姆妈和我们孩子这么一大家子的不易，我们家吃得很俭省，所以他会带我出去吃碗虾肉小馄饨之类，改善一下……他还曾带我到家附近、他的一位住花园洋房的朋友家里去玩，那户人家有一台家庭电影放映机，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卓别林的喜剧默片。赵家伯伯是从事出版事业的，家里的书自然很多，我经常会去他家借书看。记得有一次我家买了一台旧唱机，借了他家的唱片《白雪公主》（美国卡通片《白雪公主》中的插曲）回来听，结果不小心摔裂了，我只好偷偷攒钱，买了一张新的还了回去。赵家伯伯知道后，反而生气了，嗔怪我太较真。1957年我考进上海戏剧学院后，住校了，接触就少了。再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南京西路，就难有见面机会了。只是听说赵家伯伯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身体也不怎么好。

住在溧阳路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一直难忘。有一次忘了是住在几号的邻居带我去大世界玩，那里很杂乱。我们挤在人堆里看戏，边上座位有个男的招呼我说：“小妹妹，侬到这边来，看得清爽！”就把我拉了过去，开始他让我坐在他腿上看戏，然后就想偷偷地把我抱走了！我当时一边挣扎一边叫了起来，带我去的邻居听到我的叫声，就一把把我抢回去了。那个时候的大世界，就如爸爸在《大世界》一文中所写的：“在戏曲、杂技、曲艺本身说，大世界所收罗的水准并不很低，即如扬淮戏曲，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地方戏。但当年的大世界，那些寄附的黑势力所带来藏垢纳污，那真是地狱的一面。”我的亲历正是爸爸文字的最好注释。那时的大世界正如其名，除了演艺名角外，妓女、拐子、赌徒等三教九流都有一席之地。前两年大世界重新开张，找我去开座谈会，讲历史，我就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让没有经历过解放前上海生活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很难想象！

我们有书房了

住进溧阳路的1947年，我们家双喜临门：姆妈生下了小弟弟曹景行，爸爸也难得的收到了一笔丰厚的稿酬。抗战期间，爸爸作为战地记者，手头积存了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还有很多照片，都是他在战场上寻觅到的第一手的抗战历史真实记录。爸爸的朋友舒宗侨，是著名的新闻摄影家，日本投降以后，他第一时间赶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在虹口复兴中学旁边的一栋钢筋水泥的大楼里），把日军匆忙撤退时散落一地的、带不走也来不及销毁的资料，包括很多照片，统统搜集起来。爸爸与舒先生一拍即合，两人联手编撰了《中国抗战画史》，由舒宗侨创办的联合画报社出版。这本画史出版后，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以后数十年间，还被多次翻印，被誉为中国抗战的最客观记录。据说二战结束后，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检察官的桌上就放着这本《中国抗战画史》，用其中的图片文字作为起诉战犯的证据。

《中国抗战画史》出版后，爸爸得到了一笔较丰厚的稿费，使他得以把我们家租住的房间作一番改造：把原本一长条的厢房分隔成了前后两间，全家老少三代人可以各有空间，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天井里面搭建了一个书房，所谓书房，其实只是面积很小且低矮的披屋而已，但可以放下爸爸的一张书桌，四壁墙上钉的木书架，可以把他的藏书都归放在那上面，尽管只有六七个平方，毕竟让爸爸在人口多且热闹的家里有了这么个独立的小天地，得以独处一隅、静心工作。

我们是在溧阳路迎接上海解放的，记得爸爸带我去外滩，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看游行队伍，满街拥满了庆祝上海解放的人，不见头尾。爸爸还给我买了腰鼓，我得在家练会了去参加学校的游行，可是小弟景行见了腰鼓，从早到晚地抱着不撒手，只能等他睡着了，姆妈会悄悄地拿给我练习。这段特殊的日子还留下了我们姐弟仨扮起来的照片。

爱读书的姐弟

爸爸到香港去了以后，这个小书房就成了我们的天地，是我们姐弟都爱的小天地。尤其是小弟弟曹景行，从小就是在这个小书房里看书、看书。家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饭菜搁在桌上了，姆妈问：“小弟呢？吃饭了，人呢？”我说：“勿要寻，终归在迭只角落里。”我知道他总爱坐在那个籘编的书架边地上倚着墙看书，看了一本又一本，不声不响，一坐就是半天。他看书实在快，没两年，把书房里的书都看完了。50年代末，我们家搬到了南京西路，离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不远，小弟景行没事就往那儿跑。往往是上午借一本书回家，下午再去换书。“尬快看好啦？”图书馆的管理员不相信他真看完了，用书里的内容考考他，他居然还都能对答出来，只好换一本书给他。以至于后来干脆不要他去翻目录卡了，直接让他到书库里去找想看的书。看书之快、看书之多，确实使他知识面广，现在之所以能做传媒这份工作，有赖于从小大量阅读打下的底子。

与其他财物相比，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了。买书是爸爸的嗜好或者说习惯，哪天不见他带着书回来，我都会觉得不正常，“书呢？”我会盯着他追问。爸爸怕我看书时间太长把眼睛看坏，想法子限制我。有一次，我明明看到爸爸进门时拿着新买来的书，他却糊弄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已经看见了你带回家的是一本《好听的故事》，可谁知他从报纸上剪了一个与书的封面字体大小差不多的“不”字贴在封面的书名前面，让书名变成了《不好听的故事》，逗我说：“这是《不好听的故事》，不是给你的书呀！”逗我玩呢！

住在溧阳路的日子里，除了上学，看“闲书”占据了大量的课余时间。那时我看了许多小说，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记得有一套《中华文库》，还有《苦儿流浪记》《格列佛游记》《三个火枪手》《安徒生》等。有的书是爸爸给我买的，有的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我都看得挺仔细。

记得上小学时，一次老师布置作业写周记，当时我刚看完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满脑子都是唐·吉诃德战风车的画面，便写了一篇读后感。老师批评我文不对题，说我写的是读书笔记，不是周记。我虽不敢跟老师争辩，心里却不服气，周记不就是把这一周里经历的最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吗？我这周最有趣的事就是看了《唐·吉坷德》呀，怎么就文不对题呢？回家后，我把一肚子的委屈倒给了爸爸，爸爸倒是同意我的想法的，顿时让我心里平衡了，爸爸是教大学生的，他的话更有道理！

其实，中学时期的我，对于有些名著是很难读懂的，不免产生畏难厌烦的情绪，想读轻松好玩的故事。但是爸爸就会说，“看不懂吗？硬着头皮看下去就看懂了”。譬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三遍。第一次阅读时，只能搞懂其中几对男女的关系。因为没学过世界史，对于书中大段的欧洲历史背景的描述，觉得不知所云，往往一目十行地跳了过去，还美其名曰：“只看和平，不看战争。”后来学了世界史课程，才读懂了书中所描述的俄罗斯历史上这场伟大的抗法战争如何导致了拿破仑的灭亡，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书中人物的命运。我十八岁生日时，爸爸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套精装本的《战争与和平》。可惜这部书被小弟景行借给同学了，这个同学是上海滩老字号精益眼镜店老板张家之后，“文革”中自然躲不过抄家，我的生日礼物就一起被抄走了，再也没找回来。我家小弟借了张家的古典音乐唱片，也在我家抄家时被抄没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种中外名著重新印刷出版，我又去新华书店排长队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

上中学后，爸爸的书架早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了，图书馆就成了我课余常去的地方，但是爸爸的阅读经验对我的阅读习惯形成还是有所影响。我的习惯就是读了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作品后，继续找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来读，如此就可深入理解和熟悉这位作家笔下的时代背景、社会风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各种人物了。譬如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就必然去读《安娜·卡列尼娜》，然后是《复活》。屠格涅夫的作品，我曾在两个月内集中读了屠格涅夫《罗亭》《春潮》《贵族之家》等六部代表作，此后，只要提及屠格涅夫，他笔下的人物就会在脑海里栩栩如生般显现。集中阅读的好处就是能加深理解而印象深刻。

也许正是从小的这份阅读经验，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阅读量的积累，埋下了我的人生与译制片的缘分，尤其是名著改编的影片，只要熟悉原著，译制起来更是得心应手。至于读书对一个人的品格形成、价值观树立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