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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0年出生的，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姆妈当时都是战地记者，他们的生活就是跟着战事跑、跟着枪声跑。姆妈因为怀上我了，只得告别战地记者生涯，找个安稳地方待产。当时他们正在江西一带的战区，所以选择了赣州。
那时的赣州，是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实现理想的试验田，他正有搞一份新赣南特区报纸的计划，想把这个既不同于国统区，也不同于延安的探索性的新特区，通过报纸来扩大影响。也许是爸爸在新闻界已经小有名气，蒋经国听说爸爸姆妈到了赣州，就想请爸爸在新闻宣传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就在姆妈生下我不久，蒋经国即与那位俄罗斯籍夫人到我家里，他让勤务兵挑来了一担鸡蛋之类当时紧俏的坐月子需要的副食品，称呼爸爸“曹老师”。爸爸对“太子”的突然造访虽觉意外，但是见他礼贤下士态度诚恳，也就敞开心扉来接待初次见面的蒋经国，这次见面的结果就是接受了蒋经国的邀请，答应主持当地的《正气日报》社务，任主编。爸爸说过，他不想主持工作，怕麻烦，他的个人兴趣还是跑战场、做战地记者、写报道。后来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人想插手报社业务，觊觎这个位置，爸爸就退出了，还是去干他的战地记者了。爸爸很少在家，出去跑一段时间后，回到家里就要赶着写稿子、改稿子，尽快地往各方面发前线的消息。除了国内报纸，他与海外报纸的各方面联系也很多。
就是因为我要出生、把家落脚在赣州，才有了爸爸与蒋经国的个人交往，并影响到他晚年的人生选择。所以姆妈在晚年多次跟我说，“你啊你啊，都是为了生下你，改变了我跟你爸爸的一生”。后来我们家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跟我的出生有关，人的命运往往会遇上这样的偶然和必然。
在赣州的时候，我们租住在当地一户大户人家的两间偏屋中。这户人家的房子一进又一进的，院子很大。战乱当中，流落到这儿来的外乡人很多，他家就把院落外围的偏房拿出来出租。我们家租住了其中的两小间，对面还有一家，也是从外地来这落脚的，姓陈，这家也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大两岁，我跟她特别好，一天到晚黏着陈姐姐。
1944年秋的开学季，陈姐姐要上小学了，是蒋经国夫人在江西赣州办的民粹小学，我又吵又闹，死活要跟着陈姐姐去上学。到赣州住下来后，姆妈又生了妹妹曹霆，有些顾不过来。闹得没办法了，爸爸就把我带去学校，跟老师商量，老师同意让我试读，还说：念得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就回家。我就这么念下去了，所以我四岁就上小学了。有一次体育课参加什么比赛，我还得了个“中华健儿”的奖旗，现在都保留着。在那个小学上了有半年吧，1944年冬，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全城的人家都紧急疏散、准备逃难，我就辍学了。
回忆在赣州的小时候，总有一个永远难忘的记忆，就是有一把调羹戳到我脸上的感觉。长大后，这个记忆始终相随，难以抹去，常感到困惑。一次，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姆妈，她先是很惊讶，然后解释了我这记忆的来由。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还常常是吃晚饭的时候，警报一响，姆妈就得抱起霆霆拖上我，端起饭碗往防空洞里钻。所谓防空洞，就是公园里边的一个类似假山的土堆，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就把里边掏空了，让周围的老百姓藏身。洞里没有灯，也没有凳子，靠墙一溜用泥垒起了土墩，可以坐人。姆妈就把我放在那个土墩上面，继续喂饭，洞里一片漆黑，她也不知道我的嘴巴在哪里，所以调羹戳到我脸上就是经常的事了。
儿时关于日本飞机的轰炸，我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家租住的那户人家，在赣州的灶儿巷，房后那条街叫“爆竹街”，是专门卖鞭炮烟火的。这条街上还有卖毛竹的，江西的山区盛产竹子，毛竹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竹子可以做建筑材料，还可以做竹椅、竹席等家居用品。有一天半夜，日机来轰炸，虽说万幸，日本人的炸弹没有落在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但炸在了爆竹街上，一整夜的鞭炮声震耳欲聋。还有那些毛竹，一节节的竹节里边是空的，一轰炸、空气温度升高，受热的竹子就会膨胀爆开来，那声音比鞭炮还要响，怪不得管人工制造的烟火叫爆竹呢！那一晚上，后街上的人家，有的中弹受伤了，有的直接炸死了，好多店铺葬身火海了，都在大哭小喊的，剧烈的爆炸声夹杂凄厉的嚎哭声，整整一夜，非常恐怖。那种声音，一辈子听过一次就永远也忘不了。我家租住的房子，后墙原本都是灰砖砌的，天亮以后，再看到那堵后墙，全让燃烧了一夜的烟火给熏黑了。
前些年，江西电视台找我去录制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他们安排我在实景中朗诵，要到赣州那一带去拍外景。我说起小时候出生在赣州，住在灶儿巷，江西台的同志告诉我说，灶儿巷是赣州很有名的老街，现在还保留着，并带我去走了走，依稀认出那幢老宅还在。
抗战的最后一个冬天，1944年底，赣州市天天晚上有日机轰炸的警报，飞机也飞得越来越低，就在头顶上似的。日本人逼近江西了，赣州待不下去了，家家都在准备逃难。爸爸因为工作在身，不能与家人一起撤退。姆妈当时怀着身孕，她牵着我、抱着妹妹，还有之前从浙江老家逃到赣州的我的姑妈以及她的两个孩子，跟着爸爸报社里的同事家属一起，挤上了一辆有篷的大卡车。
记得我们这些妇女孩子挤在这辆篷车上，说是一路向北，逃往赣北山区。我现在还模模糊糊记得逃难路上的一些事。记得有一天晚上，听说前面一辆车被土匪抢了，司机不敢继续赶路，就在附近找一家民居借住一晚。当地老乡看到姆妈是孕妇，与姑妈两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就说不要打地铺了，腾出一张大床让给我们睡。六个人挤不下咋办？又给了我们两条板凳，搁在床边上，一家子头朝里、脚搁在板凳上，横着睡下了。难得的横睡经历让我至今不忘。
我们的篷车行走在山路上，一路颠簸十分艰苦，尤其是抱在手上的妹妹，一路哭个不停。出门时，姆妈是带了个热水瓶的，给妹妹准备了一些热水，结果车上有人指责我们，说是人都挤不下了，还要带热水瓶，万一热水烫着人怎么办！姆妈不擅与人争吵，只好把水都倒了。半路上妹妹因为干渴哭得不行，幸亏卡车路过南丰城，那里的橘子是有名的，古时候是每年要上贡给皇帝的，故称“贡橘”。司机就把车子停在路边，让大家去买橘子。妈妈一生多次说起，是南丰贡橘救了妹妹，也解决了大家逃难路上的口渴。这辈子，只要看到水果摊上有卖南丰贡橘的，就会联想到霆霆和抗战逃难中的那段经历。
我们从赣南一路逃到赣东北的乐平，爸爸在乐平城郊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乐平城外有条江，叫清水江，江边有座原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仓库，偌大的仓库在一个院子里，旁边有两间小房子，原来是石油公司的员工住的，打仗了，油库废了，石油公司的人也跑了，只留着当地一家姓陈的老乡看仓库，我们就在油库边的两间小空屋里住下了。
住在乐平城外、清水江边的不到一年间，远离战火，好似世外桃源。姆妈在乐平生下了弟弟景仲，小名就叫平平。不到五岁的我，对那个农家小院的生活还有些记忆。记得爸爸有时会回到家里，在外面一间屋子里点个小油灯，趴在桌上赶写新闻稿，姆妈则带着我和妹妹在里面一间早早睡下。还记得姆妈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每天我都候着，只要听见老母鸡咯咯咯咯叫，我就要搀着小妹妹的手，一起去鸡窝捡鸡蛋，那时妹妹刚学会走路，捡鸡蛋这活儿，成了我们姐妹每日最开心的事。后来凡看到别人家杀鸡吃，我就大哭，觉得太惨了，怎么能把每天给我们生蛋的鸡杀掉呢！这情结影响了我的一生，这辈子我就真的从不吃鸡肉，只吃鸡蛋。
我们在乐平等到了抗战胜利。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我们家却没逃脱另一场厄运。当地流行虎烈拉，也就是霍乱，妹妹、弟弟都不幸染上了。才四个月大的弟弟侥幸活了下来，两岁多的妹妹挺了一周后不幸夭折了。在妹妹奄奄一息的时刻，有老乡按照当地的习俗半夜里出去给妹妹叫魂，只听到外边有节奏的敲梆子声，还有喊叫声：“妹子哎，回来哟！妈妈等你吃饭咯……”一遍又一遍！房间里，我和姆妈守着即将离去的妹妹，抽泣声声。五岁的我，虽然对死亡的意义还不太懂，但是那么凄厉瘆人的夜半之声，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幼年夭折的妹妹叫曹霆，在家里叫她霆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景字辈，所以我大弟弟叫景仲、小弟弟叫景行。女孩子不用这个排行，都是用有雨字头的单名。我出生时，爸爸说，那就起个“雷”吧，后来有了妹妹就叫“霆”，我们姐妹俩就是“雷霆组合”了。
妹妹的夭折，如同罩在家里的阴影，爸爸产生了搬家的念头。爸爸的一个朋友，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就在乐平县城里，他们银行的职员宿舍正好有空，我们家就搬到那儿待了小半年。真是不消停，我在那儿又出麻疹了。记得银行里有位炊事员大叔，特别照顾我，他认为出痧子一定要忌嘴，不能吃荤的，就专门为我做炒萝卜丝之类素菜，炒得很好吃，以致我一辈子都喜欢吃蔬菜。那时的姆妈，还很难从妹妹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以致心力交瘁，一滴奶水也没有了。只好抱着大弟弟站在街上，看见有抱着婴儿的妇女走过就上前哀求说：“大嫂子，给口奶吧！”后来她说过，当时压力很大，爸爸不在身边，已经失掉了一个女儿，再要丢掉一个儿子，怎么交代？后来幸亏有朋友从当地部队里搞了点奶粉，加上米糊什么的，紧紧巴巴地喂养了弟弟。
战争终于结束了，可爸爸要去采访日军投降仪式和审判战犯的新闻，无法来接我们，是姆妈带着弟弟和我离开乐平回上海的。我们搭上了当地农民划的一条小木船，那个船是给日本战俘运萝卜的，我们叫它“萝卜船”。船舱里装满了萝卜，上面铺着木板，我们吃、睡都在铺板上，有个小篷可遮风避雨。我们在船上每天吃萝卜，要么煮萝卜块，要么炒萝卜丝，就这样，从清水江到鄱阳湖，再到长江，从乐平到九江、芜湖，每天走一点点，在船上摇晃了好多天。到了芜湖，登上了长江大轮船，那么宽敞明亮，我感觉像是走进了一座宫殿！
战争年代度过的童年，会经历一些非常特殊的生活，给人留下深刻的、独特的记忆。